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新港，康涅狄格(13)

新港，康涅狄格(13)

　　我完全照字面上解讀他的來信，因此使盡全力展現我的技術能力。也因為如此，我的信再度觸及哈佛專家的權威，重燃六年前在哈佛所引發的爭議。這一次我寄出文稿後，又過了數星期，卻音訊杳然。我拿出舊信仔細研究，發現費正清寫的每一封信都不同於我上次看到的內容。但我必須說，我覺得很困惑。我已出版的稅制專書已說明我的立場。以柏金斯的地位，我窮畢生之力也無法企及，他的地位絕對不會受到威脅。為了六年前所發生的事，我已經親自站在費正清博士前請他原諒，他也向我確認不會造成傷害。這次還要牽扯到多年前的事，讓我深感意外。

　　我和費正清博士的關係不曾踏上正軌。我們兩人都已跨過文化的疆界，由於都已經接納對方的社會習俗，因此彼此間更難預測對方的行為模式。我羡慕瑪麗·萊特和白修德等他早期的門生，可以有機會長期密切跟隨他學習和工作。基本上來說，他是很情緒化的人，對朋友和學生好到極點。我遇見他時，哈佛的學術階級制度已經建立，而且我又一再犯錯，在他面前顯得像肆無忌憚的取巧者，為追求自己的利益不管他人死活。如果他指控我背叛，我只能無言以對。一些誤解更使關係雪上加霜。1971年，我要升為紐普茲的正教授時，系主任錢獷·連恩（Channing Liem）博士出於對我的好意，邀請費正清來評論我的學術水準和價值。在通常的情況下，校外的評審都是由候選人自己尋找，因為候選人有權找到最利於自己的推薦人。但連恩甚至沒有事先知會我他要找費正清，等收到費正清的推薦函時，他才告訴我。

　　我如果事先知道，一定會阻止他，因為就在這一年的春天，我才因為稅制專書的事和哈佛處得不愉快。如果還希望費正清博士給予好評，此時並不是恰當的時機。即使是我最親近的朋友也不知道，我的視力很差，影像投射在視網膜的時間比多數人晚。在公共場合，我不止一次似乎對費正清博士故意視若無睹。等我發現時，已經太遲了，他的頭已經轉向別處。在求他寫序時，自戀也是錯誤心理的重要一環。在和K往返通信後，我深信自己的書稿很有價值，認定已經被一家素負盛名的商業出版社所接受。我以為，既然書本身的水準很高，扮演輔導角色的人一定也覺得很滿意。我打從內心認為，請費正清寫序的同時，我多少也替自己贖罪。我以為他可以同時支持柏金斯和我，也因此，我忽略信中提到柏金斯的部分。我顯然已經犯下僭越的大錯。

　　最近我再度告訴費正清，我不同意他的觀點，尤其是讀完他的近著《中國行》（China bound）以後。在他的新書中，解讀中國歷史的目的在於替美國的外交政策辯護。這種偏差導致史觀過於膚淺，無法和中國問題的深度相提並論。我們可以說，中國這個前工業社會自行發展，最後就形成中國歷史，但如果只站在學科的角度來看問題，中國歷史就會被迫充斥著只有西方學者才懂的批評。如此分析之下，中國的特色完全喪失殆盡。情勢如此，我除了口頭說說之外，無法表達個人對費公的感激。如果我無法出書，我就是沒有影子的人。我不清楚費正清博士自己知不知道，他只要不去積極支持一項計劃，出版社就會感到遲疑，不知是否要幫忙一位非正統的作者去找出「馬丁·路德的九十五點主張」，且引用已故萊特教授的比喻。

　　1976年，哈佛仍然遲遲沒有消息，我憂心忡忡，格爾怒氣衝衝。我開始察覺，自己再度犯下滔天大錯。「如果他拒絕寫序，」內人仍然憤憤不平：「他應該退回文稿，至少寫信解釋為什麼不能寫序。」感恩節屆臨時，她建議我去哈佛找費正清談。但由於亞瑟·萊特的先例，我瞭解到這些事牽涉到不同的層面。就個人來說，我仍然是肆無忌憚、自私自利的人，在這一番徒勞無功後更顯得如此。如果我沒有得到回答，原因就是不配得到回答。

　　那一年年底，我打電話給K，我說自己還沒接到費正清的回信，並確定他那邊也是音訊全無。這通電話確定《中國並不神秘》的第三次葬禮。我們達成共識，如果有一名權威強力背書，這項計劃就可能復活。事實上，這份書稿顯然已碰到三個好球：快速球、內角球和變化球。有時我很希望，我們的領域能像核物理學一樣容忍修正主義，也就是說，領袖級權威人士的理論被地位較低的人修正時，不會覺得受到惡意的攻訐，至少他們事後可以維持友善的關係。真正的問題在於，就對公共事務的衝擊來說，瞭解中國的重要性並不太亞於核物理。

