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尋找對歷史的技術辯證(8)

尋找對歷史的技術辯證(8)

　　不消說，他們雖然建議我應該延後我的綜合方式，但我深感不耐，我們的等待毫無意義。另一方面，我們握有相當重大的信息，需要直接呈現給讀者大眾，無論是在美國、中國、英國或其他地區。如果我們扣留這些資料，會有何種後果？一般大眾對中國的瞭解將因此源於其他簡化的概念。我們可能受到引導而相信，發生在中國的是一大陰謀，或是中國人民並不理性。我們已經看到，一些書報雜誌和公開演講的內容都來自於這些假設，事實上反映的是挫敗主義。一旦接受中國是「神秘」或「謎題」，這些作者和演說者就不會再進一步深究這個國家和人民，只會依自己的個性和衝動來寫作或演說。他們應該知道，沒有一個國家可以保持半個世紀的不理性，即使某個社會因為已和全世界脫節太久，在特定時點可能顯得非常笨拙。悲劇在於，傷害會加諸我們自己身上。我們對外國貼上詆毀的標簽，對他們並沒有太大的傷害，但我們可能從似是而非的假設中訂定錯誤的政策，受的傷害反而更大。即使現在不必付出代價，遲早有一天要面對。

　　我的詮釋方法可以說是「事件式」。如果我只提出一面倒的證據，預計會造成扭曲，這樣的方式就不可行。但就目前的例子來看，並非如此。這些事件其實是主流歷史中的突出事件，卻被過去的歷史學家所忽略，原因是他們並沒有具備我們的後見之明，因此無法停在適當的段落，找尋更多的相關線索。就歷史的詮釋而言，沒有比這些實際的史料更有效的工具。

　　毫無疑問的是，卜居劍橋這段期間，更強化我拓廣中國歷史架構的決心。事實上，我並不瞭解歷史學家有何科學工具。在凱思學院的K-1工作時，我明白座位後方的牆壁已經歷數世紀的興建和修補。如果有必要解決爭辯，不難想像可以移走一、兩塊磚，或至少刮除其成分，送到實驗室進行分析。像我這樣預計在此地停留一年，以便進行研究和提供諮詢的個人，對這種建築細節真的感興趣嗎？對我而言，只要瞭解劍橋的建築是新舊磚石相疊就夠了。

　　或者，我應該完全不去管大學城的歷史，等到介紹二十三所學院個別歷史的完整書籍出版再說？當然不可能。我必須讓自己隨時能接納重大訊息，因為這些知識可能會影響身為訪問學者的我。在過程中，我必須提醒自己擴大自己的視野，準備吸收新經驗，先前的信念也可能因此改變。如果我來此地前就已認定：劍橋保守（或進步），李約瑟隨俗（或叛逆），我很可能只累積選擇過的印象。如此一來，無論從磚牆中敲打出多少樣本，無論我的紅外線視力多麼具穿透力，仍然可能得到扭曲的結論。

　　我觀察帝制中國也是同樣的方式。首先，我覺得對一般讀者而言，從頭到尾詳述朝代史或只呈現罐裝的抽象概念，都沒有太大的幫助。讀者需要知道中國歷史中的特定事件，並瞭解與時事的關係。以下即簡要概述我認為重要的特定事件。我必須承認，在我到劍橋之前，並沒有太注意到其中的許多故事，當時我已經對數十萬人次的大學生講授過中國歷史。因此，如果專家拒絕暫時擱置他們狹窄的興趣，讀者不可能期望從他們身上獲得這些知識。當然選擇重點反映作者本身的興趣。因此我交待自己的背景，其中包括我的性情及衝動，僅供讀者參考。

　　第一帝國確定中國歷史的主調

　　在我對中國帝制史的概述中，為求方便起見，三個大段落可以被稱為三個「帝國」，彼此之間有極大的差異，但又具備上述的共同特徵。

　　從統一中國到漢代滅亡（公元前221年到公元220年）這段時期可被稱為第一帝國。此時的官僚統治還沒有脫離貴族的色彩。由地理位置要求所啟動的中央集權動力，到西漢中期獲得滿足，全國隸屬帝國的治理之下。政府所積極倡導的社會秩序，是以質樸簡單和家庭凝聚力為基石。帝國毫不留情地執行權力，但創造出國家崇拜，認定儒家倫理合于自然科學的天理，兩者都很可行。漢代就這樣替中國創造出一個永久的機制，也就是說，人數龐大的農民由數目眾多的開化官僚來管理。漢代實施「察舉」制度，要求每兩萬人中選出一名「孝廉」。被提名的人和高官的子弟組成實習團，先當宮廷守衛，學習應對之道後，再分配到政府單位任職。

