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新港，康涅狄格(12)

新港，康涅狄格(12)

　　在我休假的春季學期時，校方實施分散課程的新計劃。每名學生除了所謂主修的必修課程外，還必須從人文、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等三大類別中選修許多學分。但不是每門課都可以算是分散的選修課。委員會擬出一張合格名單，詳列三大類別之下的課程。由於我不屬委員中的任何學系，包括中國歷史等基本課程在內的大多數課程，都沒有列在這張表上。也就是說，學生修我的三學分課程時，等於喪失他可以用來符合必修規定的時間。「不用擔心，」行政人員說：「這個領域很重要。我們會想出解決方法。」但行政人員自己也有壓力，他們必須和控制大部分FTE的科系秘密會商，教職員可以借秘密投票的方式評量他們的表現。就像公司的管理階層一樣，大股東有權借投票逼迫他們下臺。

　　我必須靠自己，我需要更多的學生。出書不一定能保證學生人數增加，但由於沒有系主任或系辦公室或秘書來幫我聯繫學生，我只能用出書來吸引學生。對紐普茲的學生而言，我的稅制和專論太過遙遠，「超越他們的水準」。《中國並不神秘》和《萬曆十五年》才是他們可以使用的閱讀教材。既然《萬曆十五年》還需要整理潤色一番，顯然有必要重新努力將《中國並不神秘》付印。毛澤東的去世，有助於書的適時出版，似乎顯示新時代已經降臨。

　　我重敲費正清這一扇門，必須稍作解釋：《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出版時，我在前言中感謝他的個人教導，以及我從哈佛東亞研究領到的研究經費。我立刻送他一本書，表達我的「推崇、敬意和感激」。他回信表示，他認為這本書是「憑明智又辛苦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就。我到多倫多參加討論會時，他就坐在我的正前方。麥克風功能不佳，我不完美的表達方式讓情況顯得更糟。但遇到很幽默的段落時，我聽到他的咯咯笑聲，讓我覺得和他很親近。大會後我寫信給他，重申我以前的想法：我從他的寫作中建立起自己對中國歷史的概念。

　　這次他承認我是他「智識上的傳人」。無論如何，請他替《中國並不神秘》寫序暗示，我利用他的友善。但從我的觀點來看，這也達成我的目的：消除為上一本書爭議所引起的不快。他一定瞭解，我沒有理由故意觸怒他，因為毫無意義可言。我只是想讓這份文稿有復活的機會。顯然他已經不計較過去的事。這時我如果請他支持我投入心血的另一本書，應該可以產生善意。我雖然投機，但卻沒有惡意。

　　一開始，我寫了一封長信給費正清。用單行打字的這封信長達五頁，花了我兩天的工夫。我提到《中國並不神秘》的性質及目前狀況，提到編輯K喜歡它，但沒有提到亞瑟·萊特先前的否定，因為我想稍後再告訴他所有的細節。我向他解釋，為何這本書很重要：「它也許可以吸引更多大學生進入我們這一行，甚至可以因此挽救我的工作。」在列舉現有教科書的缺點時，我大膽地說：「容我放肆，《大傳統》（The Great Tradition）也包括在內。」這本書是他和賴肖爾（Edwin O.Reischauer）教授的共同作品。

　　但我隨後修正我的立場。我說，我打算出的這本書比較適合紐普茲等二流學校的大學生，不太適合哈佛和耶魯等名校，而在「簡潔的提綱」中的許多觀察都源於他自己的博學基礎。我接著緊扣求他作序的主題，我向他建議，他可以用不同方式來寫序。如果他喜歡我的文稿，他可以寫一篇相當長度的專文，讓我的文字顯得像在闡述及延伸他的主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重新安排版稅的問題。另一方面，我也歡迎他以批判的角度寫一篇短序，點出意見不同之處、我作品的臆說本質及可能的改進之道。

　　我打完這封信、簽名、影印、放進貼好郵票的信封中，但沒有密封。在最後一頁的頁底有一行字：副本：編輯K和他的公司。我已經與K約好見面。請費正清博士幫忙的念頭全來自於K一年多前寫給我的信，他在信中說，為了讓《中國並不神秘》順利出版，作者必須「靠本身的威望壓垮敵人」。他又說，太糟了，我「剛好不是費正清或富路德」。以合乎邏輯的方式推論可以得知：如果得到兩人中任何一人的背書，書稿雖然麻煩叢生，但背後的權威問題就可以解決。後來我對K透露，我和富路德博士比較親近，但我實在很想獲得費正清博士的肯定。

