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紐約，紐約(9)

紐約，紐約(9)

　　現代中國也持續這個過程，蔣介石虛構上層結構，毛澤東創造下層結構，目前需要填補其間的體系聯繫，「從髮夾到鞋帶」，必須一應俱全。我曾檢視這個概念，將現代中國史的底線往前推移四百年，寫出《萬曆十五年》，又在二十四史中尋求證明。我從來不曾打算以學習歷史的心態住在英國、美國、日本或印度，將這些國家的發展經驗和中國相比較，但我卻仍然獲得這個機會，和當地人時相往來，還參觀歷史景點。現在我不可能擺脫這個較大的參考架構，而且我也看不出為什麼要擺脫。

　　此外，就我目前的歷史觀而言，我並不欣賞將中國歷史切塊切片，卻沒有事先預想到如何還原成整體。如果只考慮具體的事物，可能會忽略當代人製造假像的過程；如果只考慮到他們的觀念和幻想，就可能忽略物質的背景，而後者才是邏輯所在。無論在任何情況下，嘗試以純西方的觀點進行分析時，都會預期中國歷史不可能超越西方經驗的範疇。但即使從我對伊朗和印度的簡短論述中，也可以看出這種預期不切實際。

　　這種史觀成為我和同行和諧共事的最大障礙。德克·博德替我的處境難過，十分關切我們家的生計，盡全力來幫我。但在徒勞無功後，他就勸我移民。他來信說：「你在此地的前景恐怕一點也不看好。」

　　有一次他試著要我去參與一項研究計劃，將中國的所有法律名詞全翻成英文。這種編訂手冊的計劃以前曾經試過，但成效不彰。傳統的律法基本上是刑法，根據觸法者與受害人的親戚關係來施行不同程度的處罰。受害人不一定是原告。必須能夠預先理解中國鄉村中的一百零一件瑣事，才能體會其運作情況，否則法規本身只會顯得太粗糙簡單，內涵又太難以名狀，不可捉摸。我希望自己對計劃宣稱的目的不要如此悲觀。但朋友的父親是湖南一個縣城的地方官，我在童年就看過傳統的判案方式，因此不可能對這項集體計劃太熱衷。數名學者將花數年時間從事中翻英的工作，逐字逐句進行，而且還會用注釋補充相關的周邊細節。這就好像將算盤的所有撥算方式輸入計算機，然後再靠計算機來操作算盤。

　　我和德克一起去哈佛，接受一群年輕學者的面試。我實在不該如此做。我只不過建議他們，應該放寬標準，也許依類別翻譯一些案例，這樣就已經得罪審查小組的部分成員，兩名學者對我投以極輕蔑的眼光。他們對技術的精確講究到極點。我希望德克和他負責審查小組的朋友可以原諒我提這件事。對我來說，現在的學術離最迫切的議題太遠，有一天甚至會被事件所超越。如果我不是有親身體驗，也許就不會強調這一點。我的體驗一方面來自信息錯誤的大學生，一方面則來自受到壓迫的親朋好友。

　　不可置信的是，我自己找工作沒有下文，但卻有工作自動送上門來，有一次還提到薪水的詳細數字，但這次又是將中文古籍翻成英文，又是為了我無法認可的目標。

　　我在哥倫比亞大學又遭遇一次尷尬的處境。狄百瑞博士過去曾多次幫我的忙。他曾替我寫推薦信，特別是幫我申請到古根漢的研究經費。我們的結識始於1965年，他邀我寫論文收入他的研討會合集《明代思想中的自我與社會》（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我的倪元璐專文雜亂無章，他花了數天時間去編輯和潤色。參與他的明代思潮座談會對我是一項殊榮，讓我對明代的新儒學有更深刻的理解。在《萬曆十五年》中的李贄一章，可以說受惠於他的許多研究心得。在我所知道的漢學家中，泰德（即狄百瑞）無疑具備最充沛的精力。聽說他住在塔本齊橋（Tappanzee Bridge），但每天早上七點就出現在辦公室。在經歷60年代的學生暴動後，他擔任哥倫比亞的學術副校長和教務長，顯然證明他優秀的領導特質，能以嶄新的精力讓大學重新上軌道。他的現職是約翰·米契爾·梅森（John Mitchell Mason）講座的教授，可說是名正實歸。

