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新港，康涅狄格(5)

新港，康涅狄格(5)

　　但當時我仍不清楚，他對公眾的義務可以讓他有多少限度。我的不滿主要是因為他雖然宣稱有品質管制，但他不曾說服我：我的作品低於水準。如上所述，在美國的中國研究領域仍不成熟，有許多研究計劃不過是加了注釋的翻譯而已。大多數的教科書，尤其是討論1800年以前的時代，都以中國及日本教科書為藍本，但這些書是五十年或更久以前寫的。在我看來，由於結構不牢靠，捍衛者會更加擔心修正主義。就像蘋果推車已經做好了，但由於是臨時拼湊成的，所以要更小心保護，以免翻覆。對我來說，這種防禦性的態度不是行使領導權的明智方法。我一點都無意於顛覆。到目前為止，我最大的野心不過是在推車上放進一顆小蘋果。

　　賣不掉的蘋果退回後，我卻發現，萊特非常有意思。即使他處理《中國並不神秘》時略嫌突兀，他的精力旺盛和虛懷若谷卻讓我留下深刻印象。有時他隨意透露私生活時，洋溢著小男孩的氣息。他提到他生命中的兩個女人，也就是第一任和第二任萊特太太時，語氣都同樣充滿愛意與關心，而且都稱她們是「內人」。我必須注意談話的上下文，才能確定他指的是哪一位。如果不是他個人的魅力，我想我在耶魯的第一次拜訪不會這麼久，因為像我這麼沒有耐心的人，如果不是真心崇拜，問候的時間不可能長達三個半小時。亞瑟·萊特長我五歲。當時我以為，我們之間的歧見最後終究會化解。我離開耶魯時很沮喪，但回到紐普茲後卻存著夢想和希望，我很高興萊特維持我們間暢通的溝通管道。後來我把這番感受告訴編輯K。基於同樣的理由，我很感激瑪雅·萊特從電話中所透露的訊息。如果她丈夫不喜歡我，大可以客氣敷衍我半小時就讓我離開。他絕對不欠我一絲一毫。

　　一般認為萊特的政治觀保守而具備精英傾向，但我沒有測試探究的親身經驗。不過，我去耶魯拜會他時，他告訴我他一年前去中國，看到上海的「種種進步」。後來他以悲哀的語氣喃喃說著，為達到這種目的，「中國人民必須付出很大的代價」。

　　中國這個議題常造成家人間的意見分裂，萊特家也不例外。第一任萊特太太，也就是瑪麗·克萊苞（Mary Clabaugh）女士，是半世紀前最令人傾心的才女之一。我在紐普茲的同事雨果·蒙斯特堡（Hugo Munsterberg）興致高昂地描述哈佛男生（他自己也算在內）如何競相追求這個才貌兼備的女孩。最後亞瑟·萊特贏得芳心。他們一起去中國，剛好碰上太平洋戰爭爆發，被日軍扣留三年多。只有後來受教於瑪麗但和亞瑟更熟悉的唐·季林，才能描述殘忍的戰爭對這對敏感的年輕夫妻造成多大的心理傷害。抗日勝利後，他們仍繼續在中國的冒險。

　　據說他們在延安「買下共產黨的文件檔案」，事實上是保管人正要棄置許多文件資料時，他們及時搶救。這些資料目前保存在胡佛戰爭、革命暨和平研究所。約四分之一世紀前，《讀者文摘》報道這次壯舉。無論是在斯丹福或耶魯，萊特夫婦都一起教授中國歷史課程，丈夫教傳統時期，妻子教現代史。不過，夫妻間的和諧並不是免於政治歧見的保證。在瑪麗·萊特於1970年死於癌症前，她還染上酗酒的惡習。她會清早起床，開始稱讚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甚至還說，如果「文化大革命」不成功，人類就沒有希望可言。由於我已事先知道他的家庭悲劇，自然不會提起這個話題。

　　說也奇怪，我去耶魯拜會萊特時，他主動提起瑪麗。「她自知只有六個月的生命，」他說：「她說她一切都盤算打點好了。是不是這樣，我實在是不知道。」聽起來非常悲哀，我只能沉默以對。但沒多久他又甩掉了陰鬱的情緒，興沖沖地對我說，明年夏天他要去歐洲，「帶我內人去看牛津」，這時他指的是瑪雅。