　　在K的辦公室，我忽然覺得不安。我在數天前打電話訂會面時間時，並沒有告訴他來訪的目的。等到第一次和這位能幹的編輯面對面時，我才提到此行的目的，請他協助我。我讓他閱讀沒有密封的信，等於是提議：讓他拒絕不止一次的書稿起死回生。我對K永無止境的耐心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直到今天我仍然很欣賞他的這項特質。

　　起初他一點也不相信。「費正清，」他提高音量：「最近我經手三本中國的書，有兩本是他寫的序！」數秒鐘後，他又重複這句話。

　　這是他拒絕我的方式嗎？我這麼想。但在我想要回話時，他已看到信的第三頁。他閱讀的速度很快。他繼續看下去，態度愈來愈肯定。「這封信寫得很好，」他說：「我看不出有何不妥。我們寄去看看他的反應好了。」他看完信後，更加確定。他把原信遞還給我，我用舌頭舔濕信封上的黏膠，密封後就丟到他桌上標明「出」的籃子中。隨後我把影本給他，讓他存檔。

　　正事談完後，我在椅子上坐下來，許多來訪的作者一定都坐在這張椅子上和K聊天。他向我抱怨：「你們這些人都不知這一行會牽涉到什麼。你們只會說，去做吧，出書吧，完全不知道可能陷入什麼處境！」我告訴他，我現在已經清楚狀況了。自從《中國並不神秘》第一次被他拒絕後，我曾寫信給其他出版社，只有一家大學出版社和一家商業出版社願意看一看我的書稿。但他們全都拒絕了，包裹以最快的速度回到我身邊。不過，就主題來說，其間存著很大的鴻溝，如果有人能加以填補，一定可以從中獲利。我們可以想想影印技術剛發明時，很多商業公司根本沒興趣。

　　接下來，亞瑟·萊特成為我們討論的話題。他以很奇怪的方式讓我們聚在一起。我告訴K，基於我最後一次拜會萊特的觀察，如果我還有一次機會和他從容會談，也許我可以說服他支持《中國並不神秘》出書的必要性。K先生送我搭電梯時說：「如果他的反應是正面的，我們可以避免重複做過的事。」我沒有問他的話到底是什麼意思。我只能猜想，也許這本書就可以在出版社內暢行無阻，不必再經過編輯會議或銷售人員。這時我已更加瞭解K的性格：他相當謹慎，但一旦下定決心，就會毫不猶豫地採取行動。他告訴我，他不喜歡這本書稿的開頭部分，似乎和時事糾纏不清。

　　這句話讓我想到，他對編輯修改的程度已有腹案。他已經預先想到技術上的細節，真是好兆頭。在回家的路上，我橫靠在巴士的座位上，充分利用鄰座無人的好處。我看到路邊的紫色苜蓿花盛開，秋天早已經降臨。這本還沒出版的書稿已經拖了兩年多！如果從此刻起一切都能順利，也許在春季可以出版。第二天，我在課堂上向學生提到，我在前一天和我的編輯進行有趣的對話。只有格爾提醒我：「不要言之過早，一切還沒有成定局！」

　　在耶魯舉行的亞瑟·萊特追悼會上，我就坐在費正清教授夫婦的正後方。我的信才寄出去幾天，顯然他已經看過，但還沒回信給我。我不想造成催促他的印象，於是在追悼會後我極力避開人群，只和萊特太太說幾句話，又和史景遷匆匆打招呼，就迅速離開會場。

　　我在數天后收到費正清的回信。他說，我的提議很有趣，他很可能接受。他當然會支持我出書，但還可以考慮另外一種可能：「我比較希望你請杜艾特·柏金斯寫序。」無論如何，他都很樂意看看文稿，再決定他是否可以寫出最適合我的序。所以我把書稿寄給他，附加一篇李約瑟和我合著專文的抽印本。這篇專文的價值在於，文中揭示的經濟思想再度出現在我的書稿中。那篇專文業已經過劍橋大學瓊安·羅賓遜（Joan Robinson）教授等五位知名學者的評論，因此至少可以保證，我的基本經濟學知識不至於顛三倒四。我實在應該懊悔自己行動太過匆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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