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新港，康涅狄格(2)

新港，康涅狄格(2)

　　全美學術團體聯誼會（ACLS）批准我隨李約瑟研究的經費時，我知道萊特是委員之一，於是從英國寄了一張明信片給他，得到熱誠的回信。我的稅制專書卡在劍橋大學出版社時，他甚至建議，我把草稿寄給他，因為美隆基金會已經可以撥經費給大學出版社，資助像我這類著作的出版，因此我可以有其他選擇。後來問題解決了，並沒有勞駕他的協助（否則會破壞我對費正清博士的保證），但我仍然很感激他的好意。我申請古根漢研究經費寫書（就是後來的《萬曆十五年》）時，還請他推薦，後來我也領到這筆經費。我欠亞瑟·萊特很多，他沒有理由狙擊或暗算我，沒有必要。

　　但我如何解釋他鏟平了我的一項重要計劃呢？這項計劃贏得一位出色編輯和知名出版社的肯定，所牽涉的不只是我的作家身份，還有我的教師身份。我多次重讀萊特教授的來信。他在信中建議我，刪掉所有傳統觀點的段落，只留下挑戰既成觀念的主張，書名可以改成《中國歷史：九十五點主張》（Chinese History: Ninety-five Theses），以「模仿馬丁·路德」。這比我在哈佛的經驗還要糟，因為當時我只不過被要求寫出刪掉量化研究後的財政史。但亞瑟·萊特應該更有見識才對！《中國並不神秘》的目標，在於說明從公元前221年到現在的一貫邏輯。如果刪除年代先後或社會環境，整個結構就會崩垮，整體感消失，甚至他自己在提出上述建議後也緊接著問：「似乎不太可能？」

　　但他指出，仍然有改進的方法。「我希望我們能朝這方向努力，也許秋季時可以面對面討論。」

　　我們在1975年9月的耶魯之行是一次悲慘經驗。我不應該帶格爾和傑夫一起去。我原先以為，我們可以把握機會出外玩玩，因為以前也有類似的情況。但那天碰巧下雨。我和萊特教授約在研究生廳見面，接近約定時刻時，我把家人留在城西達比街（Derby Avenue）的一家汽車旅館中。整排平房中的房間都很潮濕，從床單到枕頭到床墊似乎全都是濕的。我把車開走後，格爾和傑夫坐困愁城，一邊是漢堡店，另一邊是福斯車輛經銷店，停滿省油的Rabbit車款，車價就貼在櫥窗上。會談失敗後的不滿，我們待在城裡那半天的情緒因而更低落。

　　「強納森很想見你，」亞瑟·萊特以隨和的態度歡迎我：「可是他必須去紐約。」他說的是史景遷，我們只在電話上聯絡過。我的主人讓我完全放鬆自在，使我覺得自己是個受歡迎的客人。但提到《中國並不神秘》的話題時，他的態度頑固依舊。在他先前的信函中，似乎仍然有達成妥協的勉強可能，但現在這扇門完全關閉。「你不會想出版那個，」他的口氣從命令轉換成要我自願同意。他接著說：「你當然可以做得更好。」《中國並不神秘》不再具備醒目出眾的主張，不再是中國歷史領域的新馬丁·路德。這次它無法出版的原因是低於水準之下。

　　「書稿出了什麼問題？」他的回答是，總論應該「適可而止」，不能過火。例如，他即將出版的隋朝專書只涵蓋四十年。我對他說，我想出的書性質並不相同。即使我沒有進行大範圍的研究，別人也會。我甚至大言不慚地告訴他，我至少還長期接觸過主要研究資料，由我來做，總好過那些不曾進行原創研究的人。我提出這個意見時，立刻發現說了等於沒說。亞瑟·萊特是位很有深度的學者。他不必我來告訴他，無論長時期或短時期，無論是四百年或四十年，都可以整理出概論來。他是個勤奮不懈的讀者，知道中國歷史領域中無數作者的優缺點。他隨手就可以舉出三四位，他對他們的評價和我自己的評價不相上下。