　　這個制度最大的弱點，在於國家機器無法規範、控制、抑止或甚至合法扶持鄉下富人勢力的成長。大地主最後集結成黨派，更透過察舉和宮廷保持內線聯繫。他們在鄉間的影響力大增，侵蝕地方政府，逐漸撼動中央。在東漢前的權力真空期，這個現象更是嚴重。東漢末期，學問成為獲取權力的公然手段。私人講學吸引很多門徒，常常達數千人之眾。朝廷設的太學更有三萬學生入學。對國家來說，這並非福氣，反而有些尷尬。

　　公元200年，發生了一場大戰，開啟長期的無政府狀態和武裝衝突。大戰的其中一方是袁紹，企圖以新興的州郡力量稱霸。他的七世祖袁良以易經專家起家，因此賺了一筆錢。他曾在朝廷擔任太子舍人，後來將專業知識傳授給孫子袁安。袁安由於具備學術地位和正直的名聲，從縣的地方官升到郡太守，後來擔任朝廷大臣。從此以後，袁家沒有一代不在朝中任高官，門生故吏遍天下。袁紹興兵時，門客和屬下據說組成近十萬的大軍，但數目恐有誇張之嫌。軍糧必須動用一萬輛車，從中國北方運送南下。大戰的另一方是曹操，以王朝的保護者自居。曹操出身孝廉，養祖父顯然是宦官，曾擔任皇帝的中常侍。在這場戰役中，袁紹的雜牌軍潰敗，但朝廷的秩序並沒有恢復，反而瓦解。對政府的侵蝕早已進行很長的時間，一旦不再假裝服從中央政府，一切全都解體。當時的組織和輔助單位也無法使地方自治正當化。無論如何，當時的問題包括大規模的天災，以及邊疆的防禦線長達數千英里，由地方崛起、從學閥轉成軍閥的人士並沒有能力處理。晉代曾打算復興帝制，但為期甚短，中國自此陷入長期的分崩離析，期間長達三百五十年。

　　第二帝國嘗試貨幣管理，但功敗垂成

　　第二帝國包括隋、唐及宋朝（公元581年到1279年），並不是第一帝國的延續。在數百年的擾攘紛爭後，入侵中國內部的遊牧民族已經被漢化。中國文化的影響力並沒有斷絕，仍然保存在農業社群裡。但帝制的復蘇仍然面臨無法超越的困境，帝國必須將龐大的農業人口置於中央集權的管轄之下，但又無法容納中間階層。許多不可能的任務是由鮮卑種的拓跋氏帶頭，最後拓跋一族成為隋唐的先驅。拓跋氏在長城以南建立農業基地，地點在今日的山西省。他們在遊牧地帶俘虜許多遊牧民族，並有計劃地消滅這些部落的首領，強迫其餘的族人當農工。拓跋氏逐漸建立適合農業官僚管理的國家。他們軍事勢力擴展到中國北部時，就把制度應用到較廣大的地區。他們雇用個別漢人當顧問，異族通婚自然而然產生。但新興的國家必須防止遊牧貴族和漢族精英勢力竄升，後來隋代能在這方面成功，開國君主的精明幹練是主要原因。他是混血兒，性格神秘，成功降低兩種勢力的影響。

　　唐代中期以前的第二帝國可以說是結構嚴謹，也就是說，所有重要的法規據說都符合整齊的數學公式。例如，在拓跋氏統治時，所有戶數都以五為單位，以利行政管理。農業土地號稱是由國家擁有，由身強體壯的人輪番耕種，但這些人同時也要服軍役和繳稅。只要上層的官僚可以順利解釋制度，就不會強制底層嚴格遵守法令。現存文獻顯示，實際情況有很大的差異，官員極力調適內容來符合形式。在中國北部人口稀少、土地經濟缺乏變化的情況下，這些法規還勉強可以執行。至公元780年，唐代才將早已不可行的土地分配計劃宣告無效。其後私人擁有土地成為既定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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