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尋找對歷史的技術辯證(9)

尋找對歷史的技術辯證(9)

　　然而，第二帝國時期卻是中國文明輝煌燦爛的巔峰，創造力達于鼎盛。漢代實行察舉制度，隋以科舉考試取代，由於任何人都可以參加，因此有助於社會流動。再加上複製佛經的需求及中國古籍的普及，終於導致雕版印刷術的普遍使用。中國南方的發展造成農作物多樣化、城市化的範圍擴大及水路運輸的空前利用。10世紀末到11世紀初，人口中心已從北方移到南方。種植稻米有利小戶人家，上述因素永久改變中國社會的性格。社會更為繁榮，也更為庶民化。

　　到了宋代，中國的農業官僚面臨組織現代經濟的能力考驗，因為大量的現金和商品源源不絕流入政府的財庫和倉庫。宋的開國帝王是將軍出身，決定驅除長城以南非漢族所建立的半漢化國家。宋代意識到本身掌握的經濟實力，所徵召的軍隊人數逼近一百萬。政府積極提倡貿易，注重軍事技術。官吏薪資之高，可說空前絕後。在許多方面，朝廷在公共事務扮演主動而非被動的角色。宋代似乎有能力創造中國歷史的新局，甚至今日部分背景不同的歷史學家都將11世紀之初形容成「中國早期的現代階段」。

　　但開國君王的美夢沒有實現，失去的疆土不曾收復。相反地，宋代和「蠻族」競爭時，反而被迫南遷。宋代三百多年歷史的特色是，戰場上一再慘敗，又以最屈辱的條件議和。令人困惑的是，這種事居然發生在中國有史以來最富裕的朝代。除經營礦區和鑄造金屬貨幣以外，宋帝國還發行紙鈔，規定鹽、茶、香料及明礬由國營專利，將釀酒業視為特許業，控制內陸、邊疆及水上交通，並掌握部分貨運。和尚道士必須繳特許費用，徒刑可以易科罰金，這些都是行政收入。當代的資料宣稱，其土地稅收為唐代的七倍，其中包括穀物、貴重金屬及紡織品，數目驚人。在11世紀，國庫倉廩滿溢，必須再加蓋新建築來容納稅收。今日美國大學生所使用的標準教科書指出，在1021年，宋代政府的歲入超過一億五千萬貫，一貫相當於一千枚銅錢。根據當時的匯率計算，相當於一千五百萬到一千八百萬盎司的黃金，換算成今日的幣值，相當於六十多億美元。其他地方看不到這樣富足的政府財政。

　　現代教科書很大方地稱呼當時為「進步經濟」及「商業革命」，但這些標簽全都貼錯了。如果實情真是如此，世界歷史絕對會大異於今日我們所讀的內容。國庫的數字來自無數地方單位及倉庫的流水賬加總，總數不可能達數十億元之譜。沒有一個民間單位有能力匯出上述資產的幾分之一，因此國庫的物品沒有理由也不可能大批運送。在宋代，經濟中的服務部門要不就完全欠缺，要不就嚴重不足。當時沒有銀行、保險公司、現代的商業法規、或是監督大規模商業及財務運作的司法程序。在20世紀，中國的統計和資料處理能力仍嫌不足，更不要說是11世紀。即使是現代學者嘖嘖稱奇的運輸和通訊狀況，也只限于臨水的大都市。如果那些讀者深入內地，或是到大戰開打的地區，可能會大感意外，就像我1941年到雲南的十四師報到一樣。

　　就本質上來說，這些設施不只是器具和傳輸設備而已，他們是經濟和社會秩序的產物。在銀行和法院的背後，是國家的法律體系，再其後則是社會習俗和宗教。因此，一群村落的聚合體無法充當貨幣管理的適當運作基礎。

　　王安石變法的例子反映的不只是宋代的情況，還包括中國現代的問題。1069年，王安石成為御前顧問。當時軍隊和官僚人員不斷擴充，形成龐大的財政負擔，面臨這個不可能任務的王安石，建議將政府財政商業化。國庫物資閒置無用，不如加以流通獲利，如此國家歲入增加，但不必加稅。

　　王安石「新政」中最引人爭議的就是「青苗錢」。無論是宋代或後來的朝代，眾多小自耕農都面臨每年農耕時的貸款問題。他們通常向族人預支現金，但利息貴得離譜。王安石計劃讓政府在春季稻苗青綠時提供貸款給農民，秋收時農民再還貸款。借期六個月，利率百分之二十，依當時的鄉村標準而言並不算高。

