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尋找對歷史的技術辯證(7)

尋找對歷史的技術辯證(7)

　　我們可以從中獲得何種結論？這許多矛盾背後有何邏輯可言？為了概述局勢起見，我們必須要先瞭解，和美國的大學院校相比，劍橋的自主程度高很多。劍橋歷史悠久，因此有權追求大半由自己決定的方向，當然也不能過度強調這種理想狀況，因為劍橋本身畢竟仍面臨嚴重的問題，起因於規模的膨脹和財務吃緊。但其不成文法仍然有一定的影響力，規則在沒有修改前一律有效。這種雙重性質讓劍橋可以務實到極點。過夜的遊客將發現，我們在歷史書中讀過的許多文化因素全保留在此處，包括維多利亞時期的紀律，愛德華時期對階級的自覺，有時又穿插著費邊學社的社會主義路線。時期更早但無傷大雅的是許多中世紀的流風遺緒，馬克思主義分子無疑會稱之為封建殘餘，事實上也沒錯。

　　但英國的保守主義並沒有一套嚴格的外框，反而存在於社群生活的關節紐帶之間。保守主義之影響觸及社群生活的外表，使其色調更為鮮明活潑。保守主義成為價值觀的寶庫，推動過渡時期圓滿順利。在這樣的氣氛下，學者所享有的行動自由相當充分，有時還大於美國的同行。這些規則即使顯得隨心所欲，但數量卻少得出奇，而且通常對個人的影響並不大。劍橋的各學院還有一大優勢：公共任務大都由大學來執行，各學院就可以發展各自的特色。由於有二十三個學院和更多的科系，無論有意無意，都不太可能達成任何形式的穩固控制，因此地方分權得以確保。不過，深思熟慮的觀察家卻瞭解，在這種情況下，各學院必須維持一定的古老形式，才不會發生認同危機。

　　抱怨無可避免會常出現。如果特別研究員身兼政府或產業的顧問，可能被批評為出售學術地位。如果他們不關心錢的問題，又會被指為生活在象牙塔中。但整體來說，英國學界設法讓他們的研究單位像知識分子的共同轄區。從他們的觀點來看，美國大學通常比較像工廠，太注重大量生產、規格化和創造可以交換的零件。英國的漢學家人數不及美國，但卻沒有公然表示關切：學習亞洲語言只是為了亞洲的戰略價值、中國歷史一定要依有利政府政策的方向去詮釋。崔瑞德在劍橋擔任中文教授時，他就成為整個領域的權威。他可以對大學生開講語言課程，指導研究中國歷史的博士班學生。即使他自己被公認為中國中古時期的專家，但他可以指導清代社會史的論文，甚至民初時期的軍閥現象。教授是終身職，即使他的領域只有幾名學生，也不必擔心地位會岌岌可危。只要大學生能設法通過優等考試，就不必被迫聽教授上課。就美國的觀點而言，李約瑟博士的例子一定顯得非比尋常。他接受的是生化學家的訓練，大半輩子卻忙著寫中國歷史的書。事實上，就我所知，還是20世紀單一個人所進行的最龐大工程。而他卻從來不曾擔任過劍橋的教授，也不曾待過劍橋的東方學系。

　　於今回顧，客居劍橋的這一年間，李約瑟的大膽對我有很深的影響。事實上其中毫無秘密可言。他的性格部分解釋劍橋本身的矛盾：一個具有如此保守背景的大學城，居然可以產生如此多具備原創力的思想家。原因相當簡單：學者照理應當加強自己的紀律，而且毫無疑問是屬傳統類型的紀律，這樣他們才能熟悉最基礎的工夫，直到熟透為止，就可以逐漸發展不合常規的作為，借此打破傳統，設定自己的標準，展望未來能有所突破。相對于美國漢學家的慣例而言，英國學者有遙遙領先的優勢。美國學者雖開口閉口談學術自由，但在大西洋這一岸的我們卻深深覺得，絕對不能嘗試前人沒試過的事。在英國的制度中，你幾乎可以嘗試任何事，但不能與傳統對立。不過，如果你言之有物，傳統是可以修改的。

　　在劍橋研究歷史的另一項微妙優勢是，這個大學城本身就住在歷史中。正如柏克（Burke）所說的，「一個由短暫零件組成的永恆實體」，這個大學社群比較願意考慮時間的縱深。我後來向此地的幾位朋友提到，中國兩千年帝制時期可以當成一個單位來處理，沒有人大吃一驚。李約瑟博士就已做過類似的事。他研究中國科技的各種層面，時間從公元前綿延到最近數百年，並已來回往復推究數次。他自己的二十四史中夾了各種顏色的紙片，是數十年來的鑽研成果。