　　長春藤聯盟的精英同行寧可維持知識階級內的現狀，我理解這一點背後的邏輯，但我也希望他們可以想像金字塔底層的狀況。如果他們願意嘗試，也許就會更同情我的奮鬥。

　　華勒斯是我替一名我在紐普茲的學生所取的假名。他選修我的中國現代史課程時，大約是二十歲。他連續兩星期缺課後，我建議我們應該談談他的課業。他既不是生病，也不是臨時有事不能上課，他只是早就瞭解課程內容。國共內戰時，他的叔叔人在中國境內，親眼看到發生的一切。「國民黨人腐敗透了，」他語氣傲慢。

　　「真是的，華利。我在課堂上提到我曾替國民黨做事、但我無意挑釁，也許我們是腐化沒錯，但這個時期還有許多內容。我已經對班上的學生分析過國民黨失敗的原因和後果。你念過指定教材了嗎？和同學借筆記了嗎？我可以問你一些問題嗎？」

　　華勒斯這時反守為攻，他顯然相當不高興，但不敢看我：「國民黨的軍隊搶走農民的食物和土地，和軍閥沒什麼兩樣，如果這不叫腐敗，那叫什麼？」

　　「也有土地嗎？」我很驚訝，自己居然這麼有耐心：「沒關係，華利。我希望你的學習能多一些內容。如果你想說蔣介石是軍閥，沒問題，許多美國人都這麼想。但我教的是歷史課，我希望你能進入歷史中，即使你只能抓到皮毛，我也很欣慰。現在讓我問你。翁文灝是一流地質學家。王雲五是一流的出版家，甚至可能是中國首屈一指的出版家。胡適是世界知名的作家和教育家。王寵惠是獲得全球肯定的法學家，曾經擔任海牙國際法庭的法官。這些傑出人士都替蔣介石做事，為什麼？為什麼蔣的政府會以失敗收場？除了腐敗以外，你還能再舉出其他原因嗎？也許可以從組織的角度，有些地方出了差錯……」

　　華勒斯仍然沒有看我，眼睛不停轉動。「我叔叔說，」他又說：「國民黨人只想保住自己的官位，其他什麼都不關心。」

　　在這次討論後，華勒斯來上了數堂課，之後又消失了。到學期末，他上課的時數約為全部的三分之一。我對學生宣佈，如果他們滿意自己的期中考成績，可以用寫報告來代替期末考，否則他們就必須考期末考。華勒斯來問我，是否可以給他Ⅰ（代表不完整）的成績，因為他連期中考都沒參加。我告訴他，Ⅰ的評等非常危險，除非在下學期的前六個星期內通過補考，否則註冊組會自動把Ⅰ變成F，就是死當。但華勒斯堅持要我給他Ⅰ。他當然再也沒有回來找我。這種例子層出不窮，無法完全避免，但數目應該可以減少。

　　如果我們沒有任意宣揚這麼多粗糙原始、簡單容易、似是而非、彼此關係薄弱的觀念，如果我們一開始就強調中西方的不同，讓學生產生組織感，幫助他們解決問題，如果我們發揮歷史學家的功能，提供較多推論，減少抱怨，把焦點放在如何重建歷史事件，而非情緒化的面對歷史事件，學生和一般大眾就不會相信：一個道德指控可以抵上五年的學習。華勒斯的例子讓我耿耿於懷。不論他的叔叔是誰，這位仁兄應該可以先讀過中國歷史後再冒充權威。他的侄子缺乏學習的意願，被誤導而相信：中國歷史不過是一則《伊索寓言》。後來碰到類似情況時，我會勸學生退選，這次事件是部分原因。當掉學生不會讓我有成就感。

　　由於哈格提時代對國際研究領域的重視，直到70年代末期，紐普茲仍然吸引很多外國學生。有一次我們聽說，一名校友變成某個國家的革命分子，這個國家到底在哪裡，要查世界地圖才知道。這件趣聞導致下列對話，發生於我和一名來自非洲新興國家的學生之間：

　　「亞連，」我說：「我給美國學生評分，心中並沒有太大的負擔。這些分數會登記在成績單上。理論上，較好的成績會通往較好的工作，或是讓他們申請較好的研究所，之後理論上也會有更好的工作。這是出於經濟上的考量。如果運氣好，這些A或B可以轉換成美元和美分。同樣的，如果我給的分數過高，他們可能以後要付出代價，例如被開除。但這些都是假設性的狀況，機會其實相當渺茫，我不必擔心到失眠，應該不用吧？但對你們來說，情況完全不同。你們並不是要找高薪的工作，而是要肩負領導者的角色。否則，為何政府送你們到國外念書，而且是送到美國？告訴我，你們有多少人享有這個特權？只有少數人或很多人？如果說現在站在我前面的是未來的總理或副總統，我也不會驚訝。但背後潛藏很大的危險，亞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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