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紐約，紐約(3)

紐約，紐約(3)

　　本文的目的當然不在於替伊朗國王辯護。如上所述，在我的大歷史概念中，中國歷史的底線必須往前挪動四百年。在處理東方遇到西方的主題時，也有必要對西方文明和美國歷史進行深度討論。這個題材過於龐大，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讓事件獲得適當的定位。而且我也急著建立觀察的重點。在這個情況下，巴列維可以符合我澄清前景的目的。到1980年為止，他的故事提供充分的線索，讓我可以完成本書的最後一章。但在我總結一切前，先談談其他要點。

　　我從來不曾去過伊朗。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曾在印度待了一年多。1943年10月24日，身為翻譯官的我隨著中國軍隊在新德裡遊行，從比哈爾到新德裡後再回來，火車的車程約四十小時。到了德裡（譯按：原文如此），我們受到印度軍官熱誠的招待。經過演習和儀式後，我們的英軍主人帶我們去參觀紅堡。多年後，那段旅程仍記憶猶新，在龔坡爾站（Cawnpore Junction）燈光暗淡的火車站，置身於萬花筒般的繽紛顏色中，慵懶怠惰的感覺不禁油然而生。小販叫賣食物的聲音竟然憂鬱至此！相反地，阿拉哈巴德（Allahabad）則是吻合《天方夜譚》童話風格的城市，在樹木的掩映之下，白色或奶油色的圓頂和尖塔指向天際。

　　整體的景觀只能從遠處欣賞。我們的火車在這個城市停靠三次，每一次都讓人產生如夢似幻的感覺。我曾經三次前往位於東方的加爾各答。中國駐印軍從藍伽拔營，準備進行第二次的緬甸之役時，我自願開車載運武器到前線。我們的護送部隊花了四天的時間，才通過蜿蜒的恒河下游，到達阿薩密的茶園區。即使是在藍伽營區，我也常常在傍晚騎單車在鄰近的村落進進出出，嚴格來說是違反規定的。因此，我可以宣稱，在情況允可下，我盡可能四處觀光。後來在紐普茲的亞洲文明課堂上，討論到初級的印度文化和歷史時，我並不覺得自己從未接觸過這個題材。

　　然而，印度總是容易形容，卻難以歸納。「對比的國度」，我只能訴諸這個觀光主題。在靠近藍溪空軍基地，在我經常走過的地區內，通常可以聞到牛糞混合薄荷的清香。從農地回家的農婦頭頂籃子，所哼唱的曲調完全融入薄暮的氣氛中。我如何說明這樣的景致呢？印度鄉間之美或許還有待發現。在格雅（Gaya），我看到據說是釋迦牟尼悟道所在地的菩提樹。但就在不遠處，街道肮髒，下水道沒有加蓋，光腳的小孩到處亂跑，也許正說明深奧的智慧誕生於普遍的無知之中。但結構如此鬆散的參考架構並無法增進我們的瞭解，只會導致誤解。

　　身為華裔的我，比別人更容易誤解印度。表面上，中印兩國有許多共通點。兩國都長久維持獨特而孤立的文明，最近幾百年來都面臨人口過剩和普遍貧窮的問題，都抵抗外來的侵略成為嶄新的國家，但卻都還沒確定在今日世界中的地位。雖然「印中友好同盟」（Hindi-Chini Bhai-Bhai）中透露出善意，但喜馬拉雅山的邊界卻充斥著敵意和相互猜忌。我曾經捫心自問：如果我對彼此的瞭解毫無貢獻，我曾扭曲形象，讓一切顯得更糟嗎？我讀霍蒲·庫克（Hope Cooke）的自傳，讀到1964年尼赫魯葬禮的那一段時十分感動。前錫金的王后描述，當她與丈夫抵達現場時，群眾誤認她丈夫是周恩來，立刻即席唱出「印中拜拜」。但就在不久前，中印邊界爆發武裝衝突，印軍被打敗，反中國的情緒仍十分高昂。庫克女士所見證的是，在人民的層次，友善的感覺總會克服短期的敵意。人們不應該去破壞這種人類間的真誠善意。

　　但整體而言，印度和中國並不瞭解彼此。早期的歷史接觸和印度對中國的影響除外，在現代史上，兩國的文化交流非常有限。我自己發現，如果我和印度同事基於共同的西方文化背景而接觸，比較容易成為朋友，但如果基於各自的族裔文化就比較難。就歷史上來看，印度缺乏政治上的統一，通常把包括村落經濟在內的各種問題訴諸宗教。習于官僚管理的中國人則習慣把公共利益哲學化。把實際轉成抽象的習慣是兩國共通的特性，但由於相信的意願以不同方式和不同層次運作，所以容易看到別國的荒謬，看不到自己的可笑。彼此的誤解和扭曲出現在不同的地方，發展成不同的方向。兩國都仍然在尋找建國的實際公式，都無法揚棄意識形態，儘管許多印度領袖極力將新的共和國建設成一個非宗教的國家。服膺意識形態卻可能導致將行動等同無法討論的道德完美，因此將特定的努力轉成普遍的真理。

