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新港，康涅狄格(6)

新港，康涅狄格(6)

　　我打算利用一系列的傳記素描來進行描繪的工作。考慮的因素在於，我們所說的「文化導向政體」牽涉到許多不同的特色，自然會將歷史導向利於學科整合的研究方式。文化導向的原因出在法律體系並不具備獨立的特色，無法展開多層次的分工，無法進行多邊的商業交易。如果沒有上述的組織原則，貨幣管理就不可能進行。這一切都要回歸到我先前的主張，也就是說，如果要將司法和經濟分析應用到這個主題上，結果將是徒勞無功，就像將對鳥的解剖學知識應用在魚身上。

　　就某方面來說，我的方法遵循李約瑟博士的建議，也就是不要認定中國的一切嘗試是「失敗的西方原型」，而應該先發掘本身的邏輯和運作情況，再進行批評。描寫生涯彼此交錯的部分人士的言行舉止，應該很能符合這個目標。亞瑟·萊特相當熟悉李約瑟和我的作品，又核准我向古根漢基金申請的研究經費，當然非常瞭解我的計劃。他開始對我的計劃產生興趣，原因是他認為傳記模式可以提供歷史分析的肥沃土壤。組織架構建立於浪漫不切實際的哲學元素，但事實上一切都受到人為因素的影響、修正和妥協，在這種情況下，從個人的功跡和內在想法著手，遠比研究機構更能有效呈現歷史史實。然而，《萬曆十五年》不只是普通的傳記集結而已，它還打算將一個時代幾位人物的平生行誼全整合在一起。它將是綜合傳記，或說是一個時代的傳記。

　　亞瑟提醒我，朱東潤寫的《張居正大傳》是非常有用的參考資料。「那本書不是很有趣嗎？」

　　我告訴他，就開山始祖的角度而言，朱東潤的傳記的確很獨特。但如果就最近二十年來的發展而言，參考資料更廣為流傳，稀有書籍以顯微膠捲及石版印攝影複製的形式保存及流傳，我們擁有的優勢勝過朱東潤。如果還要再談到同一主題，也許我們可以做得好一些，「因為我們有更多材料可以處理」。這種確定的口吻讓他很高興。他問我是否會碰到重大的問題。我告訴他，對我而言，基本領域不再是陌生的題材。參考資料已充分揭露朝廷儀式、宮廷生活、地方政府、邊疆防禦、軍隊戰術、武器、補給系統、控制用水工程、稅制和司法事宜、家庭工業的本質、城市商人的業務範圍、官僚的生活、他們的哲學、甚至於他們的超自然信仰。我深信，這些元素全都交織在一起，即使植物科學也和政治生活密不可分。但最大的困難在於把這些事全擠在一年的時間之內。我坦承，原先向古根漢基金會申請的計劃可能略為龐大了一些。

　　「不用擔心，」他說：「你可以採用倒敘的手法。」他接著對我解釋，古根漢基金會一旦核准經費，就再也不會干涉或批評申請人的作品。

　　「萊特教授，還有一個問題，」我說：「參考資料有很豐富的視覺材料，但卻沒有相對應的聽覺材料。多麼奇怪的事：你可以看到一切——建築、大理石石階、家具、樂器、香爐、服裝，而且不只是衣帽外袍，還包括襪子和內衣——但是你就是無法知道他們彼此之間的對話情況。我可以引用和複製的對話並不太多。」

　　這個障礙顯示出中國文化的影響。古文的起源是在獸骨上雕刻表意文字做占卜之用，因此簡潔到極點。如果數百年前的對話曾經被記錄，也只能以高度格式化的形式保存，言辭中已省略許多部分，因此讀者很難抓住段落的語調。古人所說的話也許不可能太口語或太自然。而且，在文化從眾的壓力之下，中國作家即使在寫回憶錄或自傳時，通常也會避免以個人的角度太貼近主題。在無數的情況下，我們可以推論出他們想說的話，但無法精確複製其內容。

