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紐約，紐約

紐約，紐約(1)

　　我埋頭撰寫本書已經三年。一千多個日子以來，我忙著構思、寫草稿、修改和重寫這些篇章，最後送到出版社的草稿，可能只接近我打出來的四分之一。當然我的基本障礙之一是語言。雖然我在美國居住的時間比在中國長，但有時還是找不到最直接的表達方式，或是最合乎語言慣例的用語，以便將想法呈現在白紙上。我有時向內人求助，最近也偶爾請教十六歲的兒子，這樣的過程減緩我的速度。但目前這個寫作計劃的最大障礙卻在於：我決心拉近的訊息鴻溝實在太大，而且主題的龐大嚴重也考驗我的處理能力。書中似乎包含數十個故事，而每個都忍不住要蹦出來自成一本書。我常常必須濃縮摘要，然後再摘要濃縮後的成果。

　　這個過程無法避免，因為正如前述，史學是一種觀點。如果一個男孩遇上一個女孩，陷入愛河，但某一個週末的事件卻讓他們永遠分手，在那個難以忘懷的星期五和不幸的星期六所發生的事，對他的意義會隨時間不同而變化，五年、十年和二十五年以後回顧都不相同，尤其是如果其後兩人都經歷生命的起起落落，例如從幸福美滿的婚姻到分居和離婚。因此我們每個人都總是在重寫和修正寫不完的自傳，過去必須重新投射於現在的嶄新前景中，而現在卻不時在變換中。既然如此，一個民族和國家的悠久歷史怎麼可能始終不修改呢？畢竟就某個層次來看，歷史是經歷過大時代動盪起伏的億萬人的集體傳記。

　　能與時俱進而讓美國大眾瞭解的中國通史，仍遲遲不見蹤影，我毋需在此贅述。如果沒有這樣的歷史，在處理外國事務時，我們就永遠無法完全瞭解其基本議題的本質。我將於稍後解釋，這個問題也會影響到我們的國內政策。但在目前的階段，我認為妨礙真正瞭解的基本障礙不在於欠缺信息或知識，而在於一直存在的文化障礙。不同套的道德標準間很難產生有效的對話。

　　我曾走過中國和美國歷史的夾縫，自覺有幸能以同樣的坦率來對雙方發言。《萬曆十五年》去年於北京出版，實現了我部分的卑微努力。這本書告訴讀者，中國的問題根深柢固，至少可以往前回溯四百年。法規太粗糙原始，限制太多。政府官員雖然宣揚大我精神，卻無法掩蓋以下事實：他們的所作所為全是為了私人目標和私利。由於民法無法認可商業的信用，分工受到限制，貨幣交易也很有限。這些都導致中國的國家經濟發展緩慢，造成軍事積弱不振，文化呆滯不前。這本書的初版就印了兩萬七千五百本，讓我十分欣慰。我有一位在湖南公社的堂兄，他在長沙買到一本。家妹寫信告訴我，她看到廣西的一位政協委員也有一本，書中盡是密密麻麻的眉批和畫線。北京和上海都出現好評，香港和舊金山也是。

　　後來我又有一篇文章登在李約瑟博士八十大壽的紀念集中，在上海出版，讓我的批評文字又邁進一步。該文批評中國官僚制度盛行，因而導致自然法認可隨意統治的假像。這種管理形態無關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只不過是政治中央集權古老模式中所滋生出的惡習，將技術上的無能妝點成道德上的優越，以維持其假像。我一位從未謀面的外甥寫信告訴我他的感想：書中揭露的景象太令人失望，但如果實情如此，寧可揭穿也不要掩飾。只要毛澤東還活著，任何編輯、出版商或甚至排版工人就不可觸及此一禁忌。事實上，形形色色的「主義」是構成左派史學的基石。不說別的，在X-Y-Z（X指鄧小平Deng Xiaoping，Y指胡耀邦Hu Yaobang，Z指趙紫陽Zhao Zhiyang）的領導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比較容易接受新思想。這兩種著作的出版不只是很大的榮耀，也讓我覺得，中國的革命已告尾聲。革命的意識形態被修正時，革命的舉動也可以重新被納入歷史中（見本書「安亞堡」章）。

