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紐約，紐約(4)

紐約，紐約(4)

　　相對的則是十來種「服務與供給」的階級，也就是所謂的「卡明」（Kamin），執行制陶或洗衣等較專業的功能。他們也像是員工的工會團體。至於服務及供給的酬勞，是由農民階級每年依年齡高低支付給「卡明」，照例以穀物來計算，有時甚至是以「一個人所能肩扛的穀物量」等不容置喙的標準來計算。每一個村莊和每一個階級都有自己的長老團，稱為五人委員會（panchayat）。此處必須考量到通俗的信仰。正統的印度教認為，世襲的職業是由神來指派，達成世俗的任務也就是積存靈魂的價值。轉世的信仰更進一步強化理論：工作做得好，來生就可以升級，不過最好能夠完全脫離輪回。

　　我們可以主張，農業階級制度在印度一定有源遠流長的歷史，起因于該國的地理和氣候。缺乏有效的中央集權政權也可能是決定性的因素，強迫村落社群依宗教信念建立架構，並配合自然經濟，以求順利運作和生存。這主張並沒有改變我們的觀察，也就是說，印度社會的下層結構是面臨英國時的致命弱點。事實上，如果對已形成模式的長期發展進行歷史分析，因果之間常常難以劃分。政治不統一和司法制度沒有效力，迫使各地區必須達成經濟上的自給自足。地方經濟的自給自足又造就政治的難以統一。即使各地區的土王都無法借打散底層來改造區域。只要農民階級存在，印度接受現代科技的能力就極為有限，家庭工業成為永恆而不可逆轉的現象。

　　也因此，18世紀的英國發現，可以蠶食鯨吞這個國家。英國人先前已來發展貿易，現在又來建立要塞，和印度的土王建立關係。像羅伯特·克萊夫（Robert Clive）和華倫·海斯亭斯（Warren Hastings）等帝國建造者，很快就創造英屬印度的狀態，並沒有碰到太大的抵抗。印度次大陸就此分成德裡的蒙兀兒（Mughal）政權、瑪拉薩（Maratha）和錫克族、尼薩姆（Nizam）、納瓦巴（Nawab）及其他土王。其後英國對印度的征服，約和拿破崙戰爭和工業革命同時期，一直進行到19世紀末，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膽大包天的殖民行徑。外來的統治者仍然以公司自稱，但卻統治一個出色的文明，領土還比英國大了近二十倍。但英國設法組織殖民地軍隊，設立文官體系，劃分行政管理區，引入法律，重新調整當地的收入來符合自己的需求。

　　英國在印度的經驗已引起充分的辯論，包括歷史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記者、作家、以及從自由到保守等各式各樣的政治人物。他們的重點不一，從社會達爾文主義、白人的負擔到馬克思—列寧派詮釋殖民強權到海外尋找原料和市場。有時我們不免看到英國所為何來的懷疑，因為到19世紀初，東印度公司的利潤已經縮水，但英國仍然不斷投入人力和資源。但這已是題外話。英國在印度的主權部署綿密深遠，前鋒是帝國主義，後衛是資本主義。有別於一般的認定，資本主義的重點其實並不只是著眼於物質上的獲利，更不企求短期內的獲利。信用的延伸、不帶人治色彩的管理、服務設施的聚結等技巧，都促成財政資源累積到空前的水準。

　　新的管理技巧和更多的資源又使整個國家，或說至少大部分的地區，成為更廣闊的新冒險天堂——通尼教授稱這種經驗為亢奮狀態。這種新的生活模式蘊藏更高層次的滿足感，因而釋放出相當大的能量，也讓在印度的英國人如此難以對付。他們的協調工夫一流，因而能維持一貫的衝勁，迅速征服次大陸，讓土王淪為傀儡。但他們也大規模興建鐵路、公路，成立電報服務，擴充灌溉系統，改進公共衛生，在饑饉時賑災，推行種種改革。這些成就賦予他們使命感，最後竟然演變成道德優越的幻覺。

　　這種長鏡頭的看法絕非小看短期的細節。就《甘地》的相關題材而論，我清楚瞭解，在安瑞薩爾（Amritsar）的賈利安瓦拉巴（Jallianwala Bagh）封閉場所，英軍下令槍殺示威民眾，計三百七十九人死亡，傷者更達三倍以上。下令的瑞吉諾德·戴爾（Reginald Dyer）在獵人委員會（Hunter Commission）作證時指出，他下令行動的那一刹那，不再關心原來的目的是為了驅散群眾，只想到「從軍事的角度製造道德的效果」。戴爾將軍被迫退休，駐印度總督也予以譴責。但回英國後，上議院支持他，熱心撥給他豐厚的退休金。甘地因而形容英國政府邪惡如撒旦，整個西方文明腐敗。