　　這個實驗在各區的成果各不相同，但整體而言卻是失敗之舉。當時缺乏服務單位，計劃無法有效執行。個別農民無從申請貸款，政府無從調查申請人，擔保品無從設立，欠債時也無法沒收擔保品。批評家指控，大多數的地方官就把錢全部發放給地方人民，不管他們需不需要。鄰居基於連帶責任，必須被迫彼此擔保貸款，就像彼此擔保稅捐一樣。青苗錢的來源是地方政府穩定食物價格的儲備金，並非每區都有足夠的現金。但所有地區都規定配額，必須繳納一定的青苗錢利息。至少有一名官員向皇帝報告，大肆宣傳的貸款其實並無其事。這位官員指責，錢並沒有真正貸款出去，但人民還是要繳稅，等於是在正常的稅款外又額外加稅。另外一個衡量這個計劃成敗的方式是政府財政的反應。如果成功提供貸款給農民，利率應該逐漸調降，不可能長期維持半年百分之二十的利率。情況不禁讓人起疑，整個社會的農地盈餘是否足以支撐此一計劃。

　　新政的其他內容也同樣行不通。在市易法中，將人民繳納的物資重新出售，卻無法吸引民間的商人。由於缺乏法院的保護，這些商人擔心，政府代理人可能以公共利益之名行沒收之實，以彌補預算的漏洞。官員必須親自在城裡買賣商品時，躉售商和零售商全都無法生存，最後再也沒有公平價格這回事。因此新政白忙一場，在鄉村裡鼓吹貨幣經濟，卻抑制城市裡貨幣的流通。

　　由於王安石和政府的關係，讓儒家學者轉而成銀行家。為達到此一目的，他必須給予市鎮特許狀和使司法制度化，才能產生民間的對等單位，便於商業來往。但顯然這些措施勢必連根拔起帝制中國的根，也就是說，數千名識字的官員以他們的正義感和善意加諸千百萬農民身上，以維持秩序。事實上，王安石並沒有革命的眼光，無法跳過一千年的歷史，但他仍然造成宋代官僚的分裂。新政先實施後再撤回，後來又再實施，結果導致在朝的官員分裂成派系，技術議題轉變為道德問題。

　　宋人在12世紀初被趕往長江以南後，王朝所掌握的資源仍遠多於北方的異族。在經濟上較進步的國家無法動員本身，以打敗經濟較落後的國家，就此成為一種模式。由於印刷術發達而產生的流通票據，反而造成通貨膨脹率節節上揚，財政運作愈來愈困窘，短缺和脫節成為常態。南宋種種情況不如人意，讓我回想起在國民黨軍隊的悲慘經驗，兩者原因相同。在鄉間實施大規模的貨幣運作制度，卻缺乏司法督察等城市才有的服務，後果可能慘不忍睹。相反地，北方入侵的國家滿足于只及於基礎的簡約管理，因此可以依需要當場運送人力和食物供給，即使必須在顯得落後的地區運作也無妨。女真族是例外。他們成立金這個異族王朝，佔領北宋的首都後，反而崇拜起被消滅的對象。金也建立自己的農業官僚體系，模仿宋朝的財政制度。在金被蒙古人吞併前夕，其紙幣的通貨膨脹率創下六千萬倍的歷史紀錄，連創立這套制度的漢人王朝也望塵莫及。

　　第三帝國的退縮符合歷史模式

　　在大歷史中，元代這個蒙古王朝只能算是第二帝國和第三帝國之間的過渡期間。元的行政體系缺乏一致，反映征服者的困境：既不願完全遵照中國式的官僚管理系統，又找不出更好的方法來管理農民數量如此龐大的國家。史料顯示，元朝一方面聽從維吾爾族顧問的建議，努力掌握財政的實際面，另一方面又急於尋求漢人的合作，大幅降低稅率，推行「農業第一」的政策。中國北方的管理方式顯然和南方大不相同。稅法的規定一再修改，無法符合實情。

　　第三帝國的主體包括明朝和清朝（1368年到1911年），和前一時期相比，有非常顯著的退縮。政府依賴意識形態的程度更勝以往。毫無疑問的是，官僚制度針對的是一般而非特定的管理。許多經濟活動在宋朝達到高峰，此刻一一退卻。明代發行紙幣失敗，其後五百年的政府因此缺乏貨幣管理工具。明代有意創造特定條件，讓中國更加成為村落體的大聚合，清代雖加以修正，卻不曾大幅修改這些條件。整個國家因此內向而不具競爭力。只要想到中國即將與西方產生衝突，就會覺得，中國此時退縮回簡單一致，在時點上非常不智。局勢需要進行調適時，官僚卻最無法調適。希望他們能有大膽的創意時，他們卻永遠處在自滿的狀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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