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新港，康涅狄格(7)

新港，康涅狄格(7)

　　最初提到FTE這回事時，我們都把它當笑話。「他們把我們當做什麼？汽車推銷員嗎？」但我們逐漸發現，這個FTE可不能隨意一笑置之。系主任和部分資深教員公開誇耀自己的FTE很高時，充分顯示這個數字早已是衡量價值的標準，相當於我們的打擊率。接下來，教務處註冊組就會送來個別通知：下列選修你課程的學生還沒繳學費。請告訴他們，如果他們不在某期限前繳清，他們的選課就會無效，他們的出席也不會計入你的FTE。價值顯現法又添一層意義，和個人的工作保障更加密切相關。否則送來的備忘錄也不可能暗示，我們必須瞭解銷售情況，因為事關我們的權益和好處。

　　強調選課人數事實上造成新的供需關係。學生瞭解到自己是被需求和追逐的對象，因此覺得他們站在「買方市場」。對學習的興趣因此陡降，作業和規定也因此減少。有些學生甚至大膽到和教師爭論分數。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課程開始自由化，學期報告已逐漸取代筆試。你也不可能給這些報告打太低的分數，這些報告全都「資料」豐富。我的問題在於，學生一開始的信息既貧乏又錯誤，學術紀律的要求又大幅下降，讓我不清楚底線何在。我當然教過好學生。我教過聰明的學生、勤勉的學生、正直負責的學生、忠實誠懇的學生，畢業數年後都還會寫信給我。最近我都還收到他們的來信。但他們是少數，而且是極端的少數。大部分的學生才是問題所在。

　　許多學生都有一個共同概念：整個中國現代史可以總結于一個道德教訓，也就是邪不勝正。不消說，國民黨和蔣介石貪污無能，因此喪失天意所歸。既然這些學生同情毛澤東和共產黨，他們顯然是開明進步的。這才是重點所在。我對他們進行筆試測驗時，通常大多數的申述論題都顯示學生的開化程度有深有淺，卻很少展示不同層次的歷史知識。有些學生的觀念直接來自於校園中的其他教師，有幾位已去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兩周的行程中去過三個城市。

　　有時我問學生，如果一個數億人的國家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一個道德敗壞的人物，而每個美國大學生都可以用一句簡單的話來歸納這個人的錯誤，數十年如一日，毫無變化，這種情況不是很荒謬嗎？這時我聽到貪污無能的指控已不下百次。我還將在大陸時期的國民黨和之前之後的情況加以比較，進一步和中國歷史上朝代更迭時相比。經過無數反省後的現在，我想說的是，整個國家運作失調，反映的不是個人的性格，而是一個前工業社會的欠缺，無法管理牽涉大量工業產品的商業，也無法提供所需的服務。在中國抗戰期間的最後數年間，每個城市的商品價格都不相同，城市和鄉村間的價格也不一樣。國民黨政府無法照顧到所有的軍隊單位，只能給資深將領一整筆錢，但通常無法符合軍隊的需求。這些將領迫于情勢，必須游走於法律邊緣，因為沒有任何明文法規清楚規定他們可以做什麼，不能做什麼。我從柳州到重慶時，發現軍用車輛和資源委員會的卡車運送私人貨品時，身為步兵下級軍官的我非常生氣。但身為歷史學家的我，卻必須往深處探究，尋找這次失敗的終極原因，否則可能錯判中國問題的面向和本質。

　　我對學生建議，如果我們對國民黨和蔣介石暫時停止道德判斷五十分鐘，在課堂上也許可以找出教科書作者和通俗作家所忽略的史實。學生同意後，我問他們是否知道國民黨的預算有多少。一位美國人所提供的證明文件顯示，到1937年對日戰爭開打時，依當時匯率計算，中央政府一年的支出是四億美元，還不及現在紐約州立大學預算的一半。雖然當時當地的購買力和今日的美元沒有直接關係，但對於一個處於關鍵時刻的大國來說，金額仍然嚴重不足。從這麼小的預算中，蔣介石還必須打造現代化的陸軍、海軍和空軍，養活他的官僚，推行他的建設和教育計劃。我一再向學生保證，我的目的不是替國民黨開脫或漂白。如果不帶感情來評估，歷史上的蔣介石會被視為賭上中國命運的領袖。他劃時代的大膽冒險導致僵局有所突破，因此改變世界歷史，連帶影響美國人民的命運。也因此他必須付出代價。他決心所引發的事件愈演愈烈，情況遠超過他的處理能力，最後造就毛澤東的時代，在這段不下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期間內，積極壓制城市和外來的影響，建立一個符合鄉村簡樸氣質的同質性基礎。即使歷經數十年的動盪不安，任務卻尚未完成。

　　無論我們喜不喜歡，在肯定名將貢獻的同時，我們也許可以將當代歷史還原到原有的時空之下。各種里程碑讓史學充滿層次及縱深，相關事件及因素才能各就各位，如此才能看到直線的進展。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我們恐怕只能說，這個時代的一切都亂成一團，而中國不過是個發瘋的國家。道德指控常將歷史轉成好人戰勝惡人的刻板形象，我們終究會搞不清楚誰是好人，誰是惡人。壓扁和緊縮歷史非常容易，但同時也會模糊美國對世界的貢獻。

