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紐約，紐約(10)

紐約，紐約(10)

　　我應該在此時退出研討會，如果我繼續發表自己的主張，只會顯得像煽動者，成為學術圈中的卡斯特羅，尤其是在被紐普茲解聘以後。但人生難免意外的事。5月，我在家中收到泰德寄來一封厚厚的信，附帶傑克·朗洛伊（Jack Langlois）厚達六頁的備忘錄。朗洛伊博士是普林斯頓的畢業生，任教于緬因州的波多因學院（Bowdoin College），據我所知還擔任ACLS的委員之一。在我們于2月集會以後，他參加這個研討會的程序委員會。他在備忘錄中建議，我的《萬曆十五年》可以作為研討會的討論起點。他寫道：「黃博士的《萬曆十五年》中文版將於北京出版，對我們而言應該很有意義。也就是說，中國的學者也可以方便取得這本書，兩國學者將可以就共同的基礎進行合作研究計劃。」這就是我多年來一直努力的目標。我無法拒絕誘惑，無法不回應。

　　我用四天的時間寫了一封長達九頁的信，重申我的立場。身為非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我強調財產權的重要。我又說：「財產權不同於意識形態，不只可以界定，而且可以分割、轉移和流通。在財產權推動下的經濟體系中，社會鼓勵服務和商品進行更廣大的交流。另一方面，意識形態是絕對的因素。」我指出經濟發展中司法制度的重要，我還簡述自己將帝制時期的中國劃分成三大時期。我向委員會呼籲：「我不敢妄自托大，期望你們將我的建議當成權威意見。但我要強烈呼籲你們採取規模類似的大範圍前提。」

　　這封信寄給泰德後，我卻只收到他表示收到的回函。他指出，他必須和委員會討論，詢問其他人的意見後，才能回復我。在此期間，朗洛伊已回到普林斯頓，準備在經費援助下啟程前往中國住六個月，我打電話問他，是否可以在搭機前來看我們。他說，開車到紐普茲對他來說太遠。我問他，我們是否可以在中間點見面。原來他妻子要從紐瓦克機場搭機，我邀請他在送行後一起吃頓飯。在普林斯頓校外有一家中餐廳A-Kitchen。我們進行《劍橋中國史》的計劃時，曾在那裡用過餐，很喜歡那裡的食物。餐廳在九號公路靠近畢肯（Beacon）附近開了一家分店，店名同樣是A-Kitchen。從機場和我們家開車去，時間都差不多。格爾和傑夫和我同行。

　　食物的確不錯，但會談結果就不是了。不知什麼原因，傑克忽然喪失興趣，不再提《萬曆十五年》作為前提的價值。他也不太熱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對話。他提到，許多研討會的人都有興趣致力於地區和當地的研究。

　　這正是我所擔心的事。中國問題的本質在於其範圍深廣，從秦始皇的兵馬俑到毛澤東的紅衛兵，主題都是群眾。強調同質性和單一化，追求量而犧牲質，以村落當公分母（通常是最低層次）作為帝國的底線，這些特質都貫穿整部中國歷史。狄百瑞博士編輯的兩大冊《中國傳統的本源》（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書名大可以換成「如何在不清楚確切數目的情況下統治數千萬人」，卻不會失真。如果忽略基本因素，就只會看到無窮無盡的不理性和荒謬。

　　由於缺乏認識，史迪威才稱蔣介石為「花生米」。日本人大可避免一切麻煩，只要他們事先瞭解到，從中國主體邊緣切一部分來統治，可能會更有效率，但統治整個國家時卻不可能做大幅度的更動，除非經歷重大突破，而事實上日軍的入侵剛好帶來突破。回顧過去，我們現在可以明白，滿洲人將中國問題視為自己的問題時，民族的紛爭才消失。今日這個議題並沒有被忘卻。近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累積大量的準備金，西方的投資銀行又困惑又氣餒，因為中國官員拒絕善用信用評等來借更多的錢，以便在城市產生更多的商業活動。原因在於中國必須想到，前線的經濟有所擴展時，第二線和第三線要有所因應，以連結內陸和下層結構。到目前為止，均衡和成長仍然同等重要。

　　從我的觀點來看，目前正是針對這方面進行歷史探討的最佳時機。數年前，我看過一部中國電影，描述本土設計的魚雷快艇在測試時爆炸。工程師的反應分成兩派。第一派認為中國的海軍建造能力仍然不夠成熟，計劃最好暫時擱置，應該派專家到國外接受先進訓練，才能再建造下一艘快艇。但提倡自立自強的人不肯輕言放棄。他們主張，船艇可以分成三千個部分，如果每個人負責檢查一部分，就可以找出失敗的原因。

