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紐約，紐約(8)

紐約，紐約(8)

　　我也意識到，中國此時仍然擔心食物自給自足的問題。普遍的配給制絲毫未見放鬆。物價和工資仍然受到嚴格的管制。城市中知識青年的失業率仍然節節上揚。生育管制仍是嚴重問題。情勢不容我產生幻想：公社一旦成為半民營企業，內部的改變將加速進行；交通和其他問題會獲得解決；內陸經濟的多元化將成為事實；內陸貿易將帶來空前的繁榮。我非常仰慕田伯伯，但我無意學他在武昌市的牆上進行大壁畫。我只能說，我們處理中國的問題時，格局不能太小。範圍有限的建議常常不可行，觀點受限的批評常常無關緊要。中國上一次企圖以分裂的國家來各自解決問題，已經是一千年前的事了。氣候和地理因素讓中國在過去形成完整的體制，今日即使想實施地方分權，也必須有組織地進行。首先要有扎實的基礎，才能逐步實施。

　　中國歷史的吸引人之處，在於可以激發不同的想法。當你想到中國的大問題時，不能因為短期的陣痛就放棄治療。治療有時只是治療，但一旦奏效，通常會發展成模式，再變成體制，最後開花結果，形成獨特的文化。最意想不到的是，我在中國時並不瞭解這一點。我是以流亡人士的身份學到歷史教訓，而且大多是在美國時學到的。

　　1949年初，我離開廣東，取道英國殖民地香港前往日本，之後再也沒有回到中國大陸。我最後一次去臺灣，是在1950年。最近美國和中國兩地的朋友都問我：為何不回我的故鄉看看？不久前，母校密西根大學的米格爾·歐克森堡（Michel Oksenberg）教授也問我同樣的問題。不可置信的是，這麼簡單的問題居然最難回答。

　　我當然可以用經濟理由當藉口。我被紐普茲資遣後，就還沒有找到工作，也沒有申請到研究經費，以便將我的中國歷史觀形諸文字。目前我的家庭支出大半依靠社會福利津貼。自從我們去京斯頓詢問後又發現，子女如果在十八歲以下，母子每個月都可以領到津貼。因此除了我的五百美元以外，格爾和傑夫又可以領到四百五十美元。此外，我每個月的教師年金接近三百美元。這些費用讓我們可以勉強維生，低空飛過最低生活水準。

　　我的版稅收入可以用來繳稅。有時我們還動用到格爾的儲蓄。我只要一聽到熱水器要更新，或是屋頂有破洞，心都一陣抽痛。我們可以設法偶爾到附近玩玩。但如果要到紐約市一趟，家庭預算就必須重新大幅更動。我每次訂大筆出版品或買幾本書時，就必須考慮財源。情況最近又有新進展，未成年子女一旦年滿十六歲，社會福利計劃就會停止對母親的補助。事實上，我打到這一頁時，我們剛收到這項補助的最後一筆款項。因此，「賜予我們每日的麵包」不再是祈禱文中的比喻式用法。與其計劃去中國，我還不如擔心傑夫的大學學費。

　　然而，如果要去中國，「費用已支付」的機會仍然存在，有些可以開放給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術交流委員會和北京進行各種「交流」計劃。一般原則是，國際機票由學者的母國提供，到達做客的國家後，所有相關支出都由對方負責。1979年，我申請參加明清歷史學家訪問中國代表團，但被拒絕。委員會宣稱，代表團有大的學校，也有小的學校，有年長學者，也有年輕學者。實際上，十名代表清一色來自長春藤聯盟和數家主要州立大學。所謂的小學校及年輕學者，是指這些學校的畢業生，其中有兩名以前曾擔任杜艾特·柏金斯先生的研究助理。後來餘哈維也曾申請去中國研究工廠的成本控制，我還替他寫推薦函，但也沒通過。我寫到這一段時，哈維正打算去中國，提供IBM 4300系列處理機的安裝後指導，是被公司派去，執行銷售合約的部分內容。

　　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邀請海外專家，停留時間長短不一。在多數情況下，來賓或所屬單位必須支付機票錢。但一旦到中國後，所有相關費用都由地主國負擔。外交部有一筆巨額款項由外專（外國專家）局經管。無論是林業部門或語言研究所，接待單位只要向外專局提出來賓的名字，設立賬戶後，旅館住宿、餐廳賬單、交通開銷等，全都可以簽名報銷。通常會有口譯人員跟著外賓。來賓的任務主要是發表演講。配偶（通常是妻子）則受邀參加非正式的聚會，討論社會習俗和文化事宜。來賓很少領到現金，但同行子女也可以享受免費旅行的優待。任務結束後，還會安排兩三星期的觀光行程。

