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新港，康涅狄格(11)

新港，康涅狄格(11)

　　在8月3日那一天，我還向他建議，探討中國思想家時，不應該把他們說的「善」和「惡」等同于西方哲學家的「存在」和「非存在」。對中國人來說，宇宙的存在是無法爭辯的。一旦確定這項議題，傳統的思想家運用善惡的基本概念時，無非是建構普遍的個人倫理標準。他們心懷極致簡單的目標，希望能透過自然法來劃分出可允許的範圍，就此取代西方世界所有的司法複雜程度。西方人努力區別「合法」與「不合法」的行為，劃分「合乎憲法」和「違憲」的舉動。最近許多中國人宣稱自己是革命分子，不同意他們的人是反革命分子，這也是出於類似的原始簡單概念。一切都考慮過後，我不太能接受新儒家是哲學家。只要他們的爭論重點是西方的「憲法背後的更高法則」，我們就可以用同樣的原始類比，視他們為憲法的法律學家。我從來不知道萊特的反應如何。我剛好把探討李贄和明代新儒家的這一章放他桌上，請他指點。為滿足我的好奇心，我深深感激史景遷教授1976年9月3日的來信，離我與萊特教授的會面剛好相隔一個月。承蒙他應允，我在本書中引用三句話（見後文）來澄清亞瑟的觀點。

　　我在8月3日拜訪萊特時，對他處理《中國並不神秘》的不滿已擱置一旁。《萬曆十五年》的撰寫既然已近尾聲，我非常希望這本書的出版可以促進另一本書也出版。但我仍然不同意他的立場，我認為他不應以負面的力量扮演領導者的角色。他指出桌子後方一疊抽印本，是另一位知名教授的作品，指責中國領域的學術研究參差不齊。但我問他，為何這本書精裝出版，另一本則是平裝本。「不用擔心，我們會射下他們。」他向我保證。

　　「我擔心你射不下這麼多，有些已經展翅高飛。」

　　後來他提議我們在他屋子內外走一走，我再度提起這個話題。我說，許多關於中國的錯誤觀念廣為流傳，責任都在「我們」身上。「你和我都有責任。」我告訴他。

　　「我們創造出一個真空地帶，你是這個意思嗎？」

　　我說：「對極了。」

　　話題就此打住。當時我無從想像，這次對話的結束竟成永恆。如果瑪雅·萊特說亞瑟喜歡我，我必須問她，我怎麼可能不喜歡他。除了坦率以外，亞瑟也很信任他人。我們在他屋子內外散步時，他指出海那頭的長島海岸。他還告訴我許多他個人和家庭的小事。他有一輛跑車，那是他的樂趣所在，儀錶板全都是銅制的。不知為什麼，他已登廣告求售，但他又希望沒有買主會來，讓他可以一直擁有這輛車。房子的財產稅高到令人難以忍受，他可能會拆掉一個多餘的車庫，降低房屋的整體估價。時間過得很快，夏天就要結束，再四星期後就要回到課堂。我寫下那天他告訴我的許多瑣事，因為我深信，這些小事絕不會有損他的人格。所有的這一切，加上他對工作、朋友、學生和家人的盡心盡力，構成亞瑟·弗雷德烈克·萊特這個人。他充滿活力，決心享受生活的每一秒和每一層面，而且也希望被如此認定和懷念。

　　我對他有特殊的瞭解方式，不亞于他的朋友。我們都喜歡工作和遊樂，工作可能比較重要，但遊樂更讓人享受。我們都需要一些小小的物質，可以激起我們生命的火花，在一成不變的生活中提供娛樂，滿足我們的突發奇想，討好我們所愛的人。無論是百萬富翁的遊艇或私家噴射機，或者是平民的二手車或機器腳踏車，都有玩具的功能，很少人能夠完全不需要。在確保這些物質上的需要時，我們大多會覺得，有限的資源無法符合不同的需求。在這些方面我完全同意亞瑟。他不以為恥而且沒有理由覺得羞恥的事，我也沒有理由讓他引以為恥。我自己從來不曾想到要過僧侶的刻苦生活，禁欲大師的形象不曾吸引我，不論是做為崇拜或模仿的對象。

