黃河青山紐約，紐約(12)

紐約，紐約(12)

　　我們仍然活在昨日的觀念和有限的視野中。我們常把事實和自己的價值、偏好混為一談。主要的困難在於，我們所檢討的事件大於我們的經驗範圍。中國革命延展一個半世紀，相當於兩倍的個人壽命。但又像離我們不過幾英尺的懸崖，很難給予超然的評估。中國籍的學者自然無法免於黨派的爭議。他們想找出來，在上一回政治之爭中，到底誰是誰非。美國的學者除了要應付美國主義的心結以外，還發現整合的主題威脅到學術分工。我們如何將文化討論轉成經濟？我們如何進行一半人文科學一半社會科學的課程？如此一來，教師豈不是被迫先教七堂課的詩歌，然後再教統計學到學期結束？這樣的混合前所未見。如果你研究中國哲學，就會以毛澤東思想做總結。如果你處理清代的土地資料，可能將討論延伸到目前的穀物產量。你不可能跨越領域。此外，在你的一般主題被接納前，你還必須考慮，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或是芝加哥大學比較願意接受你的研究。

　　也因此，我們將中國革命視為永遠的失敗，數億人口的國家一個半世紀以來不停「搞砸」或「弄糟」。我發現這種說法有違史實時，就必須將一百五十年視為一個單位。以上的圖是我唯一能憑藉的權威，讓我能瞭解，在巨大的時空之下，個人有多渺小。全世界最偉大的領導人只能在曲線運動上施加短期的推力。他們的意識形態是一回事，其實現又是另一回事。但是，雖然看起來像是失敗，實際上卻只是偏離所宣稱的目標。考慮到代表一般轉型的曲線時，每個人都貢獻一小段弧度，一個接著另一個。就這方面而言，蔣介石和毛澤東只是在空間上相斥，而非在時間上。無論他們自己有何感受，就歷史的角度來說，他們一起促成轉型。轉型以弧線的形式逐漸改變路徑，是受制於中國自然經濟的力量，不需要這兩人的認可。與其悲悼中國人民在過去所遭受的苦惱和痛苦，我們應該感到高興，畢竟終於可以完成轉型。愉快的音調應該可以引發希望和樂觀。

　　如果以已開發國家過去的發展歷史為參考，並和開發中國家現在的情景相比較，中國的歷史更加確定我們的觀察：由於科技的進步，各國之間服務和商品的交換勢必擴大範圍。壓力驅使所有的國家重整自己，以符合需求。目標不只是更高的生活水準或更公平的商業交易，而且還牽涉到組織的問題。除非一個國家可以在數字上進行管理，否則就不可能在今日的世界上佔有一席之地。全球地理和不同的文化模式可能引導不同的國家走上不同的調適之路。但面臨更商業化的國際關係時，中國的轉向證明，長期趨勢是朝向各國間的整合而非分裂。

　　我不可能說服中國成為和平的維護者或世界強權。我也不可能刻畫出全球的景象，並堅持它確實證明，重要的歷史發展正在進行，具有自然法的約束效力。但我主張，中國已經展開從文化傳統進化到經濟體系的過程，證據已經經過廣泛而具體的報道。到目前為止，這個事實並沒有受到太大的重視，因為推動事件的人並沒有聲張。我的圖可以寫實呈現前因後果及真實狀況。我還想補充，歷史事件的真正意義何在，締造者和史家往往有不同看法。中國人並沒有受惠于我們的超然立場。我們的學術界人士則忙著捍衛神聖的事務，無法脫離修正歷史的立即後果，不能從中享有自由。

　　在我和長春藤同行前輩的對抗中，我並沒有提到上述的主張。我並沒有提到，蔣介石和毛澤東的作為具備互補的歷史意義。我也沒有說，中國革命的真正意義在於從文化傳統轉型成經濟體系。我只是指出，就大歷史的觀點而言，從公元前221年到現在的中國歷史具有邏輯的一貫性，中國今日的最佳遠景是在集體或合作的基礎上強化財產權，現代中國可以從17世紀的英國擷取靈感，研究相互衝突的觀念如何在法律體系下融為一體。只不過如此，我就失去工作和出書的機會。我被迫以不同的手法和形式來寫這一本書，參考資料不足之處，我必須以個人經驗來填補。

　　在高層次的概論之後，必須轉換到卑微的觀點，暴露自己的缺點和瑣碎。但還有另一重困難：在嘗試就物質面詮釋中國現代史時，我不知如何消除道德衝突。我不知如何表達，我親眼目睹的殘暴確實發生了。我以這個圖表建議，螺旋形狀牽涉到康德、我們在宇宙中的地位、命運預定說、原罪、「因緣」和「陰陽」等，也許可以減輕我們的良知負擔，因為可以借由它們來吸收在過去時點殘忍行為所帶來的衝擊，超越人類救贖或挽回的力量。

