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紐約，紐約(11)

紐約，紐約(11)

　　在這個研討會的例子中，泰德親自打電話邀我與會。他已經越過中線來迎合我，百般顧慮我的感受，其容忍程度已超過對他的同輩。他召開10月的聚會時，我又再度發言違背他的期許，一定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但是，不如這麼說吧：我們看待中國的方式，不妨類似19世紀初當代人看法國的方式。如果法國已經歷過法國大革命、恐怖統治、德性共和國、11月反動、拿破崙戰爭、滑鐵盧和維也納等事件，19世紀初的歷史學家研究傳統的法國治國之道時，不可能再沿用平凡傳統的方式。歷史學家非常可能先修正標準，而後再切入主題。他們勢必準備好要清除所有的智識障礙和困難。如果我沒有對狄百瑞提到應該如何修正我們自己的標準，就是不忠於視我為友的這位同行前輩。在2月的聚會時，印地安那的林恩·史楚夫（Lynn Struve）建議，在討論傳統的治國之道時，我們應該看陳子龍。在傑克·朗洛伊的提議案中，他也提到這個名字。

　　10月，哈佛的孔飛力（Philip Kuhn）教授又說：「我們應該看陳子龍。」陳子龍是17世紀的學者，和其他數名學者合編《皇明經世文編》，收錄四百二十五位作者探討明代公共事務的文章。我簡稱此書為《經世文編》，書目中縮寫成CSWP。我自己有這套書，共三十冊，雖然沒有從頭讀到尾，但也全部瀏覽過。在我的稅制專書中，我引用過一百二十五次。即使是《萬曆十五年》這本比較通俗的書，也提到三十二次之多（中文版合併成二十六次）。我必須指出，選集本身並不足以擴展歷史學家的視野。文集的內容漫無章法，多篇文章相互矛盾，有時甚至單篇文章就自我矛盾。如果我保持謙虛，不發一言，等於是欺騙這群人。

　　然而，在這次會議和尷尬處境兩年後的今天，我寫本章的目的不再是證明自己的正確。隱私權姑且不論，我請泰德以人文歷史學家的身份考慮以下主張：我們的史學必須超越所有的組織原則，高高在上。如上所述，我將自己對中國哲學的基本認識歸功於他的啟迪。狄百瑞指導我寫倪元璐的專文時，寫過多封長信對我解釋，中國的哲學家很少主張純粹的唯物論或唯心論，他們大多兩者兼具。這番見解指引我以「陰」「陽」的觀點來閱讀明代的作家，後來再發展成心理和社會學的層次。我和泰德之間存在許多小差異，讀者不一定有興趣，但和歷史沒有太大的關連。不過，我們意見一致之處卻和歷史大有關係。我的大歷史主張似乎帶著傲慢的色彩，但我們可以遵照經濟學家的榜樣。他們提到總體經濟時，指的是縮減過、基礎的、原始粗糙、簡化過的經濟學，通常不需要受過數學的訓練也可以學會。我最大的野心就是建立中國歷史的類似綜述。從我在紐普茲教書以來，這念頭就揮之不去，我也為此賭上一切。

　　美國學者缺乏對中國歷史的綜合視野，部分原因出在現行的學院分工制度、學界的許多傳統和習慣以及主要大學間的競爭。我在普林斯頓時，企圖說服參與《劍橋中國史》明史部分的同行，從跨學科的途徑來建立更扎實的觀點。我的努力不成功，我的膽大妄為反而繃緊和朋友間的關係。即使以費正清博士的威望，也無法改進此局勢。在《劍橋中國史》中，由他編纂的現代史部分欠缺凝聚力，「無論是在內容或表現方式」，這是黃宗智在中文期刊《讀書》所發表的評論。黃還預測，這部作品不可能產生太大的影響，不論是對學術圈或一般讀者。曾擔任《亞洲研究期刊》編輯的羅伯特·卡普（Robert A.Kapp）博士指出，研究中國的學者無法對這一行的知識產生重大貢獻，原因是「專業和企業要求互不相容」。

　　但是，根據我和數位資深漢學家的接觸，我更加肯定，對中國的論述一直讓美國人很困擾，因為這個主題多少帶有道德內涵。也因此，中國必須被視為白雪公主或老巫婆。還有一項因素導致左右為難的處境：美國人不願修正自己捍衛自由民主的形象。《獨立宣言》和《蓋茨堡演說》雖然提供美國所需的組織邏輯，但就技術面而言，我們一直在實施修正過的凱恩斯經濟。即使兩者間的關係真實確切，美國的自由民主仍帶有地理的印記。美國之所以成功，是由於從普利茅茨殖民區不斷往西擴張，疆域包括大湖、平原、草原、山脈和沙漠，一直延伸到太平洋彼岸。即使在凱恩斯爵士出生前，許多美國人就已經發現，擴張經濟的前提是人口持續增長、自然資源用之不竭、明日的幣值比今日的縮水。最適宜的條件被淋漓盡致發揮，加上信用擴大、不帶人治色彩的管理及服務措施的集結等商業技巧，在美國發表《獨立宣言》前，這些都已應用於英國的農業。兩者的愉快結合是世界史上罕見的經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主義的擴張在各國遇到大小不一的阻力。最大的阻力來自于亞洲大陸，因為亞洲人口過剩，又背負沉重的文化傳統，都和現代經濟法則相抵觸，妨礙上述條件的運作。時至今日，並沒有證據顯示中國想抗拒傑佛遜揭櫫的理念，但中國卻承擔不起美國經濟特有的民主和自由。因為這個理由，杜魯門和馬歇爾才宣稱對中國採取「放手」政策。最近包德甫（Fox Butterfield）重塑中國老巫婆的形象。然而，雖然他一再闡述，但《苦海餘生》（China, Survival in Bitter Sea）的結論仍然顯示同樣的見解，只不過呈現方式有所不同。