　　我建議，如果他去英國，應該去劍橋看看李約瑟博士。

　　對李約瑟博士來說，1975年是關鍵的一年。到當時為止，美國政府仍然視他為「不受歡迎的人物」。也因此，他受邀至華盛頓大學演講時，無法取得簽證。後來參議員傅爾布萊特（William Fulbright）從中說項，禁令才得以解除。數家美國大學開始邀請他演講。亞瑟·萊特告訴我，耶魯先前打算邀請他在畢業典禮上致辭，但後來因簽證問題而打消念頭。不過，我的建議卻是針對《中國科學與文明》的財務支持。這一年李約瑟博士已七十五歲，兩度延長的凱思學院院長任期已經屆滿。但退休卻造成寫作計劃的困難，因為先前的家計都是由凱思學院負責。劍橋大學出版社撥給他位於雪夫斯伯裡街（Shaftesbury Avenue）的一棟小建築，以收納他的藏書，提供他和合作夥伴的工作空間，但他還是得負擔水電及稅捐等雜費。日用品、文具、郵資及購書全都是支出，而且還有交通運輸費用。

　　圖書館員必須支薪，部分合作夥伴也必須予以補貼。李約瑟博士照例對財務不聞不問，但魯桂珍卻十分憂心。到目前為止，他們都還沒有四處尋求贊助捐款，不過也沒有婉拒外來的捐款。倫敦的威爾康信託（Wellcome Trust）和代表亞特蘭大可口可樂公司的席林洛（C.A.Shillinglaw）博士，都已採取贊助行動。我拜訪亞瑟·萊特前，曾和魯博士及彼得·薄璧吉（代表《中國科學與文明》背後的信託基金）通信，他們同意由我去找萊特，問他是否能為這項計劃舉辦募款活動。

　　但其中還有一個尷尬的環節。數年前萊特曾為文評論《中國科學與文明》第二卷，登在《美國歷史評論》上，他在文中質疑李約瑟博士對歷史的目的論詮釋方法。納森·席文教授還在他的書中加以報道。由於有這層關係，請他來主持募款是否會很奇怪？在萊特先前擔任ACLS的中國文明委員會主席期間，相當支持我申請經費去劍橋工作，當院長的合作者，顯示他的書評不致妨礙他挺身而出，讓計劃獲得應有的協助。

　　我的預測成真。萊特傾聽我描述計劃的工作狀況，立即同意幫忙。在他其後寄給我的信中，還提到這件事，他說：「非常謝謝你對於每日財務細節的描述。我原先也疑心到，但不瞭解有如此拮据。」然而他卻立下附帶條件：他堅持自己必須是不具名的協助者，所有的書信往來都透過我進行，不能直接和他聯絡。事實上這簡直不可行，我猜他怕李約瑟會拒絕他的協助。數封書信往返後，所有疑慮終於消除，薄璧吉開始直接與他通信。但時間已浪費了三個月，一切開始推動時，已經接近年底。推行《中國科學與文明》的內容簡介計劃時毫無困難，但必須針對募款活動特別擬定現狀報告，一定要在劍橋執行。

　　報告寄到耶魯時，已經是厚厚的一疊紙。這時發現其中有好幾處有錯，有數頁必須寄回英國修改。英國文具紙張的規格很特別：比美國信紙長一些，但又比法定尺寸短一些、窄一些。銅版紙的材質和色調也很特別，在大西洋的此岸找不到完全符合的紙張。當文件最後準備就緒時，一系列的募款活動於春季展開。有一個基金會立刻宣稱準備捐兩萬美元。萊特夫婦五月下旬訪問歐洲，我收到他們從機場寄出的明信片。薄璧吉也從劍橋寫信來，說他們和李約瑟博士見面，共進午餐。約兩個月後，我去吉爾佛拜訪亞瑟·萊特時，他很熱心地討論這項計劃，並且保證秋天時積極推動財務支援計劃。但八天后他就去世了。令人懊惱的是，德克·博德告訴我，既然萊特已經去世，該基金會的兩萬美元贊助從此沒有下文。所以整個過程剛好可以用「徒勞無功」來形容。所幸，《中國科學與文明》及其知名的作者擁有足夠的朋友和推崇者，計劃不致流產。

　　還有另一項因素將亞瑟·萊特和我拉在一起：我計劃「寫16世紀末某一年發生在中國的事」，亞瑟不僅支持這項計劃，而且也很熱心參與。對我來說，在經歷過製造失敗品的可怕感覺後，這是唯一可以讓我前瞻的計劃。

　　我在秋天去耶魯拜會他時，已經準備好在教書之餘撰寫一部分的草稿。我計劃春季這一學期停止上課，全力寫作，一直寫到夏天。《萬曆十五年》的原意是和《中國並不神秘》相輔相成，一是探討中國歷史的縱切面，一是橫切面。未出版的書稿是以直線描繪歷史輪廓，以概論的方式顯示兩千年歷史中的高峰和低谷。下一本書則是帝制晚期的橫切面，引入詳細、完整、充實的資料。較薄的時間切片讓我有更大的空間，可以敘述傳統中國國家和社會的內在運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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