　　「關於這一點，」萊特說：「你要非常小心。不久前有一位女性也面臨你剛剛描述的處境，她於是直接把這些話放入引文中，並且承認對話是她自己的杜撰。她甚至區隔這兩部分，一是可以考據的部分，一是她自己杜撰的部分。批評家不曾原諒她。重點在於，如果你想寫小說，你就寫小說。如果你想寫歷史，你就寫歷史。事情就是這樣。」這番對話決定《萬曆十五年》的基本原則。雖然亞瑟要我閱讀《隋朝》的初稿章節，後來又寄給我大約一百頁的文字，但我在技術顧問方面並沒有發揮太多功能。可是，身為前輩和朋友的亞瑟·萊特教授，卻忠實地閱讀我寄給他的每一個字。1975年12月初，我把《萬曆十五年》的初稿寄給他，以下的信透露出他的敏感，不論于公於私：

　　親愛的雷，

　　我利用抱病在床（喉嚨受病毒感染）的機會，拜讀你的萬曆章節。動人之至！行文確實傳達出宮廷生活的紋理豐富（以及種種異常之處）。我向來覺得，天子的最大負擔不在工作和儀禮的繁重，而是要展現——永遠在舞臺前方的正中央——適當的形象，無論是對當時或後代子孫。這一切需要超人的特質，但我們卻都只是普通人，很少具備這些特質。

　　我真心希望你的岳父早日康復，新的一年比即將逝去的一年少些艱苦，多些快樂。

　　收到薄璧吉來信時，我會告訴你。同時獻上我最深的祝福。

　　你永遠的朋友，

　　亞瑟

　　1975年12月18日

　　但我的前輩朋友兼著作批評家萊特，卻不曾想像我身為教師的處境。我在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中所教的學生，對中國的看法早已根深柢固：中國是個保守的國家。中國人發明羅盤及火藥，建造萬里長城。但中國人是儒家信徒，所以希望一切都維持現狀，沒有求進步的觀念。在近代，有一個壞人，是一個高壓的軍閥，有的學生念成「清介石」。為了挑戰這個壞人，又出現一個好人，但不是每個學生都會拼他的名字，有些人稱他是「哞主席」。自從紐普茲廢除通識課程以後，亞洲研究不再是必修課程，一些學生選修我的課是因為他們自認為對內容已有足夠的瞭解，因此很容易念好書，或是稍微努力一下就可以取得學分。遺憾的是，有些學生從來不曾超越此一水準。

　　FTE使我們的處境更為艱難。我不知道誰在何時發明這套制度。類似的制度有不同的名稱，但在紐普茲代表的是「全職教書等量單位」。運作方式如下：為計算方便起見，假設紐普茲有五千名全職學生，每個人都修滿十五個學分，相乘後就是七萬五千個學生—學分。假設紐普茲有兩百五十個全職教師，理論上他們應該平分教書的負擔，因此每位教師就要有三百個學生—學分。多數的課程是每星期上課三小時，學生在學期末可以獲得三個學分。

　　因此，在上述的假想情況下，可以算出每一位教師的平均負擔，也就是開設的三或四門課共有一百名學生。在這種理想狀況下，這位教師的FTE就是1.0000。每位出席的學生占全部的0.0100。在實務上，還有很多複雜的做法。半工半讀的學生有不同的計算方式，研究生的FTE比重又高一些。一般課程是三學分，所以兩學分的課程只有三分之二的FTE。相反地，四學分的課程則是一又三分之一倍。1.4000的FTE最常出現在經濟學概論、社會學概論或英文作文，代表修課學生遠高於平均。0.8790的FTE則略低於平均。在紐普茲，計算FTE時不考慮該門課是否必修，也不管教師的等級、資歷深淺或專長，一切都是由計算機來計算。自從我開始注意到自己的FTE時，這項數字從來不曾超過0.4000，在很多學期甚至還遠低於這個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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