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新港，康涅狄格(4)

新港，康涅狄格(4)

　　將一個夠格的中國歷史學家隨意貼上親中國或反中國的標簽，其實並沒有意義，因為這些人的意見會隨個別情況而改變。舉例來說，我有時覺得亞瑟·萊特甚至比我更正面樂觀。我的基礎研究始於明代財政的崩潰，整段歷史可以概述如下：開始使用銀元時，帝制中國進行的財政調適還不夠。預算的明顯增加最後導致改朝換代，異族統治——這個歷史教訓具備相當的鎮靜效果。另一方面，萊特的中國歷史基礎是隋朝和唐朝的大一統，開啟其後持續的成長和擴張期，他樂於詳述唐太宗這位少有忌諱的明君。我去耶魯拜訪萊特時，他指點我，隋文帝和查理曼大帝有相同之處。對兩位皇帝的比較出現在他的遺著《隋朝》之中。

　　他回答我對於民族優越感的疑問，即使事後回想，也不會讓我耿耿於懷。基本上來說，種族偏見的消失和國家主義的強硬路線，在西方世界中都還只是新近的發展，尚未完全成定局。瓊安·辛頓（Joan Hinton）離開美國三十多年後，於不久前到瓦薩學院演講。我問她，重新回到睽違多年的祖國後，是否能說出最正面和最負面的印象。她不假思索回答，美元貶值是最駭人的經驗，種族歧視消失則是最振奮人心的現象。但對於住在美國的人而言，改變並非一夕之間的事。我獲得美國的永久居留權，是在1956年，當時我曾保證一旦戰爭爆發，我願意為美國大叔披上戰袍。

　　我確定這是最大限度，因為在一個以白人為主的國家中，當二等公民可一點都不好受。到1974年我才取得美國公民權。我在快二十年後才改變心意，因為住在美國的這數十年間，我的美國同胞已經修正對種族的觀念。轉折點很難找出來，只知道在此期間我深信，我可以歸化成為美國人，同時維持中國人的族裔，不致削減任何一方的尊嚴。出國更加強了我的信念，因為別人看到我們一家人時，都會認定我是美國人。我無法否認，這些年來我在種族上和文化上一直意識到這些情緒。我也可能採取不必要的防禦態度。

　　但在我當面質疑萊特近十年後的現在，我瞭解到，我和其他研究中國學者之間的鴻溝不在種族，而在意見嚴重差異。如果只是小小的差異，萊特教授只會建議我修剪部分句子，重寫一些段落。但實情並非如此。

　　《中國並不神秘》開宗明義就指出，中國之所以如此發展，不在於毛澤東具備所有美德而蔣介石付之闕如，也不在於美國干涉過多或過少。最迫切的問題其實是土地稀少和人口過多，農地的不斷切割和農民的負債累累，更使情況雪上加霜。文稿在列舉兩千多年的帝制史後指出，「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是西方歷史中的原型，但不存在於帝制時期的中國。中西兩方遵循不同的方向，各自有不同的發展。中國發展出特有的組織架構，使城市無法管理鄉村地區。書稿中強調，共產黨能夠成功，抗日戰爭是很重要的因素。侵略的日軍席捲全國時，村落也必須承擔起戰爭的重擔。中國共產黨就把本身轉變成一個農民政黨，大部分的措施都是回應自然經濟的要求。

　　我撰寫《中國並不神秘》時，林彪已經去世，「文化大革命」的瘋狂已經平息，但毛澤東仍然主政，「四人幫」也依舊當權。我在書稿中指出，中國激進的左派主張即將走到盡頭。除非中國領導人致力於經濟發展，否則中國不但無法抵抗來自蘇聯和日本的威脅，而且也無法面對其他周邊勢力的壓力。北京近年從貿易著手和西方開始接觸，是個好跡象。我們謹慎希望，這可以代表東方和西方的開始交會，但雙方平起平坐，沒有附帶條件。我在結論中打算呼籲讀者，將中美貿易視為促進彼此瞭解的工具，暫時擱置哲學爭辯。我當時寫下：

　　但重要的是，交易必須基於純粹商業的基礎。任何從貿易中滋生的文化對話應該是互動而自然流露的。如果一方決定用貿易當杠杆，以影響另一方進行非自願的調適，後果可能帶來很大的傷害，沒有太多正面的益處。甚至一方如果刻意努力影響另一方的想法，並以狂熱的情緒推動，只會引來怨恨。

　　為何這本書的出版計劃會引起反對，甚至造成在耶魯時的尷尬處境？

　　雖然我的書理論上是通史，但和當前時事密切相關。情勢使然，不得不如此。我所以成為歷史學家，是因為自己顛沛流離，一切源於中國的動盪不安。但住在美國數十載後，我也瞭解到，處理公共事務時，尤其是牽涉到廣土眾民時，解決問題的方式極其有限，而政客所宣稱的目標很少能符合實際採取的步驟。甚至舞臺上的演員沒有機會讀到劇本，所作所為的意義必須等到塵埃落定後才能研判。例如，誰能預測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竟然引發連鎖反應，導致歐洲的貴族王室全都下臺？誰又能預測到，從某個觀點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可以算是對抗種族主義的聖戰，行動一旦開展，種族平等的觀念就超越原先預期，擴展到世界各地，並有助於消滅殖民主義？這些歷史教訓鼓勵我要深度思考，我逐漸勇於對長時段的歷史進行推論。

