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尋找對歷史的技術辯證(10)

尋找對歷史的技術辯證(10)

　　我大可以說，現代中國的所有痛苦完全起源于明代開國之初，因為當時將退縮的精神加以制度化。在稅法和政府財政方面，明代帝國將自身限定在狹窄的範圍中。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局勢有所變化，需要一連串的預算調整，但明代卻無法回應需求，導致改朝換代。但我如果將明清兩代和第一帝國、第二帝國相比較，結論將大為不同。由於各朝代無法未卜先知，只能盡力避免前人的錯誤。接受歷史的長期合理性之後，我更加相信，地理具有長期的力量，可以影響人類事務。

　　1973年以後，我們又造訪劍橋三次，分別在1974年秋、1975年夏及1978年夏。1974年是我留職留薪的休假年。我們幾乎用光積蓄，將旅程擴展到歐陸，包括科隆、波昂、法蘭克福、維也納、薩爾斯堡、茵斯布魯克、威尼斯、羅馬、拿坡裡、龐貝、日內瓦、裡昂和巴黎，最後才回到英國。我們不曾後悔這次歐陸之行。旅行時，一定要抓住立即的機會，因為機會可能稍縱即逝。我們不知道這趟旅程對傑夫有何長期影響。但對我們自己來說，我們從這次經驗中得到充分的教育機會。不久前富路德博士發表一篇文章表達他的不安。他說，許多年輕人研究中國，卻不曾到泰山的階梯去試腳力。

　　我們看到萊因河畔的城堡時，才更加體會他的意思。「看，每兩三英里就有一座城堡，」格爾說。也許沒有那麼多，但山上的城堡和城垛最能說明歐洲的封建制度。在這套制度中，地方分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牽涉到深厚的戰士傳統和私人形式的政府。雖然讀過許多資料，但還是要親眼目睹，才能確切想像出其運作方式。正如卡爾·史帝文生（Carl Stephenson）所說，誰控制山頂，誰就控制底下的山谷。歐洲因此和帝制中國大相徑庭。在中國，中央集權是主調，公共部門是政府的重心，官吏建造龐大的城牆，打算以全部人口抵擋敵軍的圍城。他們攀登泰山以習慣「小天下」的感受。

　　在成堆的磚石前，很難主張某一方的道德比另一方優越。如果一定要譴責，對象應該是人類共有的好侵略天性和好戰傾向。觀光和大歷史一樣，可以穿透許多扭曲的詮釋，帶我們更接近歷史的長期合理性。因此我們相當羡慕能親眼見到西安兵馬俑的人。這些人俑清楚透露，中國的中央集權完全不同於西歐的地方分權。由於兩方都受限於地理和相關因素，其實沒有一方有真正的選擇自由。封建領主以城堡鞏固地位時，同時也授予市民自治權。他們無法預知，我們今日所知的公民自由就此埋下種子。中立的觀察家可能指出，到唐代或甚至宋代，中國統合的司法制度勝過封建歐洲各地零散的法庭。在當時的歐洲，國王和貴族間的僵局必須由法理學專家來仲裁，地牢及用嚴苛考驗來判罪也是當時的產物。但現代的司法獨立和陪審制度卻脫胎於中古歐洲，而中國今日的法律制度在很多方面仍然近似唐代和宋代。如果歷史是科學，和其他分支不同之處在於，歷史直接牽涉到時間，只有天文學有類似的狀況。

　　英國沒有很多山讓遊客鍛練腳力。便利的是，幾乎所有的歷史古跡都可以在半天內開車抵達。如果你參觀雀茲渥斯屋（Chatsworth House）或隆利特屋（Longleat House），你可以親眼觀察昔日私人所控制的農業財產。在倫敦北方有一個小村聖阿爾班斯（St. Albans）。從歷史上來說，這個小村可以說是埋葬英國莊園時代的地方。我們得知，在黑死病之後，整個地區人口大為減少，剩下的農奴就摧毀莊園紀錄，因此得以解脫農奴的身份，重獲自由，而且逃過懲罰。但今日整個區域都已都市化，小村莊幾乎為大都會的一部分。劍橋西方約二十英里處，有一個村落聖尼歐茲（St. Neots）。這個地方特別之處在於，它可以算是英國現代內陸貿易的搖籃。

　　在伊莉莎白時代，一位地方鄉紳瞭解此地的重要戰略位置。他清出一片地，設立穀物市場，開始向商人收取攤位稅。事實上他無權徵稅。但市場就坐落在烏斯河（Ouse River）上，到鄰近地區的交通十分便利，從貝德福郡（Bedfordshire）各地、封廷登及劍橋來的大麥農人照樣付稅金。最後這個冒牌貨還把他的「權利」出租給下一個企業家，自己就退休了。這個案例證明，資本主義不需要經過階級鬥爭也可以取代封建主義。在這個例子中，一位有遠見的冒險家可以善用舊制度涵蓋不到的空間，在其他人還沒發現前捷足先登。這起事件還說明，私人管理如何侵入公共領域。李約瑟博士和我得知此一掌故後，他就載我到聖尼歐茲，兩人仔細研究這個地方。院長站在烏斯河邊，聽任夏日的微風吹亂他略長的華髮，動也不動。他站了很久，凝視著河水，陷入深思，仿佛等待另一艘穀物船開過來。

