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新港，康涅狄格(14)

新港，康涅狄格(14)

　　我的學生毫不動容，只是認真望著我。我繼續說：

　　「危險在哪裡呢？說來容易。你的國家和中國一樣，都還在重建的階段，局勢不免動盪不安。如果你踏錯一步，可能會被吊死或槍殺。我前幾天告訴亞布—吉達：如果你們答錯，我應該當掉你們，因為美國學生可能因為一個錯誤而丟掉工作，但你們卻可能丟掉生命！」

　　亞連露齒而笑，以為我說得太誇張。「黃博士，」他說：「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我認為情況不至於這麼嚴重。」

　　「沒有嗎？」我問：「你告訴我，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的國家，埃塞俄比亞也是半封建半殖民的國家。你開始兩相比較，發生在中國的事也會發生在埃塞俄比亞……」

　　亞連否認。他說，他的意思沒有這麼簡單。我無視於他的異議，我告訴他，他想用其他人的口號來解決自己的問題。我又建議他閱讀亞瑟·韋利的《中國古代的三種思潮》（Three Ways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但大多數修中國現代史的學生不屑浪費時間去讀。我要他思考孟子的一段話如何影響毛澤東的運動。孟子呼籲全國維持最低生活水準，人人才能溫飽。我告訴他，兩千多年來，中國每個初學識字的兒童幾乎都能背誦這段話。這段故事的教訓是，毛的成功在於他有能力去發掘多數人忽略的潛藏力量，而辭藻不過是最不重要的一環。

　　這番話能不能發揮功用，還有待觀察。清楚的是，差不多在同一時間，我獨自一人懇求我們這個領域的權威修改現有形式，讓教材多一些內容，但我的努力徒勞無功，就像撞到一堵水泥牆一樣。事實上，在修正舊有的形式以前，新形式的教材出現在校園中，更從根削減我的教學能力，威脅我的生存機會。

　　紐普茲的同事新增一些中國相關課程：中國的教育、中國的女性、中國的經濟、中國的農民運動、中國的教育等等。這些課程大多屬「選修主題」，任何人只要想開一門課，不必事先請教他人。如此一來，中國的研究是否可以如我所願，擴大範圍、增添新意、擺脫停滯不前的狀態、啟發學生和教師？如果是就好了！

　　送到福特基金會的《林北克報告》（Lindbeck Report）達成驚人的目的：我的主張幾乎無用武之地。這份報告告訴大家：中國可以被利用。事實上，所有討論毛澤東道德的課程全都利用這位偉大的舵手，無一例外。課程進展時，教師的高貴情操被廣為宣傳，學生被催眠，從中滋生的對話不僅能贏取同情，而且能安撫不知為什麼原因（但肯定和中國無關）而憤懣填膺的年輕一代。中國相關課程不斷出現，毛澤東成為提振FTE的有效良方。只要天真而不加批判地支持他，教師的選課人數就可以增加。這情況不僅限於紐普茲，也出現在長春藤聯盟等主要學府。

　　我對學生解釋，「封建主義」不能適用於中國的現代史，但一位沒有接受中國史學訓練的同仁卻在教五四運動，還指出是五四終結中國的封建時期，時間是在1919年。我提到，事實上中國當前的經濟政策反映出已回歸傳統重心，也就是注重同質性和一致性，但我的一位同事卻用盡經濟術語來稱頌「中國模式」，據說比「蘇聯模式」強多了。我還算了解學生，要他們讀威廉·辛頓的《翻身》。書中提到，充滿革命情操的中國青年用樹枝勾住帽子，邁開大步去參與土地改革時，邊走邊搖晃著帽子。學生讀到這段都很著迷，但他們沒有耐心去看農民如何計算工資和獲利，儘管公式中用到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我也還算了解我的同事。至少有一名是真心誠意推崇馬克思，即使不夠世故。其他人在課堂上勾勒超級進步的主張後，會聚在一起討論如何使家中的廚房更加現代化，例如腰部以上的地方都貼上塑料板。

　　新式教育的影響如何，可以從我的一名學生身上看到，姑且稱她為東妮。東妮修了數科進步的課程。此外，她替校刊《神諭》工作，還可以領到薪水。但這時我已養成習慣，只要學生連續缺席幾次，我就設法聯絡他們。我的學生一開始就很少，可不能再丟掉任何一個。我的課和其他人大不相同，別地方的優等在我這裡不一定吃得開。但我也無意當掉他們，因為他們不好過，我也必須承認教學不力。我會打電話到宿舍去，有時去校園中的餐廳找人，瞭解問題出在哪裡。我在《神諭》的辦公室找到東妮，她同意喝杯咖啡談談。

　　我問她是否生病，她說不是。我問她知不知道自己已經缺課快三星期，她不說話。我提醒她，課程上已開始討論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也許她會有興趣。她對時事如此有興趣，也許這堂課有益於她的未來。我說，我對這主題不是全無準備，我認識教科書中提到的人物，其中有些還相當熟悉。我向她保證，我不想讓這主題變成左派或右派的路線。我又說，教科書將讀者的注意力轉到關鍵人物的言辭爭論，但從史學家的觀點來看，這些不過是其次。觀察的重點在於，「文化大革命」的現象揭露中國的基本弱點。公眾利益的務實議題無法就事論事加以辯論，而必須轉換成道德議題和抽象概念，這就顯示上層結構和下層結構之間欠缺必需的機制。這時東妮打斷我。如果我的立場是如此，如何可以自稱為超黨派呢？我一定是站在批判的角度。