　　不過，這些事件更強化長鏡頭觀察歷史的重要。以有限的觀點來討論重大的歷史事件，是極度危險的事。海洋貿易國家比較容易以商業慣例為基礎來培養組織能力，而大陸型的大型農業國家就比較難，如果能瞭解這一點，就可以避免戴爾的錯誤。帝國勢力還有另一項優勢：可以從都會中心推行經濟活動，不去考慮臣服國家的下層結構。這是靠武力打造出來的組織。此時的英國顯然已經忘記本身在17世紀的奮鬥：整合兩種不同的元素，一是英國的農業經濟，二是重商慣例所衍生的組織原則和技巧。此時的英國人也已經忘記，他們已脫離「依賴」荷蘭的「最後桎梏」（借用喬治·克拉克的形容）。

　　此外，本土的英國人比較容易想到駐印英人的美德懿行，不太會想到他們的惡行惡狀。英國把紡織品賣給印度人，犧牲當地的工業，這個事實已經被遺忘。也很少人提起，安瑞薩爾事件的近因是印度人抗議立法准許預先逮捕。農作物歉收原本不一定導致戰後傳染病盛行，造成數百萬印度人喪生，但英國忙於贏取在歐洲的戰爭，無暇注意這件事。殖民地的管理者想擺脫「先離間再統治」的惡名，但在安瑞薩爾事件中，廓爾喀和俾路支族的軍人在戴爾命令下開槍。綜合種種事件，我們就更能理解甘地的革命策略。殖民地的主人在英屬印度創造出上層結構，雖然兇殘，但結構仍然可行。

　　印度人無法直接對英國正面開戰，只好採取不合作主義。公務人員不上班，大學生罷課，大規模杯葛選舉、納稅、英國法院制度及進口布料。這些行動造成參與者的絕大犧牲。但我無法想像，如果在印度以外的地方推行這樣的運動，是否能同樣有效。這一切的背景因素在於，印度教的傳統認為，情欲的滿足和物質的擁有雖然不是天生的邪惡，但也是個人生命週期中較低階段的實現。一個好的印度教徒應該結婚，過好日子，甚至追求成功。但年紀漸長後，就應該「淡出」世俗的追求，達到更高層次的解放。也就是說，縱情享樂和過正常的生活並不罪惡，但禁欲和苦行的價值更高。讀者應該還記得，在農業階級制度下，印度鄉村事實上根本沒有提供累積財富的機會。不合作主義符合放棄世俗、追求精神價值的教義，還多了一層印度文化傳統的訴求。而且，不合作主義也吻合印度的自然經濟。甘地扛起領導重責時，時年四十九歲，雖已婚但已禁欲十多年。他在南非也享有盛名。總之，一切條件全都具備。

　　然而，這番觀察並非指責甘地是機會主義者，或說他的動機並不誠心。事實絕非如此。甘地的悲憫先於狡詐，他的耐心無窮無盡。事實上，他的誠懇常讓部下心煩，因為獨立運動開始有聲有色時，他們想從中獲利。甘地對流血和喪命深惡痛絕，1922年，他領導的運動失控，爆發暴力事件，他立刻喊停，直到1931年才又繼續。

　　在這些事件中，聖雄甘地展現他的偉大之處。他的奮鬥已成為他的人生。群眾運動日益擴大之際，他也必須更無私。這是場永無止境的奮鬥。早期的戰術和策略已歷經靈魂昇華的過程，完全融入他的宗教信念。只有透過無數的絕食和沉默抗議，才能實現權利即力量的理想主義，他的信仰也因此是追求成功的信仰。甘地一直懷抱這些信念，直到1948年他死於印度狂熱民族主義分子的槍下為止。但由於他自身印度教—耆那教徒的背景，他不可能和我們一樣，清楚劃分神聖和世俗。他顯然將象徵主義視為現實的一部分，因此也贊同聖牛崇拜。這些觀念和世襲分工的概念緊緊相連，如果依邏輯的一貫性加以推展，無可避免會回歸印度教因緣和轉世的正統，雖然無法證明其錯誤，但對現代生活卻形成很大的障礙。另一方面，他的折衷主義雖然成為革命的意識形態，在獨立運動時適時發揮功效，但其後卻喪失動能。幸好他的繼承者，尤其是緊接其後的尼赫魯及現在的英迪拉·甘地（和他沒有親戚關係），並沒有盲目跟從他的政策。他們擺脫聖雄對西方物質文化的猜疑，轉而興建巨大的發電水壩和大型煉鋼廠。他們也沒有確實遵照他的綏靖主義。

　　甘地的故事讓我們得以綜覽印度獨立以來的歷史。共產主義雖然有時會進入地方政治，但從來不會形成嚴重的威脅。不過宗教始終是引起爭議的議題，巴基斯坦的獨立多少減輕此一問題，但就國內來說，宗教仍然使國家無法維持一貫的現代化節奏。印度幸虧擁有良好的上層結構，和西方民主亦步亦趨。議會制度雖然不時爆發危機，但大體上仍能運作。在開發中國家裡，印度免于軍人主政的惡名。印度的運輸和通訊系統仍然是亞洲大陸型國家羡慕的對象。在這些優勢之下，印度得以在消除文盲前大膽實施全民普選。但下層結構的基本問題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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