　　我們為何對西方的發展如此有興趣？原因還是和我們對中國的興趣有關。我們兩次約略爬梳帝制中國歷史，一次是為了土地租約，另一次則是貨幣管理，因而發現，中國非常強調大規模公共利益的基本項目，甚至仰賴簡約設計和做假，完全不同于現代西方的體系。就歷史背景而言，無需多做解釋也可以瞭解，中國完全錯過資本主義發展的所有階段。但正如霍莫·達布斯的諷喻所顯示，我們無法證明鬼並不存在。為了證明中國所欠缺的內容和過程，我們必須到資本主義興起的地方研究其成長和發展。我們朝這個方向尋找資料以滿足好奇心時，發現許多讓我們迷惑之處。

　　如同墨利斯·陶蒲（Maurice Dobb）指出，在這個題材上的現有文獻可分成三大派學說。一是馬克思。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正是差異所在。以前是農奴在農地裡辛勤工作，但後來變成產業工人出賣勞力給工廠老闆。第二派學說是以馬克斯·韋伯和通尼為代表。資本主義的起源和宗教有關。新教激勵資本主義者的精神，心理的提升又創造出新類型的文明。第三派學說沒有特定的代表人，強調的是資本主義體系中的貨幣經濟。陶蒲認為，最後一派最沒有說服力，因為如果採納上述定義，事實上可以包括最原始經濟以外的其他所有經濟體系。

　　李約瑟博士和我認真檢視這些資料，翻閱所有可以看得到的相關書籍，但沒有一個單一文獻符合我們的需求。舉例來說，馬克思處理歷史的方式太過格式化，甚至於後來的馬克思主義學者都很難自圓其說，例如：現代中產階級社會是「滋生於封建社會的廢墟」。單是這個句子就讓我們分心，無法專心研究介於聖阿爾班斯和聖尼歐茲事件的兩百年史事。如果我們承認中產階級社會取代「搖搖欲墜的封建社會」的確是「很快的發展」，同樣無法解釋雀茲渥斯屋和隆利特屋的前因後果。我在學生時代曾讀過韋伯和通尼，發現他們很具啟發性，這看法迄今不變。但歷史的概念主題並非將突出事件加以摘要即可。

　　新教對資本主義的形成無疑有所貢獻，但新教並非資本主義的起因或獨一無二的因素。資本主義早期的提倡者來自意大利的城邦，他們是天主教徒。另一方面，荷蘭早期的喀爾文教徒有強烈的反資本主義傾向。也就是說，這兩派學說都因為過度執著信念，而違背我們發現事實的目的。他們無法讓我們的眼光踏實。他們在解說資本主義的歷史源起前，就開始進行道德分析。因此，雖然陶蒲警告在先，我們還是要從第三派學說著手。由於我們已相當瞭解中國經濟史，具備的優勢大過先從西方經驗起家的學者。我們知道，使用貨幣不一定導致貨幣經濟。就像中國的宋朝，許多貨幣以雙邊流通而非多邊流通，但並不具備貨幣經濟的特色，更不用說將中國提升到資本主義的歷史階段。

　　這番尋找帶來挫折又有趣的經驗。例如，我發現許多馬克思學者不曾讀過《資本論》的第二部。如果他們讀過，寫出來的內容會大為不同。即使在劍橋，也很難找到《資本論》全三部的完整英文譯本。後來我從當地書店買到一套，是從蘇聯進口的。我也覺得韋納·桑巴特（Werner Sombart）很有意思。有時他像是畫家霍加斯撰寫內容一再重複的散文，有時又像薩克雷厭倦寫小說，改行寫起非小說。

　　在我們的時代，對這主題最有貢獻的學者無疑是弗南德·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我特別欣賞他提出許多一針見血的總論，其中之一是「資本主義只有和國家合而為一時才能成功，這時資本主義就等於國家。」這句話就像鋒利的刀刃，一舉切開大部頭的歷史。（不過，布羅代爾教授對中國的相關情況理解錯誤，史景遷教授已于《紐約時報書評》中指出，但這和本文主題無關。）我對他的「總體歷史」只有兩點反對意見：首先，他詳盡列出歷史事件，卻忽略時間的先後順序。其次，他的重點放在歐陸，不同於我的觀察。我認為資本主義起源于海洋文化。舉例來說，即使根據布羅代爾的上述標準，資本主義在法國生根的時間也遠落後於英國。

　　我們在這個主題斷斷續續努力數年後，決定發表研究成果。李約瑟博士和我再度聯名發表專文，是篇簡潔的兩萬字概論，注釋有兩百六十八則。為了準備這篇專文，我們參考八十二篇著作，其中大多數是專家寫的專論，其中有許多分成多冊。無可避免的是，這篇文章可能招致批評，說我們找來這麼多次要參考資料，只不過是說明門外漢的觀點。但如果此文可以達到填補知識鴻溝的目標，我很樂意被指責越界。以李約瑟對西方的認識，在發表文章前，他還是請多位這方面的專家來閱讀草稿，其中有一位是計量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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