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新港，康涅狄格(3)

新港，康涅狄格(3)

　　我從耶魯大學回來時，又累又沮喪，回到汽車旅館，發現格爾的情緒一樣低落。她沒有興趣重遊新港。雨已經停了，但天氣仍然陰霾沉鬱，這時室內的濕度已到難以容忍的地步。晚餐後我們就打道回府。寧可在晚上開車一百英里，至少可以在家裡歇息，好過待在那裡，什麼事都沒做，只會覺得更無助。

　　但到現在為止，我還沒提到，那天我和萊特教授的會面持續了三個半小時。我在他的辦公室待了很久。他帶我去教職員俱樂部享用一頓悠閒的午餐，餐後我們又回到他的辦公室談了一個小時。《中國並不神秘》並不是我們的唯一話題。事實上，顯然再談下去也於事無補，於是就此結束這個主題，改談其他，交換共同感興趣的消息。在我道別前，他同意增加對李約瑟博士計劃的撥款，我同意拜讀他的《隋朝》草稿，並提出建議。之後我們定期通信。

　　不到一年後，也就是1976年8月3日，我再度拜訪他，這次是去他位於康涅狄格州吉爾佛（Gilford）的家。這次會面同樣持續了三個半小時，同樣也包括一頓悠閒的午餐。8月下旬，萊特太太，也就是瑪雅·汪科維琪·威爾許（Marya Wankowicz Welch）女士，打電話通知我，她丈夫已死于心臟病。她說：「他很喜歡你，知道你要來訪時非常興奮。」她提到的是我們最後一次會面，八天后他就去世了。我告訴她，這點我毫不懷疑。我們彼此有好感。但我常抱怨，亞瑟·萊特並沒有公平處理我想出的書，因為他不曾完全說服我或出版商，封殺這項計劃的原因何在。我如何解釋其中的不一致呢？難道是我說謊嗎？還是他說謊？還是我們彼此欺騙？

　　在美國研究中國的頂尖學者中，亞瑟·弗雷德烈克·萊特以善於籌募推動研究款項而聞名。費正清、史景遷、崔瑞德教授在《亞洲研究期刊》登出的訃聞中形容他是「古典學家兼企業家」。對反商的中國傳統派人士來說，這樣的說法談不上是讚美。必須先概略知道我們這一行，才能更瞭解這句話。

　　精確來說，在美國的中國研究這整個領域可以算是萌芽的產業，真正的轉折點是在朝鮮戰爭爆發時。一夜之間，原本一個冷門程度僅次於聖地和埃及學的領域，受重視的程度突然媲美化學和物理。在主要大學的研究所課程中，開始增添和中國相關的各式各樣課程。二、三流大學和社區大學部也增加了中國研究課程。這股熱潮加重協調的困難，同時也提供創造帝國的絕佳機會。萊特教授既是個一流的協調者，而且也是積極進取的帝國建造者。

　　中國研究既然是個新興產業，自然需要資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對中國研究資金貢獻最大的首推洛克菲勒基金會，當時贊助的規模比後來小得多。協調學術權益的主要機構是美國太平洋關係研究所協會（American Council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戰後的合縱聯盟變得更複雜，但經費來源仍出奇的少。1958年國防教育法案通過後，美國政府本身開始提供資金給一些大學，作為中國語言及相關研究之用。民間最大的資金贊助來源是福特基金會，贊助金額超過其他機構的總和。其他贊助機構包括卡內基公司、洛克菲勒基金會、美隆基金會及亨利·魯斯基金會。這些基金會透過不同的管道將資金撥給受益對象，有些直接撥到大學，有些則是流到ACLS及社會科學研究協會（SSRC）等主辦許多計劃的單位。大專院校的圖書館設備和教職員出版品質等學術水準及聲譽，自然是決定贊助順序的考量依據。結果形成某種循環，營養愈豐富的學校，愈有機會享用大餐。