　　1972年冬，靠近年底的某一天，我們在劍河散步時，我終於向他建議，為了總結最後一卷的中國社會經濟背景，他或許應該研究主要參考資料。我猶豫了一陣子才提出建議，因為多少有些冒進。到當時為止，我們一直處理次要參考資料，包括相關主題的一些已出版資料，以及他的朋友和同事提供的「線索」及建議。想法相當多，但沒有一些包含足夠的資料，足以證明中國數千年來為何和世界其他地區有如此大的差異。但我提到我們應重讀二十四史時，他非常高興。「那是唯一可以找到資料的地方，」他表示同意。

　　多年後，我才瞭解，這個決定影響我有多深。

　　中國的帝制時期從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911年，可以說是由八或九個主要朝代、數十個小朝代所組成。二十四史並不是一本論二十四個朝代的書，而是二十四本不同的著作，有些將數個朝代合併討論，有些彼此間的年代重疊。最後一個王朝清代並沒有包括在內。這些作者大體上受限於在現代之前的觀點，但他們之間也有很大的差異。由於本書是已經編輯過的主要資料的合集，因此向來被中國歷史學家視為基礎中的基礎。書的總厚度大到令人生畏。李約瑟的殿本可以塞滿一輛轎車。我回美國後，買了一套現代重印版，共七萬六千八百一十五頁，分成兩百三十三冊。

　　我還沒有從頭到尾讀畢二十四史，也不建議現代學者如此做。在早期史書中收納天文學和數學的基本知識，但只強調現在很難站得住腳的主張：歷史應該廣納所有知識（就技術上來說，現在絕對不可能做到）。史書中對無數貞潔婦女的描述，只會對研究特殊層面的社會歷史學家有意義。史書中的詞匯、參考書目和時間表呈現古代中國學者特別形態的有條不紊。對我們來說，這些材料只適合參考，不能研讀。也就是說，相當部分的頁數應該撕掉。

　　運用這一大堆資料時，還有另一條捷徑。我常用的方式是將現代中西方學者的論文和摘要當成參考指南，其中通常會涵蓋一兩個朝代。他們的引文常常是很好的索引，帶我進入二十四史的原文。我對明代的知識也讓我保留一些自己的判斷。我希望借此方式在綿延不斷的海岸線上建立一些灘頭堡，逐漸將據點相連結，持續往內陸推進。

　　此外，二十四史中還有十二篇所謂的《食貨志》，指點出影響民眾生計的政府財政。這些食貨志的水準不一，其中還包括很多錯誤的描述。但據我所知，唯一研究這十二篇食貨志的中國學者李劍農教授，曾出版一本選集，共分三冊。他的方法是老派作風，沒有系統，不過對後來的學者來說，仍可以省下不少功夫。在這十二篇食貨志中，經過注釋翻譯的部分包括英文的四篇、法文的一篇及日文的一篇，崔瑞德教授的唐代管理專書算是其中之一，我自己的稅制專書也可以算是屬這一類別，涵蓋的明代剛好有和田清（Wada Sei）教授的日本翻譯注譯。我們可以把這些作品放在一起，仿佛在茂密的森林中開出一條小徑，只要把現有的地點和路徑相連即可。

　　在劍橋的其後八個月，我就進行這兩件事：將灘頭堡連成一線，並且在叢林中開出一條小徑。研究報告放在李約瑟的檔案中。但我回美國後，也重新檢視對二十四史的研究發現，試著簡化觀察所得，以便將訊息傳遞給一般讀者。我的心得包括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中國由於很早就統一，已發展出一套特別的治國之道，將無數的佃農戶置於朝廷的直接管轄之下。這個趨勢持續兩千多年。研究中國歷史將有助於我們看出背後的強制性因素。然而，缺乏實質的中間階層向來是根本上的弱點。中國政府和國家的道德色彩、理想的正義、沉湎於偽裝等現象，都肇因於在數字上無法管理的局勢。如果沒有掌握這一點，我們也很可能誤判中國近年來的發展。

　　在接下來的八到十頁，我將依帝制各朝代順序解釋此一立論。由於我的個人經驗（見下兩章）及在《紐約時報》讀到艾德溫·麥克道威爾（Edwin McDowell）的《新聞檢查可能採取間接的形式》（Censorship Can Take Indirect Forms），我必須和讀者共同破除一些錯誤的念頭，才能推廣以上的概念，原因不只是在於意識形態，也在於技術層次。我的方式是直接引述古籍以建立主題，這已經引發許多漢學家的反對，他們認為應該堅守社會科學家的研究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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