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紐約，紐約(5)

紐約，紐約(5)

　　發生在印度的事件，和在中國及伊朗一樣，都讓我想到，今日開發中國家面臨的主要關鍵不是道德問題，而是技術問題。在大多數的國家中，本土的制度已行之有年。毫無疑問的是，這些組織原則會以某種形式獲得道德的支持。但國家借資本集中和分工細密引進西方科技後，原先的各種制度不再行得通。這些國家起初的脆弱難逃外國的壓力。雙方對峙時，這些國家必須動員最大的人力資源來抵抗外侮。一旦對峙的當下威脅消失後，每個國家仍必須尋求技術上的適應之道。爭取獨立時所建立的防禦機制，極可能無法完全解除，因為畢竟已成為國家的文化遺產。也就是說，促成工業組織的基本技巧必須來自於資本主義，但由於各國地理歷史等因素而必須加以修正，最後就會形成不同層次的社會主義。

　　就印度而言，其村落起源雖難以考據，但可以上推至《吠陀經》和《優婆尼沙曇》，因此至少長達數千年，但受西方影響的歷史最多不超過四百年，而影響最深的部分不過兩百年。我們不難想像，在整頓古老的結構以符合現代需求時，會碰到多少困難。我們提到印度的宗教時，無關神學或教堂。對印度教來說，前者無形而後者根本不存在。另一方面，宗教意味著個人在社群中的社會地位、職業和謀生工具。印度有時被稱為「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接受這個說法的同時，我們必須知道，雖然對村民進行民意調查，但村落仍處在農業階級及長老團的制度下，文盲也尚未絕跡。

　　既然如此，這個國家的新領袖恐怕很難宣稱要全心全意接受資本主義，也很難說財產權可以超越傳統的道德觀。如果請英國人繼續留下來，可能還更好。但在目前的情況下，印度必須保留上層結構中的某些集體工具，以保障無法替自己爭取權益的百姓，否則就會被迫施放補給和津貼，但這又是不可能的任務。因此印度政府將交通運輸產業、最大的銀行企業和全部的保險業全都收歸國有，民間部門只能執行次級或第三級任務。

　　印度採取不結盟路線，國家領導人自然對他們的決定賦予很大的精神價值，因為雖然他們也有缺點，但卻認為自己已經用最合理的方式，結合公共事務中的傳統道德觀及現代科技的好處。這樣的心態讓他們心安理得同時接受美國和蘇聯的援助，卻不積欠任何一方。

　　我們如何面臨被價值觀所分裂的世界呢？跨越國界或文化疆界時，歷史學家如何以充分的信心來處理這些議題呢？我們書寫時，可以避免成為「親X人士」或「懼X人士」嗎？更嚴肅地說，如何可以既不對其他國家懷有偏見，又不背叛自己的國家？

　　一旦體認到上述問題並無萬無一失的答案，我們就可以欣慰發現，標準的分歧並非始自今日，而是向來都存在。事實上，現代科技將利益衝突散佈到全世界的各個角落時，同時也將不同的地區緊密連結在一起。以印度為例，從收歸國有的產業名單就可以看出，政府致力於可以在數字上管理國家。新政府最感興趣的地方，就是推動資本主義的三大要素：信用、管理和服務。這並非令人沮喪的現象。不久前，甘地代表的是與整個西方世界完全不同的道德，現在這個尊他為守護神的國家已經開始修正他的革命意識形態，以便能和其他國家分享這些價值。

　　同樣的，我們必須充分認知到，自由和道德是抽象的原則，其具體化必須取決於時空條件。由於科技不斷進步，我們自己的標準也常常修正。在我住在美國的這三十年期間，已看到美國道德標準經歷劇烈的變化，導致適用到日常生活的自由觀念也有巨大的改變。如果我們期待開發中國家立刻適應我們的標準，是不公平又不切實際的，畢竟這些國家大多數仍處於危急的狀態中，眼看自己的文化傳統在現代化的衝擊下變得支離破碎。