　　「萊特教授，」我提出最直接的問題：「你是否認為我對歷史的詮釋手法太具有民族優越感？是否太偏袒中國？」

　　這個問題碰觸我們彼此的敏感區，無論稱為民族優越感也罷，稱為文化主義也罷。學者和知識分子之間有道心理鴻溝，就像政客和煽動家一樣。如果你出生在北京，你一定是個驕傲的中國佬。如果你生在愛荷華或德文郡，你不必太費力就自然而然以為西方文化比異族優越。但事實上，誰能切斷族群的臍帶呢？有中國血統的歷史學家當然會如此懷疑。我的問題反映出，自己急於澄清自己對族群效忠的類型及強度。我當然絕不可能否認效忠族群，但只希望能在無害而可以接受的範圍中。

　　亞瑟·萊特沒有直接回答我。不過，他沒花多少時間就提出一個精確的評估。「沒有像何那麼糟，」他說。何就是何炳棣，芝加哥大學詹姆斯·威斯佛·湯普森（James Westfall Thompson）講座的歷史教授，他強調中國民族驕傲的立場已招惹批評，其中一部分還出現在學術期刊中。我非常感激萊特教授以坦白來回應我的鹵莽。他不必給我一個如此精確的回答。他也不需要花時間如此注意我的問題。我感激他極力包容我。但就《中國並不神秘》而言，討論已告終結，毫無妥協餘地。我必須同意，是我自己不想出版。因此，也不必再對文稿有額外的建議。先前的決定不變，沒有爭辯或談判的空間。

　　事實上，這一切不算太意外。萊特早已表達他的「強烈否定」立場，即使他想更改判決，也會自陷於尷尬的處境。即使他說：「對不起，我弄錯了，畢竟黃的草稿好極了，你們應該出版」，出版社是否會持續進行出書計劃也很可疑。的確非常值得懷疑。我還記得K編輯在信中指出，除了萊特教授外，還有另外一位審稿人。這位審稿人說，我處理的問題太大，我的權威還不夠分量，只怕會引來攻擊。既然攻擊者「不一定全然公正無私」如果他和K先生不謹慎，恐怕人人都會遭殃。在出發前往耶魯前我已警告格爾，文稿起死回生的可能性極低。

　　在1975年那個下雨天，我覺得悲憤交加。因為我不是權威，所以無法出版一本我覺得重要的書。但如果沒有出版具有影響力的書，我永遠不可能成為權威！而所有的意義、所有的影響力、所有的賣點、所有的威望，全都不是由客觀的標準來衡量，而是由長春藤名校內的不具名審稿人決定，而這些校舍的哥特式建築和回廊也不過是矯飾的模仿品而已！

　　我難道沒有提醒自己避開民族優越的傾向嗎？即使在和學生討論中國時，我也沒有隱藏過去的不可告人之處：蝨子、壞疽、人海戰術的大屠殺、把人活活打死和活埋的殘忍。我不曾否認國民黨的貪污腐化，我只希望指出，貪污是失敗的結果，不是原因。在討論19世紀時的李泰國（Horatio Nelson Lay）和赫德（Robert Hart）被指派任職中國總稅務司時，我指著坐在前排的學生：「如果這個位置提供給我們，而且人選縮小到只有你們和我，我寧願你們去做。你們之中不管是誰——丹尼爾、蘇珊或史提夫——都會做得比我好。為什麼？到19世紀末，你們已經有不帶人治色彩的數百年管理經驗。如果你們願意，可以在中國清清白白從頭開始。但是如果是我來做，我一定會考慮用我弟媳的舅舅或舅舅的弟媳。不要一直問我為什麼！這就是我們社會下至村落階層的運作模式。更可能的是，我所以能當上總稅務司，是因為靠親戚幫忙。如果你們強迫我切掉這些關係，我不但無法工作，而且也不能生存。這樣清楚了嗎？」顯然不是很熱衷於提倡中國的民族驕傲。

　　我的研究手法不同於其他的歷史學家：我將中國現代史的底線再往前推數百年，而不是從鴉片戰爭前夕開始；討論時事時，會牽涉到社會關係和思想史，這就是我說的大歷史。其好處在於一百年來的弊端、恐怖及悲劇都可以解釋成巨大轉變的後果，是歷史主宰的劇烈翻覆，打破太多關係，釋放出太多無法控制的力量。只要我的目的是提供空間，以分析中國在西方衝擊下的重新調適，我就不會極力縮小西方的力量和影響，畢竟我已經歸化成美國人，會站在積極支持西方的立場。我對一般讀者大眾講解上述的簡單概念時，不需要出版許可。他們的知識水準只要不低於我教的大學生，就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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