　　我告訴她，我的確站在批判的角度，但並不是負面的批判。我認為必需的機制可以發明和設立。事實上，中國人必須從「文化大革命」學到客觀的教訓，必須劃清何謂公共領域，何謂可容許的私人利益。我始終很樂觀，因為我把中國一百五十年來的奮鬥視為一段很長的轉化期，在其中沒有一件事會重複。在目前的情況下，只欠缺某些成分，但以前的政治體卻容不下任何外來成分，只會產生激烈的反應。這兩種情況有天壤之別。各種跡象顯示，中國的革命即將完成。我們可以開始預期革命意識形態會進行修正，現在再也不能舊調重彈。

　　我們結束討論時，東妮原諒我這位老古板的教師，因為我顯然侵犯她的隱私，居然對她進行紀律方面的審判。她還自動透露，她並不進步，也不激進，只是覺得疲倦無聊而已。她又要上課，又要工作，之所以選這些課，不過是為了累積學分，以便拿學位。她所求於紐普茲的，無非是一紙文憑，讓她可以找一份體面的工作，或許是到西岸去。她的招認讓我無言以對，但我並不覺得意外。我記得《神諭》辦公室內還有四五名學生，全都坐在那裡，百無聊賴。一名學生的帽子上還有一顆紅星。空間內擠滿了人，沒有任何人在工作、閱讀或進行活潑的對話。他們全都顯得無聊而疲倦。我曾看過許多革命分子，全都真材實料，根本不像這群人這麼可悲。

　　1977年和1978年，紐普茲學生人數和我的FTE都持續下滑。我對中國歷史的詮釋更因時事而增添價值，但卻不敵外在的現實。負責任的學生向我抱怨，宿舍裡太過吵鬧喧囂，再也無法念書。懶惰的學生持續擾亂我上課，有一名學生已經缺席兩星期，竟然在課堂上要我簡述前兩堂的內容。如果不回答這種擾亂秩序的問題，只會弘揚我心胸褊狹的名聲。但很少有學生想到，他們會降低認真用功學生的士氣，畢竟有些學生和我一樣，情勢雖然惡劣，卻仍然希望有所作為。有一天，一名女學生跑來建議我，不要對學生的出席率太認真，因為她修的另一門課有五十名學生，但天氣晴朗時卻只有十名學生來上課。

　　我告訴她，如果十名學生都能固定來上課，就是一個理想的班級。但只有六到十來名學生選我的課，一半以上消失得無影無蹤，或是不定期來上課，我根本無法準備教材，不知該針對誰的水準上課。我提醒她，如果學生具備一定背景，情況就不會如此無助，我甚至可以即席上課。但我所有的課都是基礎層次，缺席只會造成更多的脫序。我知道，劍橋的大學生沒有義務去聽課，但他們跟著導師學習，為標準考試做準備。那些上課的教師也是因為學識豐富而取得任教資格，不會受制於FTE。不論是什麼制度，你都必須加以因應。

　　從1977年春季的學期起，我就寫信給常缺課的學生，勸他們退選，讓其餘學生上起課來更順利，更有凝聚力。我總共寄出十五封信。我和直屬上司文理學院院長討論過這件事以後，就把信件的標準格式送到他的辦公室，以便存檔。後來我被解聘時，我寫信給紐約州立大學副校長克裡夫頓·華頓，連這種信的影本也一併寄給他。

　　紐普茲行政人員希望借助考察小組來挽救中國研究課程。他們邀請三位其他大學的專家組成考察小組，調查我們的資源及運作情況，並提出建議。他們的報告理應公正無私又專業，希望能借此支援行政人員採取建設性的行動。考察小組果然成立，完成調查，還發佈一份贊許有加的報告。但紐普茲此時欠缺的並非以理性及邏輯評估局勢的能力，而是行政人員缺乏權威和力量，無法執行合理且合邏輯的決策，而包括主宰FTE人士等全體教職員也欠缺遵守決策的習慣。凡此種種，身為外人的考察小組並無法提供。小組的建議絕不可具備法院命令的強制效果，甚至也沒有仲裁的約束力。結果造成報告大半時候被忽略，後來就學人數剛有起色時，行政人員卻必須解散整個計劃，和三位學者提出的建議背道而馳。

　　但我在校園內也面臨個人的困窘。我抱怨得不到同事的幫助或支持，也無法說服他們，我的歷史觀有利於整個行業。我的FTE不但跌到可笑的水準，而且五年來一直都沒有出版書。在稅制專書出版後，我就再也沒有出書。同事已開始傳言，我雖然寫出兩部書稿，卻缺乏付梓的價值。批評我的人並不瞭解《中國並不神秘》胎死腹中的由來，也不清楚《萬曆十五年》的困難所在，也就是大學出版社認為應交由商業出版社，而商業出版社認為應歸屬大學出版社。說來諷刺，直到1978年12月，在紀念亞瑟·萊特遺著《隋朝》出版時，我才又把文稿交給耶魯，書終於找到知名的出版社。但《萬曆十五年》的書稿被接納時，已經是我收到紐普茲遣散通知的六個月後，出書時我更已離開紐普茲了。這本書被譯成數種語言，但那已是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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