　　數年前，有個自稱耶魯教授的仁兄充分利用地主國的殷勤招待，整個暑假都待在北戴河，中方發現此一惡行後，才稍加管制鬆散無度的計劃。（讓我氣惱的是，最近上海和香港各有一家雜誌誤認我也是耶魯教授，在這種情形下我絲毫沒有被恭維的感覺。）我的一名學生也利用這種特權，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賓。我的書在中國備受好評，應該可以用一般程序獲得邀請函。事實上，哈維建議讓我的出版社或文化機構來安排。

　　我是出於道德顧慮才不夠積極嗎？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

　　家妹住在中國，彼此已經三十五年沒見面。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她和先生被派到河南當工廠工人。1973年，我在英國時，我們終於又繼續已中斷十年的魚雁往返。但幾個月後，她的先生在醫院做健康檢查時，被診斷出得了喉癌。她在絕望之中寫信給我，問我是否可以請李約瑟博士動用他的影響力，延後她一家人從北京調到桂林的時間，因為首都的醫療設備比廣西好太多。我知道院長無力干涉，因此甚至絕口不提這件事。妹妹一家人還是調走了。兩年後我的妹婿死于新職。後來妹妹又問我是否可以安排外甥出國留學，我又再度說沒辦法。他們明白我的困境，原諒了我，但我仍然覺得愧疚。然而，如果說我在道德方面還沒有準備好見他們，我還可以見朋友和其他親戚。

　　我的朋友都有共同的苦惱：雖然他們住在大都會區，但他們的子女卻在偏遠省份的農場或工廠裡工作。這種流放無關政治，而是牽涉到食物配給、工作機會和房屋等後勤作業。瓊安·辛頓曾提到，她的兒子通過北京大學的入學考試，有資格正式遷徙，但他在配額還沒移轉前就啟程回家，給她添了數星期的麻煩。這個例子顯示，我們所習慣的自由和機動，並不適用於中國。其他來源也證實此一情況。一位朋友告訴我，如果申請雙方互調，會自動獲准，但很難找到適婚年齡的男女願意從北京或上海調到農場去，儘管有時會有財務補助。在這種情況下，我能說什麼呢？我如果無法幫助或安慰別人，至少可以表達同情與理解。

　　但我對歷史的研究卻讓我深信，在這樣的情勢下，並非任意縮減自由來達到邪惡的目的，而是因為生產增加，但服務能力卻趕不上。無論如何，中國已進入一個新領域，深刻感受到中間階層的缺乏，未來必須同時從實務和制度著手。我們應該讓中國的年輕一代意識到他們與命運之約，而不是煽動他們要求全世界沒有人可以給予的自由。他們必須自己去創造自己想要的東西，一切從基礎開始。有時我會以這種語氣寫信給外甥或堂兄弟，舉我年輕時的努力為範例。但我必須加強建設自己，才能傳遞這些訊息。我內心也知道，個體間存有差異，我們的例子不可能完全相同。我不願用自以為是的語調說教，更不想成為棄中國于不顧的外賓。更重要的是，我只能以歷史學者的身份來作證，而不是以受雇人民委員的身份。

　　我想，也許我應該培養敏銳的視野，向美國聽眾揭露我的中國歷史觀。到目前為止，我確實往這個方向努力，結果毀譽參半，而且都很極端。

　　在1975年之前，我曾八次申請歷史研究的計劃經費，核准六次。之後我又申請七次，但沒有一次通過。部分原因在於這些機構資金縮減，而且我年事漸長，競爭力下降。但另一個原因是出在我的大歷史觀點。申請案都必須送交專家審查。身為專家的他們傾向將歷史切塊切片來處理，因而認定真理來自於精細，老舊陳腐的形式勝過實用價值。尤其是在史學方面，就算威尼斯海邊林木被砍伐殆盡造成海權衰微，但也不會有人問你這個論點有何意義。只要彙集林地的資料，充分證明作者的方法有條有理，就可以贏得立即的肯定。如果申請人偏離慣例，引用的年代大於評審的專長範圍，例如將中國的數個朝代一併討論，就會減少被採納的希望。我認為中國歷史一脈相傳，情況更是雪上加霜。由於信息自由法的通過，我可以看到評審拒絕申請案的部分報告，其內容肯定我的猜測。事實上，我曾擔任申請案的評審，對審核的標準並不陌生。

　　但一旦大歷史的觀念盤據我的腦海，我就無法擺脫它。事實上，我從來不曾發明這個觀點。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發生的。我們在成都中央軍校踢正步時，企圖達到完美境界。毛澤東時代對「機械化農業」的著迷也透露出類似的渴望，都導致徒有其表。另一方面，國民黨十四師在雲南遭遇後勤的困境，顯示在中國內陸縣政府以下的體制真空。這個問題上承明代，可以解釋毛澤東時代的困擾，也就是服務的發展無法支持經濟擴展。沒有商業貿易，就沒有商業法。過去沒有商業程序，現在就缺乏官僚的引導。我們必須體察到，這一切都是長期的過程，文化導向的社會企圖轉型成現代國家，才能在數字上進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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