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紐約，紐約(7)

紐約，紐約(7)

　　在帝制時代，中國培養出無數的小自耕農，讓他們成為農地的擁有者，但資本累積到超越這個水準時，政府又沒有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對農民也沒有提供農業信用，農民只好彼此借貸。如果有人可以瞭解上述史實，就可以清楚明白中國當代史。例如，讀到史景遷《天安門》中許多令人不安的故事時，就可以少一些情緒激動，因為事先就知道，中國的革命分子如果從都會—自由化路線著手，就不可能成功，只是冒著生命的危險。這可以解釋整體而言的國民黨運動，並且說明反對者為何失敗，甚至還指出部分反毛人士失敗的原因。但最不可思議的是，「中」國中間階層虛弱的現象積重難返，即使偉大的舵手也得俯首稱臣。

　　且讓我再借用先前的類比加以解釋：假設男孩遇到女孩，陷入情網。假設某些誤會讓兩人從此分離。數十年後重新回顧此一事件時，必須置於禍福逆轉的情境來探討。歷史學家的技藝所在，就是站在類似的有利時點來進行整體的重新評估。新的視野會讓我們以不同角度來審視過去。

　　1949年後的近十年間，毛的成就十分驚人，似乎已從一片混沌中打造出秩序，即使在經濟的領域也有明顯的進步。西方學者提出各種不同的解釋：農業土地的合理化使用可以提高生產力；資源的統合使農民得以進行許多空前的嘗試。在1949年之前，中國有三套不同的經濟體系：一是工業化的東北，成為日本帝國的衛星；二是通商港埠的現代經濟，但主要是配合西方，而非配合中國的內陸；三是內陸的農業地帶，落後前兩者達數百年。在毛的時代，三種體系才開始聽命于同一主人。從蘇聯來的經濟援助和低利率貸款雖然為數不多，但都能用在最重要的地區，因此常常能達成實驗計劃的目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經濟起點很低，受到戰爭蹂躪地區的情況更是惡化。重建其實相當容易。這些有利的因素全都湊在一起，創造出有所突破的印象。

　　問題在於，一旦攀登到高原後，動力再也無法持續。後來，中共和蘇聯產生齟齬，走向國際孤立。意識形態的動力取代技術協調，造成大規模的斷層。黨內開始分裂，起初是溫和派和激進派對立，後來則是激進派內訌。這些都已是眾所皆知的事實。但還有一些尚未被挖掘的秘密。

　　記者和評論家並沒有提醒讀者注意一項背景因素：之所以會發生爭吵和斷層，原因是中國已經進入一個未知的領域，看不到太多的前導指針。產生困境的唯一原因是發現新大陸，但社會組織準備仍嫌不足，無法容納新的突破。我們說中國的都會—自由化成分很弱時，指的不只是中產階級相當稀少，而是更強調商業法尚未上路，背後的法律概念更是付之闕如。現在讓我們看看西方的發展：在發展西方形態的物質文明時，信用的延展、不帶人治色彩的管理及服務措施的聚集等基本技巧都是無可取代的。基本上來說，資本主義是一種藝術，財務資源借而累積到空前的高度，達到最大的利用限度，而分工也變得複雜周密，以致個人的才能可以施展到極限。

　　乍看之下，這些運作背後的信用具備法律上的約束效力，但似乎可以用開明的大我精神加以取代。然而，如果只有信念，運作的規模勢必極有限，企業的分化程度也勢必縮小範圍。原因很簡單：意識形態並沒有數學的固定值，不能在數字上進行管理。中國為了讓人人都成為無私的個體，必須讓上億人依西點軍校般的榮譽法則行事。但在達成任何成效前，推行此一法則的成本就已不堪負荷。也因此，無論中國實施儒家學說或毛澤東主義，無論是在1966年或1587年，結果全都相同。不但私人動機可以偽裝成公眾利益，而且有時公共利益本身都難以確定。

　　數年前毛澤東仍在世時，「農業機械化」在中國是件大事。所謂的「手扶拖拉機」深受青睞。事實上，這種機器的大小相當於美國的電動除草機，公社每購買一台就要花費約一千三百美元。這種機器的動力還不夠強，在稻田中操作不易，而且很難清洗和維修。但為達成此一計劃，或說是為滿足此一意識形態，工廠仍然生產，而農業單位既然是其「俘虜市場」，也被迫購買。這種弊端之所以發生，是因為財產權和主要生產者完全分開。只有在毛去世以後，這個陋習才被廢除。