　　有一件事很明白：由於現代科技的進步，整個世界勢必合而為一。你幾乎可以說，自然經濟順利運作，已經變成無可抵擋的趨勢。然而為何世界各地仍有抵抗的跡象？從歷史學家的觀點來看，零星的暴力事件都反映出劇烈的變動，在多數情況下是開發中國家內部進行重整以因應此趨勢，有時對外抗爭也企圖修正此一潮流。此時中國正位於歷史開展的關鍵地位。中國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也經歷最痛苦的改造。中國已產生一個下層結構，雖然還達不到西方的標準，但至少不再老舊。中國有信心重新被接納，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分子。但這不代表所有問題都已解決，我們仍然要思考數百年的歷史背景：這是一個從前以亞洲內陸導向的古老文明第一次站起來，以平等的身份面對另一個因海上商業而發展出組織技巧的文明。

　　在這些情況下，我如果重新探討意識形態的爭辯，並沒有太大意義。大多數的教條口號不過是動員時的手段，本身並沒有固定的意義，很可能在後革命時代被修正。從技術的角度來看，即使是中國鐵路的總長度和能源總產量，也都只是其次的問題。我在寫《中國並不神秘》時認為，在中國的再造中，組織仍然是最重要的議題。雖然激進運動已經創造出一個粗糙但可行的國家秩序，鄉村地區也可以進行成塊管理，但就整體架構而言，所需的各種關係並沒有各就各位。數目仍然很重要。數量仍比品質重要。作為組織原則的同質性和單一性仍然有很大的影響力。一個主要問題仍然存在：完整意義的貨幣經濟仍然很難在中國運作。

　　司法系統無法促進多邊交易與現代商業慣例同步發展。但「文化大革命」業已證明，將精力導入意識形態之爭，只會造成中國找不到出路，未來必須進行更多組織上的修正，但修正的確切內容和方式仍然是嚴重的問題。至於所謂的「中國的開放」，不只是西方強權給予外交承認而已，也不是簽署一些貿易協議即可，而是應該透過長期的互動幫助中國達成安定。這一切都是前所未有的變局，在過程中無疑會產生許多嘗試錯誤。我預期到讀者會期望中國能有迅速的「改造」，因此在書稿中提出警告。訊息的主旨是，我們希望中國改變是一回事，但中國最後會變成什麼樣子又是另一回事。而且時間點也很重要。

　　身為歷史學家的我，不可能對當前時事進行更仔細的討論。不過，就我知識所及，我想強調，未來中國歷史將和西方歷史融合為一，總結過去一百五十年來的對抗。在這段時間的所有重大歷史事件，我都加以排列整齊，仿佛他們是入侵軍隊的分遣隊，準備就緒等待開始進攻的日期。所有長時期的社會制度和文化影響都已清楚顯示，一個大的農業國家離海遙遠，無法調適自己去面對截然不同的海洋文化。當時海洋文化興盛繁榮，解決問題時並不要求平衡，所有組成因素的價值都可進行交換後，這個系統才能運作，講究精確管理——也就是說，中國所欠缺的所有可控制性。

　　這樣的詮釋方法錯了嗎？事實上的確有問題。討論時事時，我會回溯到兩百年前。我還將蔣介石和毛澤東視為不過是歷史的工具。我如此強調自然經濟時，會造成一種印象，以為我在合理化中華人民共和國，甚至替他們辯護。我的技術詮釋掩蓋了所有的傳統歷史議題。至於西方民主對抗東方極權主義這個常見的主題，也因此被我擱置一旁。我重新檢視中國歷史時，無意間也觸及美國的道德判斷。我們批評鄰居用光積蓄去購買露營用汽車、在屋頂上裝置無用的太陽能板、讓小孩在街上亂跑等等，這些批評事實上反映我們自己的智慧和價值觀。我們無法只修正一方而不改變另一方。

　　如果不去批評，也等於貶低我們自己的價值觀。《中國並不神秘》探討的是歷史中無法削減的力量，無意進行攻擊。但如果強調鄰人某些機能性行為背後的邏輯，並把這種邏輯稱為自然經濟，其爭議性可能大過我的預期。萊特教授個人如何看待我的作品，這點我們不曾討論過。但我仍然覺得，即使是顧及一般大眾的反應，他也不可能贊成文稿出版。然而，我在1975年9月去耶魯拜會他時，並沒有得到如此清楚的結論。

　　亞瑟·萊特和我彼此都口是心非嗎？有時我的確如此認為。由於他的影響力，我還應該討好他，因為我一直需要他對我友善。但仔細想來，現在我覺得我們之間的問題有很多層面，我們也因此發展出不同層次的關係。我告訴他，我仍然想出版這本書。他建議用抽印本的方式，我說那樣不符合我的目標。「所以你還是想印成精裝本？」他問我。我說，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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