　　在寫這本書時，我不時要離開一個文化的邊界，踏入另一個文化。有時我會覺得，自己就像橫越國界卻沒有護照的旅人，本身就是識別證明。沒有現存的權威可以引述，甚至沒有足夠的詞匯來幫我解決彼此的差異。這真是駭人的經驗。但是，等我存心撤退時，卻發現我故事中的邏輯和推理呼之欲出，讓我有繼續前進的動力，前景不再是無法充分描繪的海市蜃樓。目前的這一頁已到達此一境界。也許這次我可以做得更好，先轉到熟悉的場景，以一個事件為起點，和我的讀者分享經驗，即使暫時必須把中國擱置一旁。

　　我開始寫本書時，是在1980年夏天，在德黑蘭的人質仍然是許多美國人的錐心之痛。我們從電視上看到，伊朗的學生在示威時以儀式的動作抽打手腕。他們高喊反美的口號，用美國國旗來拖行李。每天晚上，電視主播總會計算美國同胞被囚禁了幾天。一個遙遠小國的內政居然透過一連串的事件，第一次扯上超級強權，甚至影響總統選舉。幾個月後，人質終於獲釋。媒體邀請人質的太太參加記者會，其中之一是芭芭拉·羅森（Barbara Rosen），無數的美國人一定能分享她的喜悅。電視前的觀眾也許還記得，談判的痛苦道路終於有所突破，在此期間皮耶爾·沙林傑（Pierre Salinger）發特稿記述其過程，細節一無遺漏。獲釋的人質到達司徒雷登空軍基地（Stewart Air Base）時，令人動容。該地離我們只有十五英里，路旁的樹上和電線杆上都系滿黃絲帶。仍然頭昏眼花的他們搭車前往西點軍校，暫事休息並接受詢問。路人對他們揮動星條旗。但有一個相關問題卻沒有獲得充分解答：美國為什麼會落入此一陷阱中？

　　我沒有興趣研究CIA的運作或伊朗國王的資產，這些不過是次要議題。如果美國的勢力得到敬重，CIA的干涉就會受到歡迎，伊朗國王存進美國的資產就不會引起軒然大波。但事實上，美國勢力受到極度的憎恨。許多伊朗的領袖即使是在美國受訓或接受西方教育，也都替霍梅尼做事，和宗教強硬派分子連成一氣。大學生參加激進國家主義的運動，這件事本身就值得注意。在一般的情況下，他們應該會被西方價值所吸引，而不是支持造成本國落後的中世紀制度。

　　我們很容易驟下結論，以為他們瘋狂、不理性、被誤導。薩達特不是稱霍梅尼為瘋子嗎？在他的朋友中，不乏有西方背景的人，霍梅尼和美國算賬時，這些人不是被槍決就是被迫逃亡。

　　美國人還可以進一步肯定，我們對伊朗人沒有邪惡的陰謀。我們以合理的價格向他們買石油，我們也以合理的價格賣給他們軍事裝備和其他商品。如果我們勉強算是有陰謀，可以說是透過新聞單位推廣自由體系的好處，其中包括經濟制度，稱之為資本主義也無不可。我們一點都沒有羞愧之處。我們的經濟制度奠基于自由意志和互利，一點也不像其他主義從階級鬥爭開始，在大規模的暴動和不斷勸誘後，最後就是蘇聯的宰製。

　　美國人厭惡被稱為帝國主義，還有一項原因。在所有的主要已開發國家中，只有美國紀錄清白，累積資本時並沒犧牲其他國家。美國本身就是殖民地起家，自然而然同情被壓迫的民族。美國最驕傲的行為就是拒絕以奴隸建國，這種英雄式的奮鬥卻必須以恐怖的犧牲為代價。如果世界上有公理可言，美國的前盟友和受益國都應該記得，美國如何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如何在戰後推行馬歇爾計劃和其他援助方案。

　　我絕不會挑戰上述主張，這也是我定居美國的主因。我還可以證明，美國生活吸引我之處不只在於自由及便利，還有新奇及魔力。如果這句話顯示我性格中的膚淺成分，我願意承認，不打算辯駁。不過，我想告訴讀者的卻是，系統分析和個人偏好之間存在著差異。除非我們看到這些差異，否則不可能加以統合。

　　首先，我們必須瞭解，被稱為資本主義的現象，本身是一種歷史產物。直到20世紀，這個名詞才常常被用到。馬克思提到「中產階級社會」和「資本家的時代」，卻不曾使用過「資本主義」這個詞。在亞當·斯密的時代，還沒有出現這個名詞，他只把他鼓吹的經濟思想和政策稱為「商業和重商的制度」，以相對「農業的制度」。時至今日，說也奇怪，描寫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時，這個對比具備很高的再利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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