　　不久前，我們聽說，鞍山鋼鐵廠提議劃歸國營事業，同時繳稅給國家和遼寧省。我們從提議書中才知道，這個旗下擁有數十家鑄造廠和工廠的工業集團，過去被冶金工業部要求提高鋼產量，被財政部視為稅收來源，被省級和市級政府要求提供產品和服務，以支援政府的建設計劃。這樣的「公眾利益」都可能成為各方的爭奪焦點，而且還不是在最受爭議的地區。

　　「文化大革命」將意識形態和經濟事務混為一談，更開啟強人爭奪領導權，而且還達成一個目的：它徹底證明，只靠口號來管理十億人口的國家，根本是不夠的。運動對「資本家剝削」的害怕到達極點，反對分工到歇斯底里的地步，甚至想讓每個人都成為農民和工人。我們不禁要問：為何不學習甘地的榜樣，每個人都自己編織腰布，自己擠羊奶？

　　但如果我們認為整個中國革命只有負面影響，那就大錯特錯了。從新聞報道可知，在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貿順差約五十億美元。再加上先前累積的順差，現有的外匯存底應該接近百億美元之譜（長期外債不計算在內）。對一個開發中國家而言，這真是一項突出的成就。相較於國民黨以前的預算，單是數字就已顯示數十年來的組織力量，足以證明中國已經無法再走回頭路。

　　中國無路可退。雖然此時無法強調私人的財產權，但卻可以強調團體的財產權，而且也應該強調。農業公社可以被視為企業單位。身為歷史學家的我只能說，這是往前邁一大步，而不是倒退。改革可能填補體系上的空缺，因為世界史上並無詳盡的前例可供依循。也因為這個原因，改革似乎可以符合中國長期追求復蘇的獨特模式，在過程中預示更具開創性的未來。

　　在我寫作的此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朝此方向前進。公社有更多的自主權；政策鼓勵生產副產品；內部管理的眾多形式紛紛加以測試；主要生產者享有更多決策權；地方市場經過整頓組織。這些單位成為半私有企業的道路當然仍很漫長，但到目前為止，地方分權的傾向已經明顯而持續。從1981年開始，國務院已經容許設立小商店，以填補公營部門的服務漏洞。如何組織一個全國性的保險網絡，已成為許多嚴肅對談的重點。經濟特區的設置已成為事實。

　　外國投資可以進入特定區域。公營事業已逐漸改變，經營階層必須負責企業的盈虧。工資平等逐漸讓位給依功勞敘薪。如果在意識形態上無法承認自利是公共事務的要素之一，我無法想像這個運動如何推廣和持續。為達成法律的合理性和數字上的管理，這個體系必須取決於團體（包括公社在內）財產權的明確界定。這些似乎是相當邏輯的步驟，邁向中國革命後的重新調適階段。

　　對立概念之間——如公共利益和私人權利——的平衡，並非在短期間內可以企及。但另一方面，我們也發現，歷史上的所有偉大民主體制都是始於各種形式的二元化經驗。我們今天所知道的現代西方兩黨制度，也是起源於兩相矛盾中。代表大我的「陽」和代表私人利益的「陰」能夠同時並存，在中國絕非新鮮事。在過去，由於官僚管理的粗糙，前者才擴展成徒有其表，後者則局限於持有小農地這種無可爭辯的合法限制。我在《萬曆十五年》已再三重複此一要點。中國當前的任務不在用文字創造完美理想的境界，而是讓「陰」「陽」踏實協調，位於合理的範圍內。歷史已多次證明，這種做法絕對可行。

　　以前的中國人曾迫于形勢，融和儒家和法家，也曾融和本身的文化傳統和佛家教義。如果舉一個近例，英國17世紀末的經驗特別能激勵我。我已經說過，衡平法和習慣法的合併，是從對立的思潮中創造出一個法律上可行的秩序，透過司法判決來達成。無可避免的是，為追求目前的趨勢——事實上是某種工團主義結合聯邦的部分要素——中國人一定會發現，在經濟單位之間，在個人和國家之間，都會產生利益衝突。這是一個大好機會，正好可以將新的司法制度付諸實行。中國所需要的，是一套可以適用于現代社會的法律前例，而不是將中央集體官僚管理加以合理化的法規，雖然後者可能具有統一而整齊的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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