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紐約，紐約(2)

紐約，紐約(2)

　　在20世紀末的我們，書寫時無法避免「資本主義」這個名詞。我依照喬治·克拉克（George Clark）爵士的先例，認定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和運動，把它當成具體的事物，而非一套價值觀。在我和李約瑟博士聯合署名的文章中，我們將資本主義定義為私人財產權信用的廣泛延伸、不帶人治色彩的管理及服務設施的聚結，但這些要素並非不帶任何意識形態的含意和強制的傾向。資本主義不能只由個人來推行，資本家必須包括雇主、雇員、事業夥伴、銀行家、供貨商、客戶、會計師、銷售人員、公關人員和律師。透過奠基於貨幣管理的法律聯繫，整個社會因此緊密相連。在這一切背後的原則，是財產權絕對而至高無上，超越皇室特權和傳統的道德觀。這些概念和慣例截然不同於農業社會的基本性格和慣例，因此從歷史上來看，很少不經過相當程度的暴力而被接受。

　　在這些特例中，我們以位於小島上的威尼斯為例，這個城市透過和平的手法而有資格成為資本主義的先驅。距離不遠但處於內陸的佛羅倫薩，也嘗試在公共事務中進行貨幣管理，卻引爆激烈的衝突。在17世紀，新興資本主義國家荷蘭之所以崛起，是因為抵抗西班牙的宗教大審判。無論是資本或技術勞工，都被代表歐洲主要土地勢力的王室趕到北海邊緣的尼德蘭。我們認為，英格蘭銀行的成立是英國走向資本主義國家的起點，但必要的前提卻是光榮革命結束內戰。美國依資本主義的路線建國，如上所述，幸虧沒有遭遇農業部門有組織的抵抗，因為美國有許多未開拓的土地，唯一的例外可能要算是南方邦聯發起的大抗爭。

　　資本主義容易盛行在有綿延海岸線的小國，而不是處於內陸的大國；比較容易滋長于沒有中央集權文化傳統的國家，而不是中央集權文化豐富的國家。最值得注意的是，亞洲雖然和歐洲勢力接觸達三百多年，但直到近來韓國興起之前，沒有一個亞洲大陸型國家具備明確的資本主義風貌。

　　一個國家轉變成資本主義，對個人有何影響？我認為自身的經驗已相當接近。我要求紐普茲的學生想像，如果同樣的衝擊發生在他們身上，改變可能是「從頭到腳」，也就是說，必要的重新調適會影響到他們的婚姻、家庭關係、商業人脈、人生觀、甚至所使用的詞匯。所需要的不只是決心，還需要協調，絕非像部分經濟學家所說的，只要甩掉古老習慣，接受新選擇即可，尤其在一個人口密集、深受安土重遷文化影響的國家。

　　至於資本主義國家中的自由，我已經說過自己是深受其益。但我必須修正的是，我們在美國所享受的自由是「合理」的特權。也就是說，社會所應用的科技相當先進，分工愈來愈細密，人人都有職業和移動的選擇，我們才可能享受到這種自由。所謂的合理，是指法律制度也不斷擴充延伸，將個人和企業的權利義務劃分得更清楚，以符合新局勢，在新的富裕水準之下，我們所付出的代價不致太離譜。一切都在成長和演化中，時點和協調十分重要。大多數的開發中國家都無法達成這樣的節奏，這也是戰爭和叛亂連連的主因之一。

　　我無法說資本主義主導美國政府的意識形態，只能說政府的運作依賴資本家的技巧。美國政府專注於貨幣管理以及一系列的社會福利，這種策略需要國家經濟最先進的部門能不斷進步。如果形成不平衡的情況，獲利的動機將誘發第二及第三層階層自動補位，讓後續發展更有深度。至於仍然落後的部門，政府會提供津貼、協助及補償。但和許多組織能力還不夠好的國家打交道時，美國常常顯得冷酷無情。這些國家認為美國釋出最會攻城略地的商人，利用這些不設防的國家，絲毫不考慮可能引起的混亂或其後必須進行的彌補。