　　崇高憧憬向來不是我的習慣或個性。我原來的目標不過是對一個小型文學院的大學生概述通史。但有一就有二，最後我再也無法暫停。我已說過，我開啟這段生命時，不過是想尋求舒適和隱私，並無更大的野心。問題在於，在過程中我逐漸捲入比生命更寬廣的歷史。到最後，我避免放肆時，就顯得很不誠實；我壓制自己的反對意見時，就顯得很虛偽。在此同時，我歷史觀點中的實用價值讓我無法維持緘默。離奇的環境導致我出版這本書，依據的是三十年前在密西根大學取得的新聞特許。我是自己雇用自己的記者，我為一般讀者大眾而書寫。

　　梅爾·高爾德曼（Merle Goldman）將我的朋友廖沫沙歸類成「自由主義者」，他弄錯了。雖然沫沙駁斥死硬左派分子的虛偽主張，但他自己仍是理論派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替我書的封面題字，原因不在於他贊同書的內容，而在於我們長達四十多年的友誼。自從他獲得平反後，我們通了五六次信，有兩三次還寫了數千字的長信。他最近的一封信顯示，他雖然沒有鼓吹階級鬥爭，但仍然相信，中國歷史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直線進展。我雖然不同意他的看法，卻可以從他的處境中想像中國此刻的困境。在新的民法地位穩固並開始生效前，中國的公共事務只能透過共同決議和普遍聲明來協調。

　　在此期間，我認為一党政治無法完全避免。要消除此一現象，社會必須在官僚之外建立中間階層，我建議從工團主義和團體財產權著手。西方的自由主義者忽略技術上的準備，要求立刻解放中國的年輕叛逆分子，等於是建議中國人：「忘記你們的公社，忘記你們的食物配給和鞍山鋼鐵廠。你們只要讓每位婦女塗不一樣顏色的口紅，讓男人吹自己喜歡的曲調或玩自己的樂器，一切就可以解決。」

　　田海男是田伯伯的兒子。他和我於1938年一起進入成都中央軍校。我們在國民黨軍隊中的服役歷史相近，直到抗戰勝利為止。在1945年年底或1946年年初，他加入共產黨軍隊，部分原因是他父親劇作家田漢和周恩來關係密切。他有功於人民解放軍中野炮部隊和裝甲部隊的初期成軍，而且還參與朝鮮戰爭。雖然田伯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死於獄中，但沒有動搖海男以社會主義改造中國的決心。我最近才收到他的第一封直接來信，信中附上一張郵票，紀念田伯伯填詞的《義勇軍進行曲》重新被當成中國的國歌。我雖然仍不知道他的現況，也不清楚他對黨對軍的義務，但我仍然寫信給他，希望他能以自己的影響力去癒合內戰倖存者的情緒傷口。我粗略建議，就我的歷史觀點而言，國民黨和共產黨不應該將對方視為永久的敵人。我在信中又強調，蔣介石在歷史中自有定位。信寄出後，我不確定自己是否做對了，畢竟我們已經近四十年沒聯絡。但他的回信卻充滿快活的語調。他希望我和內人回中國看看，而且我們可以一起去登泰山。對中國人來說，「登泰山以小天下」，登上泰山頂，才知世界有多小。

　　陸詒一度是《新華日報》（共產黨在戰時重慶的黨報）的首席特派員。我認識他是因為范長江成立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時，他是活躍會員。他已離開報界多年，目前活躍於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上海支會，同時擔任兩所大學的新聞學副教授。我于1980年重新和他取得聯繫。從他的出版品中，我發現他就新聞報道的演說含有豐富的歷史內涵，提到在日軍包圍下從徐州撤退，在新四軍事件後在重慶身為共產黨官員的艱困處境，周恩來親自下達他的命令等等事件時，他都會交待背後的歷史因素。我寫信給他時，忍不住勸他降低對黨派的強調。我的舉動並沒有政治動機，只不過是希望能領導下一代擴大視野。但我不知道我的訊息是否能被接受，而且，就算他同意我的看法，是否能採行我的建議也都不可知。但我欣慰地發現，在《萬曆十五年》中文版問世後，他收到出版商直接寄給他的贈書，非常高興。這本書說明現代中國的問題已經過數百年的醞釀，應該也可以發揮類似的勸說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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