　　這樣的背景當然引發受益學校的激烈競爭。但很少人注意到，對我們整體也形成很大的壓力。我們身在快速成長的領域，必須展現水準和生產力，以證明倉促投資的金額有價值。這絕非資金從國庫中滿溢而出，會計只要快速付款證明其效率即可。在這種情況下，亞瑟·萊特貢獻重大，他把自己當成學術圈和贊助機構之間的橋樑。他出身富裕家族，和波特蘭的百貨公司業關係深厚，具備先天的優勢。熟知萊特的唐納德·季林（Donald Gillin）對我說：「我也不確定，但如果他不是百萬富翁，也差不多接近了。」萊特熟悉基金會的管理人士，加上他無疑也具備相同的企業家精神，讓他能洽談出無數的經費，撥給研究中國的計劃。他對《明代名人傳》的貢獻，富路德博士銘記于心。他一再組織研究中國文化傳統的討論會，十年內舉辦了數場，都是由福特基金會贊助。參與人受邀發表論文，討論一個共同主題下的較小議題。

　　團體討論後，主席（常由他自己擔任）會把論文集結成書。在大力倡導下，具備歷史深度的中國文明研究顯現進步的跡象。萊特成就斐然，成為極有效率的資金募集者。此外，他還能吸引金額較小的私人捐款。他掌理耶魯大學的中國研究計劃後，從福特基金會獲得的贊助事實上只占整體金額的一小部分，一起獲得贊助的學校還包括哈佛、密西根、哥倫比亞、加州大學、康乃爾和斯丹福等等。耶魯中國研究計劃的財政來源大半來自對等的基金會，其中有些是他自己籌募的匿名捐款人。

　　亞瑟·萊特具備積極的組織能力，和主要大學的頂尖中國學者維持聯繫，而且形成非正式的討論會。他們的策略是出席研討會及經費來源的委員會，並密切注意評論媒體。這樣的手段無可避免會招致批評。我自己就曾聽到「學術寡頭壟斷」的指控。但很少批評家願意停下來想想，如果研究中國的歷史學家無法形成共識，無法形成團體的凝聚力，會有什麼後果？尤其和歐洲歷史學家與美國歷史學家相比，我們簡直是侏儒。再想想，慈善單位捐款的初衷不過是基於一個專注的問題：「中國忽然構成軍事威脅，恐嚇自由世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也許可以用不同方法來處理這樣的局勢，但後果可能更糟。

　　研究當然需要錢。有人說學者不能用金錢收買，我可能是這一行最不可能說這句話的人。我們需要金錢來購買餘暇，進行課外的研究，同時要養家，如果可能的話，甚至還設法讓自己過得舒服一些。我之所以可以累積中國的知識，有能力充實像樣的藏書，可以到美國各地及國外旅行，全都是因為美國大眾突然對中國事務產生興趣。我感激為我寫推薦函申請研究經費的人，我也感激貢獻時間組織管理這些計劃的人。

　　在亞瑟·萊特這個小團體背後抱怨的人通常以為，憑他們在中國領域的成就，應該受到這個小團體的禮遇。這種想法可能沒錯，但也可能錯了。這個主張的基本弱點在於，根本沒有這種特權存在。萊特他們不過是一些積極進取的教授自由形成的集合體，他們適時興起，回應大眾的需求。甚至還可以說，由於缺乏對公眾的服務和進取精神，這些反對人士只會嚼舌根，不滿的情緒滿天飛，卻缺乏行動力。我曾把我的著作和初稿的抽印本寄給這些人，但我懷疑他們是否會看。我也把同樣的內容寄給亞瑟·萊特，他不但每一頁都讀，而且總是用各種方法將評語告訴我。我把我和李約瑟合寫的第一篇文章寄給他，他影印後在研究生的課堂上討論。

　　至於萊特對中國和中國文化的態度，有時被形容成批判或負面。專治思想史的他，特別駁斥中國人不理性的這種「神話」。在白樂日（Eitenne Balazs）的影響之下，他對中國的官僚管理沒有幾句好話。這兩種觀點我也贊成，只是略加修正而已。本書甚至出現類似的主張。整體來說，中國對問題的處理方式和西方大不相同。在概念形成的階段，人人心胸開闊，為群體設想，但到運作階段常轉變成背叛。以烏托邦式的衝勁追求理想完美的境界，但動力無法持續時，常常轉化成規模嚇人的管理失當。可是，在下結論前，國家架構的壯觀規模、所牽涉到的恢宏氣派、許多人成全大我的堅忍和自願犧牲、甚至太多人所遭遇的悲痛和絕望，這些層面即使沒有精神上的訴求，至少也有感情上的呼喚。因此，無論是否出生于中國的學者，對中國文化的影響通常懷有曖昧矛盾的態度，喜歡或厭惡必須視情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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