　　伊朗國王統治的是一個很特殊的開發中國家。他掌握著石油帶來的收益，以為可以達成上層的現代化，同時完成下層的社會改革。他主導土地改革，提倡女權，實施義務教育。問題在於太短的時間內湧入太多的錢。國家欠缺通達下層結構的體系，無法達成必要的協調整合。伊斯蘭教律是為了統一中亞貧瘠地區的民族，以軍事化的簡樸風格生活。所有人相親相愛，人人都必須過著潔身自愛的生活。崇敬安拉是人類生活的主要目的。所有的信徒都必須慷慨施捨。詐欺、偷竊及通姦不僅是私人的罪行，也是公眾的罪行。但這些道德教條卻無法提供複雜組織架構所需的基礎。正統的伊斯蘭教即使傾向神權統治，即使強調聖戰和殉教，也無法脫離農牧的歷史經驗。我曾經瀏覽這個主題的文獻，現代的闡釋果然相互矛盾，混淆不堪，但有一件事很清楚：伊斯蘭教就像儒家教義一樣，將國家視為文化導向的存在，而非經濟上可以管理的單位。

　　大多數的文化教令集中在家庭和村落的層次，社群以上的司法因此得以簡要明快。犯小錯卻蒙受殘忍不人道的懲罰，毫不寬待地執行性禁忌，這些我們都聽得太多。我們已經假定，提起這些事未免太落伍，但霍梅尼重新在伊朗復興這些教義，因而更加確定下列事實：大眾層次的社會習俗並不曾遠離農牧時代的過去。偏離社會習俗無法被寬容，容忍的錯誤範圍從來不曾太大。雖然一再提到伊斯蘭世界的「重商傳統」，但宗教對商人的認可，無非是依據傳統承認商人對社會的服務，從不曾鼓勵他們相信，財產權絕對而至高無上，可以超越傳統道德，更不用說將同樣的原則施展到大眾層次。從現代的觀點來看，這些條件都不利建設流動而多元化的社會。觀察家指出，伊朗的有錢家庭通常會購買土地，投資股票，而不願把資產投入長期的商業投資。有利分工細密及資本自由流動的環境並不存在，更不用說農業人口占全國的百分之七十五，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很難實施現代化。

　　因此，無論伊朗國王在上層推展任何新方案，後續發展根本不見蹤影。最後，整個現代化的計劃似乎創造出一個外來的物體，針對的是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而不是本國。就像是外來文化的殖民地，卻又缺乏後者的精髓。石油換來的美元無法妥善利用在建國大業時，就會花在軍備上，和奢華的消費沒有兩樣。伊朗國王的失敗不只是財富沒有充分流通，也不只是他常為人詬病的管理失當。霍梅尼發動革命時，吸引相當人數的都市中上階級，然而在理論上，這些人在經濟上持續受惠于國王的改革。被罷黜的國王向來對軍隊青睞有加，但武裝部隊並沒有支持他。要測量他的失敗有多嚴重，就要觀察頭重腳輕的快速現代化產生多少疏離感。無數的伊朗人覺得，社會被切成兩半，他們再也無法安寧度日。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美國才會顯得像是邪惡勢力的惡魔。國內的奮鬥轉成國外的聖戰時，美國企業的商業優勢顯得更無法原諒。

　　我認為，巴列維的悲劇不是「錯誤」所能交待。如果說是錯誤，我們等於是將所有的利益衝突，時點的阻塞，以及地理、文化和歷史因素所產生的全球性問題全歸咎於一個人身上。事實上，這樣的錯誤的確存在，通常是由於不幸的領導人過度使用秘密警察。但伊朗國王統治三十九年，理應被視為歷史人物看待。他面臨制度的陷阱。他只擁有獨裁的權力，我們不可能不切實際，以為他會將王位的寶座換成「新波斯的第一公民」這個頭銜，因為這樣做毫無意義，他不可能放棄他所擁有的唯一工具。一旦採取這個立場，他發現討好西方強權既合時宜，又有必要。穆撒德（Mussadegh）必須被驅逐出境。

　　石油資產國家化的速度減緩，簽署巴格達協議，進一步開放西方的投資等等，都是一連串相關的措施。只要他經手的收入龐大而集中，他就可以再投資於大型的重點工程，美國的技術支援自然不可或缺。他不能去注意小的企業單位，因為制度規章及聯繫不足，無法使運作順利。也許他可以多注意地方上的慈善活動，而不是像批評家指稱的，讓教師（mallah）去接觸草根勢力。但是，這批評也要小心處理。在伊朗國王統治下，官僚制度的運作原則完全不同于什葉派時期。他已經進展到解放婦女、消除文盲及重新分配土地。總之，伊朗國王的不幸在於他必須從古老的權力基礎上推行19世紀的改革，同時要面臨20世紀的問題。他計劃的長期利益還無法實現，但他的惡行卻是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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