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新港，康涅狄格

新港，康涅狄格(1)

　　就很多方面而言，1974年是我一生中重要的轉折點。其一是我想寫的書《中國並不神秘》（China Is Not a Mystery），被一家主要的商業出版社所拒絕。編輯K先生先前曾通知我，文稿「已被數人讀過」，數星期後再與我聯絡。這些話聽起來很有鼓舞作用。我可以合理推測，書稿已受到多家出版社的好評，否則不會動用多位審稿人。如果他天天相處的同事尚未決定，他也不必寫信給我。很可能一切手續都已完成，草稿已被送到我的同行處進行評估。如果來信的反應是肯定的，我的書就會印上這家出版社的標誌。

　　但數星期過了，最後的決定卻是否定的。K先生還不怕麻煩地對我解釋，他自己很喜歡這部書稿，而且「喜歡到極點」，認為這本書「以生動活潑而吸引人的方式，綜合許多歷史文化事實」，因此第一位審稿人表示反對時，他又找了第二位審稿人。等到第二個人也表示否定的立場時，在這種情況下，他只好「向權威的意見低頭」。我很感激K提供的訊息。但是，他當時並不知道，而我自己也沒料想到的是，他那封率直的信讓我陷入多年的苦戰。即使是我今日所從事的工作，也仍然和這場奮戰有關。目前的這本書取材自沒有出版的《中國並不神秘》，雖然兩者風格和格式並不相同，但仍是K先生立即確定並欣賞的大歷史手法。

　　出版《中國並不神秘》對我很重要，原因倒不在出書可以帶來盛名，而在我需要出書給學生閱讀。我在英國住了一年後，發現自己在課堂上的表現不及以往有效率，原因之一是我和教材間的意見差異愈來愈大。中國有十個主要朝代，至少十二個次要朝代，已經讓學生暈頭轉向。然後我再告訴他們，所謂的動態循環理論只有相對的價值。這個理論主張，各朝代都是因為財政秩序上軌道而興起，因為財政秩序走下坡而沒落。但基本上來說，中國歷代的「帝國」架構並不相同，運作的原則彼此差異，滅亡的原因也各不相同，絕對不是「有勢力的家族維持免稅狀態，小人物負荷過重」這麼簡單的觀念可以解釋。

　　一個國家不可能重蹈覆轍無數次。但困難之處在於我常常抵觸教科書作者的觀點。到了民國時代，我的立場更艱難。我只能勸學生，不要落入「我不太喜歡蔣介石，他太貪污」或「我也不贊成毛澤東，他太殘忍」等窠臼。這些都是讀者對歷史不假思索的反應，並不是歷史本身，而歷史遠遠超越我們的喜歡或不喜歡。我對學生解釋，為求瞭解國民黨治理期間的貪污和共產黨的堅忍性格，我們必須掌握事實：中國的現代化，牽涉到從文化導向的單位轉型成在經濟上可以處理的政治體，歷史上沒有前例可循。如果學生願意，可以運用迪士尼的幻想力，先想像一尾魚把自己變成一隻松鼠，然後再變成一隻鳥。動盪時期政權的移轉，當然不能和哈定、格蘭特或其他總統任內的階段相比較。

　　比較理想的狀況是我自己出一本教科書，但這需要多年的準備，而且我也不敢確保成果一定比現有的書來得好。基本上來說，問題牽涉到歷史觀。我最不滿意教材的組織架構，史實的選擇缺乏連貫性，雖然有許多故事，但沒有頭緒，反而讓人分心。整體來說，這些材料並沒有直接傳達一個讓人信服的主題。之所以產生這種現象，是因為作者並沒有時間去研究主要參考資料並加以消化。如果能有望遠鏡般的視野，就可以補正這些缺失。因此，我預計將《中國並不神秘》當成輔助教材，而不是用來取代教科書。如此一來，也可以減輕我講述史實的負擔。我以短句的形式來寫這本書，五萬字的內容分成一百三十八段，從秦始皇統一帝國到當代為止。該書和本書一樣採取技術詮釋的方式，我認為其中的觀點都超越黨派之爭。

　　正如我所擔心的，書稿被退回後，其他家出版社也都沒有興趣。其中當然沒有陰謀可言，但書的格式和內容都太不尋常，唯一的訴求對象是本身對題材也稍有涉獵的編輯，才能夠肯定作者的研究方式，並且可以熱心到獨排眾議，充分掌握出版社的資源來出版這本書。別人勸K先生放手不管時，我甚至找不到願意稍加考慮的出版商。1975年年初，我又將文稿加以修正，同時我幾乎把它當成我上課的演講稿。我把草稿給富路德博士，他讀完後指出兩點技術上的錯誤，但仍然予以肯定。我又拿給德克·博德（Derk Bodde）博士看，他也認為應該出書。他們的認可讓我更難忍受挫折感。如果沒有出書，我無法向學生充分解釋我對中國歷史的詮釋。我的講課異於他們所閱讀的內容時，初學者的他們很難抉擇。我也擔心，部分學生認同我的觀點後，將來轉到其他學校或到別處追求更高學位時，會遇到嚴重麻煩。