　　這部影片反映「文化大革命」時的一意孤行，意識形態的教條淩駕科技之上，最後電影以第二派獲勝結束。寫劇本的人以為，只要牽涉到冶金和材料強度即可，並沒有考慮到船本身的設計、引擎和船身相容度、轉矩、推力、壓縮比率、注油和冷卻系統、管線、氣體力學和流體力學等。在普吉西的許多IBM工程師看這部電影時，大笑不已。就我的角度來看，許多過去的漢學家也犯類似的錯誤。他們地方化的見解讓自己偏離主題，對別人也沒有好處。如果我們忽略傳統中國的整體特質，讓年輕的博士候選人走向地區和地方研究，我們也可能犯同樣的錯誤。

　　我沒有私人動機去堅持自己的主張，但又無法在重大議題上保持沉默。狄百瑞的編制會議預定在10月的最後一個週末舉行。到9月底，我的九頁建議已經寄給他四個月。於是我寫給他一封私人信函，繼續追究這件事。我告訴他，數年來的閱覽讓我產生大歷史的新觀點，不同於從學科的本位立場去分析問題。由於如此，「我在其他人之前顯得頑固，喜歡吵架。」既然是他個人邀我參加編制會議，我希望能在之前先和他見面，容我解釋其間的差異有多重要。只要一天前先通知我，我就可以去他的辦公室。或者，「最好由我來請客」。我邀他和我共進午餐，地點在A-Kitchen，類似我和朗洛伊見面的模式。我想對他來說尚稱便利，因為他住在塔本齊橋西端。無論如何，我以為他會把這封信當成「機密文件」，信只有他自己看，因此我在信中也加入這些字眼。

　　他沒有回信給我，反而用複印機複製我的信，連同其他參與者的建議，一起發送給所有與會者。因此我的私人信函詳細指示如何從八十四號州際公路開車到當地的餐廳，就這樣分送到西雅圖、到柏克萊、到俄亥俄、到堪薩斯、到哈佛、到耶魯、到康乃爾、到普林斯頓。

　　哥倫比亞大學的新宿舍緊鄰海門中心（Heyman Center）的人文學院，很像汽車旅館。進入房間，關上門，拉上窗簾後，忽然搞不清楚是在大學裡，還是在假日旅館的房間中。每個房間都有一張大床和專用的衛浴設備。雖然很舒適，但我在1981年10月30日搬進去時，卻睡得很少。前一位房客留下的煙味殘留不散。建築的隔音設備絕非一流，我可以聽到隔壁同行的對話。他們和我一樣，都是來紐約參加研討會的編制會議。時過午夜，顯然他們剛從酒吧間回來。

　　我的生理竟然無法容忍環境的擾攘，令我大為震撼。我以前曾經是煙槍，抽得很凶，我抽過香煙、雪茄和煙草。年輕時的我隨時隨地都可以睡，帶著鋪蓋或甚至是毯子，可以睡在木制地板上、磚面人行道上或散兵坑中。在中國旅行時，我可以在火車上整夜站著，車廂內非常擁擠，必須要先徵求旁邊旅客的同意才能移動雙腿。現在的我居然如此挑剔。

　　白天的一切也令我不安。我實在不該繼續待下去。我先前的提議沒有受到注意；我的備忘錄沒有得到回應；我建議和狄百瑞博士私下會談的請求被拒絕。我出現在這個會議已經沒有價值，只能站在機密文件的背後作證，我對任何人都毫無惡意。我和同行前輩的意見產生差距，讓我有許多不愉快的經驗。一方面，我必須為我認定是真理的事辯護，但另一方面又發現自己常被視為背叛者，老是忘恩負義。更重要的是，所有的一切都徒勞無功。

　　我被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解聘時，我的朋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夏志清沒有先告知我，就去找狄百瑞，問他是否可以幫我找工作。泰德說，我個人沒有求他，他不好做任何事。其中道理不難理解。我感激他們兩人的善意。但我瞭解我和泰德的個性差異，尤其是他主持校務的特殊風格，因此遲遲不願去求他。自尊的確是原因之一。我不介意求同行前輩寫推薦信，參加公開的競爭。但即使是毛遂自薦去當別人家的園丁，我都會覺得難為情。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普林斯頓。崔瑞德和牟複禮說也許可以幫我申請研究經費，我也只是聽聽罷了。自尊的負擔有兩種層次。我希望內人和兒子可以感染我在羞辱時期展現的自尊心，我也希望將自己對中國歷史的寬廣視野傳遞給中國和美國的學術圈。重要的是，我必須保持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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