　　從伊朗、印度和中國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發現，其中沒有一個團結一致的國家稱得上是「東方專制政權」，足以威脅到「自由世界」。如果我們仍然聽信這種理論，顯然表示我們還沒有從朝鮮戰爭的震撼經驗中有任何進展。至於「亞細亞復蘇」，這個現象不難解釋，但我們不能把它和一個世紀前帶有煽動企圖的「黃禍」畫上等號，才能瞭解其真正本質。我們必須瞭解，將資本主義引進開發中國家的風險相當高。資本主義成功的原因不只是盡可能利用科技，透過大量生產來改進全國人民的生活水準，而且還在於利用社會服務推動經濟的最後方，以趕上由前鋒啟動的普遍進步。

　　在我寫作的此時，社會福利是美國支出的主要項目之一。農業補助以實物支付（P-I-K）的形式撥出，提高農業部門的購買力，以人為的方式支持農產品的價格。我們很幸運，可以採納這些辦法。在開發中國家，甚至連哪些地方需要社會服務都無法確定，更不要設想其實施能讓人人都滿意。一個落後國家貿然引進現代西方文化，無異於邀請技術最精進的管理技巧，和當地經濟中最欠缺組織的成分一起同台競爭，並以國家天然資源作為獎賞。

　　我將美國在伊朗與英國在印度的經驗相提並論，本書的部分讀者可能會覺得不快。在面對現代西方發展出的信用、管理和服務的綜合技巧時，日本以外的所有非西方文明所採取的因應之道，被學院派人士冠之以「亞細亞復蘇」的一般名詞，他們其實已經先把全世界分成兩個陣營：善於使用數字的人道德上較優越，不善使用數字的人道德低落，而且不老實。這樣的過度簡化也迫使我們以同樣的草率來重新檢視其歸類。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借同一陣營內部不同之處來顯示，挑起子虛烏有的恐懼是相當荒謬的事。如果我們忽略其間的差異，不如將美國在德黑蘭的人質視為八十年前義和團攻佔北京使館區事件的重演。也就是說，雙方都沒有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教訓。

　　如果說有集體的「亞細亞復蘇」，其本質也是防禦式的，而且正逐漸減弱。就最廣泛的意義而言，數千年前孕育于亞洲大陸的偉大文明以農牧立國，無法在全國事務上讓數學發揮最大的功用。使用專制權力當然有其必要。但團結凝聚這些國家和民族的持久力量卻是意識形態的工具：宗教、哲學、詩歌等偉大文學、以及由親屬關係發展出的倫理學。這些要素通常寫於成文法規內，或是成為習慣法的慣例。在現代，這種體制的可管理程度十分有限，成為和西方工業國家競爭時的最大具體障礙。大多數的西方觀察家和部分本土的領袖並不瞭解此一詳情，反而認為社會階級和不平等是更迫切的議題。但據我們所知，這些國家的主要困境在於問題的「不可度量」。他們欠缺正確的信息，即使發現問題所在，也無法處理。

　　但在抗拒西方的入侵和中國抵抗日本的侵略時，本土的領袖已經發現，雖然他們的下層結構是國家落後的原因，但如果能動員傳統價值，還是可以彙集驚人的力量來對抗外侮，因為這些外國勢力具備現代化的上層結構，總是瞧不起內陸的本土權益。他們代表兩種體系，彼此互不兼容。入侵者及其同黨總是佔有技術上的優勢；防衛者的技巧在於擴大衝突，形成群眾運動，用量來彌補質的不足。他們強調這些手段時，造成「亞細亞復蘇」的形象。我們必須提到這個議題，原因不在於魏復古博士的原創性值得無窮無盡的評論，而在於如果不澄清此一基本議題，美國人和亞洲人之間仍會產生嚴重的誤解，但雙方其實沒有必要長久敵對。

　　至於特定的發展，我們必須承認，在毛澤東的時代，中國出現一些破天荒的大事，其中之一就是消除私人擁有農地的現象。這項措施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清楚界定成共產國家，因為這正是《共產黨宣言》中建議行動名單上的第一項。但這件事可以從不同角度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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