　　富路德天性慷慨，但他如果覺得一本書基本上立論薄弱時，並不會認可其出版。他對別人的確稱讚多過批評，如果情況許可，他寧願保持沉默，不願主動提供意見。但如果情勢要他直言，他不會退縮不負責，有時他也會發表非常負面的書評。我認識博德後，他已從賓州大學提前退休，到劍橋埋頭於自己的著作。他對中國古籍的知識即使不是西方世界的唯一權威，無疑也一定是同行中的佼佼者。在他的無數著作中，有一本《北京日記》（Peking Diary），是他對1949年共產黨佔據大陸的親眼見證，使他的學者生涯能近距離接觸中國最近的發展。德克出於禮貌和謙虛，也跟著我稱李約瑟博士為院長。

　　在他和妻子嘉莉亞（Galia）堅持下，格爾和我都必須直接稱呼他們的名字。但他清楚劃分私人敬意和學術標準間的界線。他總是一針見血，如果心中有任何疑問，他會毫不猶豫地好奇發問，就像《六十分鐘》中的麥克·華萊士（Mike Wallace）一樣。他直言無諱，有時說話的力道很重，以致每個音節都加以強調。他告訴我，雖然他只看過書稿的前面數章，但他相信我的概念很對。如果編輯來請教他的意見，他會小心評估後再反應。

　　書稿被拒絕後，我又寫信給K。1975年夏天，我第三度前往英國前夕，我鼓足勇氣請他再考慮《中國並不神秘》。我強調，他的審稿人批評文稿「不平均」，其實是出自西方學者的弱點，不是我的錯。由於目前的博士論文格式使然，學者任意選擇一些主題作為他們的專長領域，讓大塊區域無人處理。如果有人嘗試連結所有要素，就會被指責為將不熟悉的名詞、過度探討的領域、甚至陳腐過時的觀念全混在一起。我告訴他，我試過把修正後的文稿傳授給大學生，因此相信這本書是瞭解中國的有用工具。我求他再看一次修正過後的書稿。最後，我列出五位最知名的權威，他們的見識可能勝過他的審稿人。這五人是富路德，哥倫比亞大學的名譽教授；博德，賓州大學的名譽教授；亞瑟·萊特，耶魯大學教授；崔瑞德，劍橋大學教授；比爾·簡納（Bill Jenner），裡茲大學講師。上述人士都享譽全球，可能只有簡納例外。但比爾曾住在共產黨統治時期下的中國多年，曾將中國末代皇帝溥儀的自傳翻譯成英文，而且最近還著手英譯《洛陽伽藍記》，恐怕沒有幾個美國人讀得懂這本6世紀時的中國古書。他比其他人都年輕，可以增加我名單的多樣性。

　　K先生的回答顯示他對我作品的濃厚興趣，但也透露他不看好我的計劃。他沒有直接回絕我，只表示他覺得繼續追究沒有太大意義。他完全瞭解我的感受，因為他自己「曾充分討論過出書計劃，並且也思考了一陣子」。問題在於，我提出的「傑出見解混雜可疑或備受質疑的觀點」時，我自己並沒有足夠的威望足以讓我的見解過關，我的綜合與概論勢必會引起尖酸刻薄的攻擊，沒有一家出版商能視若無睹，因為銷售可能首當其衝。他承認再讀我的修正版本並沒有害處，但還是看不到被接受的可能。他還透露最令人吃驚的消息：其中一位審稿人正好名列我的五人名單上，而且那個人的意見是「強烈否定」。

　　這個訊息讓我不敢置信。事已至此，我無法再退卻。我的好奇心很難滿足。既然K在來信中同意再看一次修正後的版本，我決定寄《中國並不神秘》的修正版給我名單上的每一個人，並附帶一封信，對他們解釋書稿的內容，如果我未來的出版商請教他們，請他們能直接回應。我又寄一份修正稿給K，順便告知此事。之後我就展開橫跨大西洋之旅。

　　編輯K沒有再採取任何行動。但有一個夏日清晨，一封從康涅狄格州新港的信寄到英國劍橋。亞瑟·萊特教授寫信「招認」他是《中國並不神秘》初稿的「裁判」之一。他的反對理由是「在一些醒目出眾的論點之後，緊接著近乎傳統的觀點」。這番評價讓我驚愕莫名。老實說，我應該將這句話視為讚美，而不是視為不夠資格出書的原因。事實上，這正是我嘗試的方向，而且也是編輯為何一開始就感興趣的原因。在我和K的通信中，我們恰好認定這是事實。亞瑟·萊特是耶魯大學查爾斯·西蒙（Charles Seymour）講座的歷史教授，也是五本中國歷史書籍的編輯，當然知道這是唯一能改進歷史觀的方法。就像撰寫新傳記時，不必更改研究對象的出生年月日，也不用改變子女的名字。

　　我只見過萊特教授兩次，時間都不長，而且都在公開場合。有一次是在《明代名人傳》計劃的會議上，是在紐約舉行，前一天剛好是亞洲研究協會的年會。另一次是他受邀到瓦薩學院演講，會後接著歡迎會。我和他說話的時間總共不超過五分鐘，但我深深覺得，他對我很友善。我在密西根大學的指導教授約翰·霍爾後來到耶魯，他告訴我，萊特教授讀過我的部分論文，這實在很不尋常。法蘭克·奇爾曼（Frank Kierman）和費正清合編的《中國的戰時作風》（Chinese Ways in Warfare）出版時，《亞洲研究期刊》的書評編輯很難找到書評者，畢竟這本書上起公元前，下至16世紀。萊特向編輯建議由我來寫，後來果然是由我寫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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