　　最近格爾和我去觀賞獲得奧斯卡獎的《甘地》。我相信艾登堡和金斯利表現出色，因為聖雄甘地的一生的確很難用影像來呈現。尤其是對我來說，電影中聚集的群眾讓我回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與我摩肩接踵的真實人群。我看到蒸汽火車頭時，幾乎可以聞到上油的金屬零件所發出的蒸汽味。從房子的屋瓦到浸泡在池塘中的水牛，整個景觀既熟悉又寫實。但這部影片仍讓我有所不安。

　　《紐約客》的影評指出，這部電影的前半部非常成功，吸引大家對甘地產生興趣，但後半部卻不協調。在我看來，錯不在電影，而在主旨本身：甘地身為革命家的角色很容易理解，但身為神秘派人物的他，生命中卻染上模糊籠統的色彩。這無法以傳統的邏輯加以解釋。暗殺者的自白也有類似的謎樣色彩。在高瑟（Godse）被判絞刑前，他說他個人對甘地並無私怨，向甘地發射子彈前還對他敬禮，的確尊敬而祝福他。這種不協調無疑構成教師的最大困難，因為我們必須對美國大學生簡述印度文明的全部歷史。

　　甘地是偉人，但絕非因此而更容易瞭解。他的信念是satyagraha，也就是靈魂的力量。換種不敬的說法，我可以說這是一種簡單的戰術。在美國，我們會說，如果你打不贏一大群人，最容易的方式就是加入他們。甘地的戰術一開始就剛好相反，也就是說，如果打不贏，不要加入他們。但他的溫和抵抗並不是自限於被動的不採取行動，抵抗必須轉成挑釁的抗爭。此外，satyagraha還意味著，外在世界雖然有種種殘暴及不公，但全都可以靠人的內在力量和道德紀律加以克服。可是，不管有無精神上的昇華，這個信念仍然強調成功。你仍然必須獲勝。

　　甘地認為，印度的獨立運動必須和國內的社會正義息息相關。他努力推動改善賤民的地位，同時把古老形式的印度村落生活理想化。他認為不應該有階級歧視，但仍然主張階級之間應該分工。他提倡四海之內皆兄弟，但對自己的子女又很疏遠。他覺得有時自己的理性應該超越聖典的訓示，但又不曾放棄印度教的聖典，而且呼籲人人都保持出生時的信仰。身為領袖的他贏得億萬人民的心，他的教誨強調共存。但他堅守絕對真理，排除以妥協作為解決歧見的工具，甚至在同一派人士中也不例外。他和賤民領袖安貝克（B.R.Ambedkar）意見不同時，他就絕食到瀕臨死亡邊緣，最後才解除後者的武裝。

　　埃塞俄比亞人必須以武力對抗墨索里尼，無法訴諸非暴力的手段，讓甘地深感惋惜，但印度獨立後不久，他就核准派兵前往喀什米爾，儘管其目的是為了避免社群的暴動。這次的行動仍然顯示，有時使用武力是不可避免的。甘地不信任現代醫藥。他也不用機器，認為機器會降低人格。他的手搖紡織機和腰布象徵人們崇尚簡樸，熱愛工作，徹底獨立于現代特色的科技分工之外。但他推展運動所以能夠有效，幾乎都要靠現代大眾媒體創造和散播知名度。如果沒有現代科技，這些媒體就絕不可能存在，他的雜誌《神的子民》（Harijan）也包括在內。現代科技的首要前提則是複雜的分工體系。

　　全世界沒有人能否認甘地的偉大。他向世界展示，人類的精神可以有多崇高。他降低自己而提高同胞的尊嚴。他以樂觀自願的心態來承受苦難和處罰，提振膽小喪志的人的勇氣。他已經發現人類性格中的正面情操，一旦釋放出來，領袖不只善用在高位的聰明才智，而且還要走到街頭，圍著腰布，光著腳，以接近最低層的大眾。他希望能啟發領導這些人，但絕不發號施令。然而，他的生平行誼和特定的宗教特色密不可分，我雖然敬畏有加，卻不可能崇拜。

　　如果我們將革命家甘地和神秘派的聖雄加以區隔，故事頓時鮮明清晰。甘地的策略包括引入宗教的力量，用以抵擋在科技上勝過印度一大截的人類機器。英國能使印度俯首稱臣的主因之一是經濟組織。直到今日，許多印度村落仍然實施「農業階級制度」（jajmani），全國有同質的文化，經濟上卻像單細胞一樣。村民的分工牽涉到許多種類的農民階級。只要種姓制度仍然存在，婚姻就限於同一種姓之間，職業沿襲自上一代。陶工的兒子仍然是陶工，洗衣工的兒子也是洗衣工，如此才能延續洗衣工的種姓。在每個村落中，農業階級形成類似員工的工會團體，他們是主要的生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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