　　我雖然批評學生花太少時間準備課程，但並非對他們的辛苦無動於衷。對絲毫不瞭解中國文字的讀者而言，充滿單音節人名的教科書實在是沉重的負擔。就表意文字的視覺而言，張宗昌和孫傳芳之間有天壤地別的差異，但羅馬拼音化以後的差異卻消失了。而且，如果沒有具備文化背景，絕對很難理解外國人的邏輯。很少有紐普茲的學生一心想當中國專家，他們選讀中國歷史課程時，焦點放在一般常識的醒目部分。孫逸仙、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和周恩來既然是考試時的重點，自然吸引他們的注意力。他們無法從教科書的上下文中獲得理解時，便從通俗文學和電視上尋求指引，事實上這些媒體只會更強化美國人原先存有的僵化概念。所以我才非常希望能由知名出版社來出版一本小書，以便向學生解釋，毛澤東的美德或蔣介石的無德都不足以瞭解中國。這樣的解釋和之前或之後的事件並不一致。

　　在土地稀少與人口過剩的主題方面，我要學生尋找，共產黨進行公社改革前，每人可以擁有多大的土地。學生毫無困難地從教科書找到答案：在中國北方是每人六畝，在南方是每人一畝。由於種旱糧的地有別於稻田，北方的六畝和南方的一畝具有差不多的價值。但一畝有多大呢？一畝約六分之一英畝。但學生的觀念仍然很模糊。這時我有機會讓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畝是六千平方英尺，比兩個網球場還大一些，如果以美國的足球場來換算，比十五碼線到終點區的範圍還小一些。「大概可以勉強快傳一次，觸地得分。」視覺上的認知讓我可以對學生進一步解釋，在公社化之前，土地一再經過分割，最後可能只有「教室大小，農民要翻轉犁都很困難」。這些資料都收入《中國並不神秘》。

　　如果我以為自己有何原創力，或是正在校園中進行「創造性的教學」，我最好僅只於幻想而已。除了一些和我較親近的學生以外，我的努力並沒有受到肯定。在我去耶魯見萊特教授的前一年，我曾遭遇到奇特而羞辱的經驗。一名大學生來上課的時間不到一半，以期末報告代替期末考。他在報告中點出我最喜愛的主題，也就是說，在現代之前，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對傳統中國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但接下來的文章卻支離破碎，和開頭的主張毫無關連。這名學生在報告的結尾附了一張字條：我一定要給他B或以上，因為他是「小有成就的人士」。但因為已是學期末，他沒有時間等待成績的結果，因此留了一個紐約市的電話號碼。

　　如果我不依他的要求給分，最好在把分數送到註冊組之前打電話給他。一周後我寫信通知他，他的成績已被送到註冊組，但沒有經過他的同意。我不可能事先和他商量，因為會違反慣例。我把他的報告送到系主任辦公室，除了注明評分的理由外，還附上那張紙條的影印件。如果他對分數有意見，他應該依照規矩和系主任談。這位學生再也沒有來找我，但我還是沮喪了很長一段時間。我不禁把這件事當成個人的挫敗經驗。無論是教書或其他行業，我都從來沒聽過類似的事。我懷疑我的同事是否也碰過同樣的事。

　　不久後，學生問我是否可以修我的課卻不來上課。我被問了兩次。事實上，在課表排定的上課時間內他們都要工作。課程開始的一兩堂課時，他們可以從工作中撥出時間出席一下，但他們希望以後就可以用「略微不同的方式」來達到課程的要求。我問他們，為何不能登記成跟著我「獨立學習」，因為學校願意如此核准，以便應付特殊情況。他們說，他們希望學分單上可以顯示學分數目和分數，如果是獨立學習，學分單上只會注明S，代表令人滿意而已。我必須拒絕這種要求，因為我無法得知情勢如何演變。我同樣不知道這是否為校園中的普遍現象。我所知道的是，獨立學習的學分給得很慷慨。「給他們一些紅蘿蔔，」一位資深同事建議我：「有利於你的選課學生數目。」

　　凡此種種，我卻不能歸罪於個別學生。如果說他們厚顏無恥，大膽妄為，真正原因在於他們受到鼓勵。紐普茲1974年到1975年年度的《大學概況手冊》中指出：「校方致力於教育經驗中所有層面的彈性和多元化，往年許多結構複雜的程序和規定全都已經簡化或棄置，以利於今日的選擇自由。」在另一段又指出：「為促進學生自行肩負責任，校方不會強制學生一定要上課。然而，每一名學生都必須為自己選修的每一門課負責。」

　　如果無視于修辭，讀者可以從手冊中感受到，紐普茲正經歷危機的處境。前校長威廉·哈格提所設定的嚴格架構已經崩潰，但又沒有別的架構可以替代。管理政策尚未定案。教師多多少少要考量自己的生計。在課堂上點名不再是好事。所謂的學生責任也降低成付學費和通過筆試，有時還可以用學期報告來取代。紐普茲面臨雙重壓力，一是經費縮減，因而威脅到教師的地位；二是學生入學人數減少，可能造成經費再縮減。手冊中所宣揚的自由主義其實是向內退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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