　　在我們認識的這些年間，我覺得他有時親切，有時粗魯。他可以從京都寄來一封熱誠的信，有時還從紐約的家中打電話給我。但有一次我去哥倫比亞，只因為沒有事先約定，他就拒絕我進他辦公室問一個小問題。他堅持完成工作的理由很是充分。他堅守崗位，無法容忍混亂，這兩點都毫無質疑的空間。但我想，他不時突然展現的刻薄不見得全出於無心。舉例來說，1976年，在多倫多慶祝《明代名人傳》的出版時，他提醒三百位來賓，一開始提出這項計劃時，由費正清博士進行評估計劃，但評估報告卻說，計劃不可行。他翻陳年舊賬，卻沒有明白指控，讓坐在前排的費正清毫無心理準備。泰德對替他工作的人不薄，但也牢牢掌握他們。他雖然對友人客氣，卻沒有人可以刺穿他的鎧甲。別人常在背後說他是「強勢的人」。

　　但是，狄百瑞的性格卻是美國文化的一部分。在美國的主要大學，學術管理人員就和企業主管一樣，必須外表謙和但內心強悍，才能夠生存。他們的競爭不只表現在實務工作上，也形諸於個人的強烈企圖心。影響力是靠努力爭取而來的，必須在不造成傷亡的情況下贏得權威的地位。在社會容許範圍內，先發制人最為重要。這種靈活手腕完全不同於我們在軍校所學。

　　對泰德來說，他有不得不強悍的原因。他承擔起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的領導者角色時，整個領域進入最競爭的階段。他的學校位於大城的市中心，因此在郊區興起而市區沒落時特別身受其害。學校是由私人贊助，局勢更為不利。耶魯、普林斯頓、賓大、密西根及加大的中國研究全都保持特殊的「哈佛關係」，因為教職員中不乏哈佛的傑出校友。但是哥倫比亞和狄百瑞卻勢力單薄。他們必須進行激烈競爭，爭取研究經費、替畢業生出版論文、替畢業生找出路。這些全都構成吸引未來學生的相關因素，因此主事者勢必機靈大膽。財務是競爭的最主要項目，獎學金也是。出版也很重要，學生的論文能盡速付印，就有機會找到較好的工作。這些因素環環相扣，某一處成功，其他方面也會很順利。相反的，忽略某個地方，就可能全盤皆輸。

　　我聽到泰德在普林斯頓受到批評，說他主持一些研討會，又寫書又編書，指導的博士論文全都和新儒學有關。我當時回應，哥倫比亞的情況不會比其他地方糟，因為狹隘冷僻的論文題目已成為共同趨勢，學生捍衛老師立場的風氣事實上是起源於哈佛。狄百瑞雖然將研究專注在中國文明的一個層面，但他至少來回推移他的時間點。我的評論一點都不圓滑。就中國研究來說，哥倫比亞和普林斯頓的對立相當激烈，因為雙方的焦點都放在人文研究，但又必須在日益縮水的學術市場上並肩競爭。我既然無法在類似場合保持緘默，很快就不受普林斯頓的歡迎。但我當時卻沒有想像到，我在哥倫比亞犯了更嚴重的錯誤。

　　1981年年初，狄百瑞邀請我。他計劃組織一個研究傳統中國「治國之道」的研討會，預期美東會有一些學者有興趣參加，經費由ACLS贊助。和他通完電話後，我於2月6日傍晚抵達他那裡。約有三十名學者為此計劃聚在哥倫比亞大學，有一些來自其他校園，甚至有兩位來自印第安那波裡。在晚餐的餐會上，泰德熱烈歡迎我。人人都自己付帳，只有我的賬單由他負責。然而開始討論時，我卻很快發現到，不論是資深或資淺，同行和我之間存在巨大的分歧。

　　直到今日，我仍然要說，本書的大部分材料源於這次的研討會，我很願意開誠佈公。我的同行和我在無數的議題上意見相左。但如果我們要以20世紀末的觀點來審視傳統中國的治國之道，我認為必須視之為文化過程，才造成過去的中國有別於全世界其他國家。除此之外，我認為別無他法。一般主題會誘導我們思考，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差距是否可以彌補，或是如魏復古博士所預測的，差距會持續擴大。我針對此一主題已研究多年，我的同行願意聽聽我曾遭遇的麻煩嗎？沒有人有興趣。理由很明顯：他們希望維持從文獻著手的慣例。他們想製造出附加注釋的翻譯，以符合論文的規格。只有符合傳統的學術形式，才能申請到充分的經費。

　　但是，就是因為如此，美國雖然有許多歷史學家，但美國人民對歷史仍然很無知。霍梅尼是瘋子。甘地是好人等等。在此同時，學者發現，威尼斯喪失在地中海的霸權，原因是在亞得里亞海岸砍伐太多樹林。研究中國公社的學者甚至不願多看看普利茅茨殖民區，連枷都在展示之列。評論亞洲諸國的學者也不肯稍微思考一下，美國在1862年通過公地放領法，造成東西方的大差距，起先在生活條件的差異後來延伸至社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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