　　我自己對歷史學的概念也認可物質方面的成就和欲望。也可以說，沒有享受就沒有歷史。我一點也不想說，我現在的貧窮和道德有什麼關係，甚至也不方便說。身為家計負擔者的我，有時很難面對妻小。之所以發生這些事，原因就在於局勢超越我的控制能力。如果我處於亞瑟·萊特的地位，我的行為表現也可能很像他。他的誇耀立即為他的謙虛所沖淡，使他顯得更有趣，更令人讚賞。我對格爾敘述上述會面的細節，讓她留下深刻的印象。

　　更動人的是亞瑟對待兒子們的方式。據我所知，其中有一位念橋堡大學（University of Bridgeport）。那天下午，這位乾乾淨淨的英俊年輕人在院子除草。亞瑟對他說話，下達額外的吩咐。「他們聽吵鬧的音樂，有時還帶女孩子進房間，」他對我透露：「我不太喜歡這種事，也不知他們母親如果在世會做何感想。不過我還是寧可他們在家裡，至少我可以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我那天離開時，已過了下午兩點。亞瑟走到車子旁，站在我身邊道別：「不用擔心，我會把李贄那一章撕碎。」他以開玩笑的口吻保證他會讀完我最後一部分的草稿，並且會加以評論。這就是我的前輩兼批評家朋友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他只剩八天可活。

　　一星期後，我到劍橋的哈佛燕京圖書館去還書，格爾和傑夫也同行。我還替亞瑟辦一件差事：到圖書館查閱隋朝（他的專業領域）特有度量單位的特殊定義。8月14日星期六早上，我們離開波士頓地區，決定犒賞自己，在週末到沙拉多加泉（Saratoga Springs）去度個小假。當天我沒有看《紐約時報》，因此沒有看到萊特教授的訃聞。我們賭馬時輸了一些錢，悠悠閑閑地回家，數天后我才寫信給萊特教授，回答他提出的技術性問題。當時我還溫和提醒他，我不曾忘記《中國並不神秘》。回答就是萊特太太的電話：「他很喜歡你，知道你要來訪時非常興奮。」

　　「我很難過，萊特太太，」我說：「你知道我們彼此懷有好感。」

　　我有幸受邀參加10月在耶魯的追悼會，正好坐在費正清教授和牟複禮教授的正後方。現在我有更多理由將亞瑟·萊特當成已經失去的朋友，因為史景遷的部分來信（如上述）如下：

　　我想向你確定，亞瑟·萊特對你的作品非常有興趣。在他去世前不久，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時，他興致勃勃地說，你認為晚明的新儒學欠缺想像力和完整性，他深感興趣。

　　我知道你和我一樣悲悼他的去世。他是個溫暖又親切的人，盡職的學者，出色而負責的教師。

　　確定的是，耶魯大學查爾斯·西蒙講座的歷史教授亞瑟·萊特，哀歎暑假即將結束，在生命中的最後八天的確花了時間閱讀我的李贄一章。各種跡象顯示，他已準備好要給我建議及鼓勵。

　　萊特已逝，我於是重新修正《中國並不神秘》，希望能出書，這次是向費正清教授尋求協助和支援。如果這顯得很不可思議，迫使我採取此一行動的情勢更加匪夷所思。

　　1976年不只失去萊特教授。上半年周恩來死於北京，9月時則是毛澤東辭世。又過了一個月左右，「四人幫」被逮捕。但令人難以相信的是，雖然發生這些大事，紐普茲的中國研究卻面臨空前的挫敗。由於經費的削減，亞洲研究系的全職教員從八位減成四位。我在勞動節前夕回到校園時，發現系主任已經辭職，回到他以前待過的政治科學系，是校內FTE較高的系之一。包括我在內的其餘三個人都成為不屬任何系的教授。既然亞洲研究系已經形同解散，系上的學生要麼轉系，要麼就轉校。我無法從歷史系得到幫助，他們要面臨自己的FTE問題。歷史系不可能歡迎我，因為我的FTE紀錄不良，但如果沒有任何系支持我，我的FTE會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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