　　也就是說，理想的完美境界只是抽象的概念。實際上，其具體實現必須混合一國的地理和歷史因素，並受制於這些條件。其癥結在於，所有國家的共同點不在意識形態，而在經濟或數字。有了這層理解，我們可以進一步觀察到，我們今日面臨的奮鬥，大多仍是七百年前事件的延續，當時意大利城邦的商人將他們的貨幣管理技巧西傳到荷蘭和英國，這些技巧終於被採納為管理的基礎，也就是今日所稱的資本主義。20世紀的反美國主義大都起源於對美國經濟勢力的恐懼，害怕的是美國的民間部門，而非政府部門。美國企業雖然外表看似毫無惡意，但卻複雜善變，競爭意識濃厚，其嚴密精細就足以讓開發中國家惴惴不安。

　　整體來說，美國企業是全世界勢力最強大、最有效力的利器。但是，開發中國家對這些挑戰的因應，已經形成特定的模式。即使一開始可能產生仇外和退縮的心態，但最後還是要從中製造出防衛機制，以便和挑戰者在互惠的原則下從事貿易活動。這種倒退的運動即使傾向回歸過去，但卻有機會從文化傳統中找出特定的組織原則，以利再度運用，成為採納貨幣管理的礎石。即便在過程中的平等主義本身都不是最終目的。廓清一切可以消除不平衡，替新秩序創造出可以運作的基礎，如果繼續強調平等，可以使新的上層結構緊密接觸下層結構，否則就會像已開發國家一樣，必須從先進部門徵收所得來補貼較落後的部門，但這已超越開發中國家的能力。

　　我認為這個全景非常令人興奮。種種跡象顯示，中國已完成清單上的每個項目。我沒有理由不相信，延長近一個半世紀的中國革命即將告終。想到這一點，我歷史學家的身份便有所寄託。回顧過去，我可以用塵埃落定的態度來檢視整個中國現代史，其中心主題是文化導向的社會轉變成經濟上可以管理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現況就像是徒有骨架沒有裝潢的結構，擠滿迷惘的住戶，但這現象卻沒有阻止我看出希望所在。最有力的證據是，對法律的需求成為目前的共識。沉迷于權力的革命分子不可能講出這種話。

　　同樣給人無窮希望的是，人類的全面歷史可能已經在望。但是，一方面我們必須駁斥馬克思派烏托邦式的想法，也就是社會將沒有階級之分，國家將萎縮；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揚棄美國化的觀念，也就是美國習俗可以成為未來全球的標準。無論在哪一類情況，原先的假設都太過粗糙簡單，離事實太遠，但對明顯價值的崇拜將使歷史走向目的論的直線進展。我寫本書時，將歷史視為向外發展的螺旋。（我承認這種寫法並不容易，顯然造成本書有許多缺失。）我此刻建議，將螺旋弧線上向外切的箭頭視為變動的道德和社會價值，帶我們提升到崇高的境界；另外有一組向內的箭頭和它們相抗衡，代表環境和歷史因素的拉力，包括人類過去所犯的錯誤。

　　歷史的真實路徑介於兩者之間。此外，人類歷史中能夠被確定的部分，正如康德所說的，符合我們認知心靈的主要架構，也就是圖中的實體部分。超過可能經驗的領域被康德稱為「物自身」，屬不可知，就是圖中的虛線部分。部分讀者可能喜歡界定為神學史，屬信念而非知識的範疇。我們可以借此避免以目的論開始歷史，同時也可以避免以救世主的保證來終結歷史。這個主張可能造就「宗教與政治的國際性分離」，透過學術手段來達成。

　　我對中國的大歷史觀念當然不是人類的全面歷史，只不過是其中一小部分，放入圖中的實體區域。這張圖表有何實際用途？這是能夠支持我主張的唯一邏輯方式。

　　現代中國史牽涉到從偉大的文化傳統轉型到世界經濟大國之一，其起點和終點都相當清晰明確。檢驗鴉片戰爭前的情況時會發現，執行全國事務時大多只是敷衍了事。以石頭起造貞節牌坊仍是政府的有效工具。執行刑法的主要目的在於支持社會價值。官僚由詩人擔任。皇帝並不清楚稅負的確切數字。所有的財政單位都不過是粗略的配額，經過地方官員的擴大和壓縮。把焦點轉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會發現，國務院下設許多部門，有一半和經濟相關。法定貨幣人民幣是現代中國唯一成功發行的全國貨幣。全國生產的主要商品全都由政府來購買和重新分配，農業稅除外。只要經過簡單的邏輯推理即可得知，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已經達成本質的轉型，轉變並非在一次或一代之內可以完成。但今日卻沒有任何學術著作以統一的主題上溯這一百五十年。為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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