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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對歷史的技術辯證(6)


  後來我們和隔壁家的美國夫婦比爾·奇恩(Bill Keen)和莎莉·奇恩(Sally Keen)討論這件事。他們比我們早來一年,他們也同意,英國人對握手的態度顯然比我們認真。李約瑟的說法清楚顯示,握手帶有儀式的作用,不能漫不經心去做,身為院長的他也無意破例。

  和許多外國遊客一樣,我們覺得這類習俗很有意思,有時感到困惑,有時甚至啞口無言。坐在K-1的我有時不禁想到,這個地方實在很奇怪。學院的內門又厚又寬,石階因為多年使用而出現了細槽紋。整座學院半像修道院,半像現代化的商業辦公室。K-1還有一個小房間,幾乎沒有轉身的餘地。一張寬不及三英尺的床當額外的書桌使用,置放一些新書和期刊的抽印本,空間還沒填滿。臥榻和周遭環境顯示,早期修道士在此起居時,過著簡陋的生活。在另一邊,面臨國王大道的樓面設有承溜口,承接屋頂的雨水,避免直接流到牆壁上。在屋頂上飄揚著凱思學院的院旗,旗上有黃、綠、黑三色的盾徽。但越過K-1後,走到院自治會秘書辦公室中,可以看到電動打字機、對講機和複印機。從建築的一側走到另一側時,有時會覺得石階仿佛帶我穿越數百年。

  有人會說,將對比加以混合就是劍橋的特色所在。就我的觀察,此地炫耀招搖的明顯跡象首推學院的晚宴。集合在食物之前,是所有人類社會的重要社交功能,劍橋恣意強調此一功能。在凱思的每一學年,每位研究員至少要有一次受邀參加院長的自助餐宴,他們的妻子也在受邀之列。每位大學生則在求學期間要被邀請一次。有時李約瑟博士和夫人花很長時間做最後的潤色,將外來的訪客列入來賓名單中,人數想必超過兩百名。他對我解釋,學院款待賓客的預算相當充分。自助餐宴每學期都辦一次。

  此外,院長還舉行正式的夜間派對,歡迎來訪嘉賓。無論是自助餐宴或正式晚宴,食物都屬一流。餐具全都純銀打造,餐盤印著學院徽章,金邊閃閃發光。桌布剛漿洗過。葡萄酒的供應源源不絕,讓我想起早年在東京的外交使節團。院長的管家同樣穿著正式,像木頭般筆直站著,宣佈「晚餐已就緒」時,讓人覺得一切都是為了完美的演出。

  劍橋的氣氛在黃昏時最容易感受到。教堂鐘聲響起,穿戴方帽長袍的研究員和大學生穿梭在巷弄中,急著趕路赴約,中世紀的氛圍在薄暮時刻完全顯露無遺。要欣賞劍橋的風格和水準,你還可以觀察任何學院的門房。他們總是穿戴深藍色的厚重嗶嘰西裝,鬍子刮得一乾二淨,全身修飾得一絲不苟,皮鞋閃閃發亮,簡直就是自成一格。他們顯得如此尊嚴氣派,讓你不禁遲疑,不敢開口請他們替你提行李或叫出租車。

  但劍橋也有另一面。凱思學院有一名特別研究員,而且還相當資深,平日以小摩托車當交通工具。他到達學院時,頭戴安全帽,臉上架著護目鏡,工作手套直抵手肘,褲腳反折,讓人很容易顛倒他的職位,把他當成僕役。我們把K-1和K-2純粹當研究室使用時,也有人把類似設計的房間當套房用,吃住、工作和召見學生都在同一個地方。在觀光客看不到的走道上,有時可以看到髒的床單和枕頭套,等待女傭拿去送洗,有時則是空的咖啡壺、裝著碎麵包屑和蛋黃痕跡的盤子,等著被送回廚房。

  即使擺闊,劍橋事實上還是受到不景氣的衝擊。教職人員的薪水和津貼無法隨著通膨的速度調高。我們眼見教授穿著磨損的衣服,襯衫的領口都磨壞了。我們和任教職的鄰居聊天,他們設法瞭解美國和加拿大的就業情況。有些學者已經搬走,他們並不是急著捨棄工作,以追求更高的薪水,而是在英國很難讓他們達到收支平衡,尤其子女還就讀私立學校。

  如果這一切都顯得矛盾混淆,我們還沒探究到背後的組織架構呢。我們像許多外國遊客一樣,有許許多多的問題:何謂學院,何謂大學,兩者有何關係等等。我剛到劍橋不久,就問過李約瑟博士:「學院是什麼?」

  「基本上來說,」院長只是簡單回答:「學院是宿舍。」

  但這個答案只對了部分。學院不只是宿舍,還是基金會和財團法人。學院是自治體中的小自治體,擁有不動產及股票,研究員(有些還是終身任命)有權領取收入的「分紅」。研究員是導師、是研究人員、也是行政人員,他們是大學的「主要勞力」。頂尖的人員則被稱為「特別研究員」。學生並不是由大學給予入學許可,而是由學院篩選、面試和認可。許多相關資料都見於《劍橋大學手冊》,我們到時已印行第六十二版。但印在紙上的一行鉛字照例不會留下深刻印象。在凱思學院,我必須親眼見到學生在辦公室外等待面試的緊張模樣,才瞭解實際的運作情況。

  另一方面,就整合的機構而言,大學簡直不存在。大學本身甚至沒有大禮堂,大聚會就使用國王學院的禮拜堂。大學任命教授、設立學系、充實實驗設備、舉辦綜合演講,以及管理圖書館和博物館,但所有人員和單位都散置在大學城的各個角落。大學最重要的功能是維持一致的標準。學生可以經由和導師的討論,選擇大學開設的任何研究主題,但只有大學能決定學生是否能畢業。學生獲得學位前,必須先通過大學主辦的「優等考試」,內容和所選課程息息相關。所有課程和學分規定的問題就此定案。

  如果遊客多花一些時間研究劍橋的歷史,就會發現,學院初設時,事實上無異于托缽修道會。有時學生窮到必須上街乞討食物。但後來學生也一度非常富有,連當他們家教的特別研究員都因此很有錢。方帽長袍是今日學界的制服,但事實上代表的是現代改革,希望恢復古代修道會時的風格,因為其間學生曾蓄須、帶長劍、穿軍服,不一而足。劍橋也不是始終如此保守。它的現址是懷抱遠見和雄心的人所創設的,其中包括亨利六世。工程的執行本身就是動人的故事。亨利六世在15世紀下令整修國王學院的用地時,無數房屋被拆除,幹道要重新定位,通到劍河的路要重新規劃,讓商人可以在新指定的地點裝貨卸貨。年輕有為的創辦人主持破土大典後才八年,國王學院禮拜堂就已完工,目前仍然是棟崇高的建築,發揮很大的作用,事實上還無法加以取代。後代的學者必須接受早期建築設計的左右,因為先人宏觀的視野難以輕易抹殺。

  我於1972年到1973年卜居劍橋期間,三個學院——克萊爾(Clare)、國王(King's)及丘吉爾(Churchill)——已經決定讓男女同班。這是比乍聽之下更具革命性的舉動,因為正如李約瑟博士所定義的,學院「基本上來說是宿舍」。在此之前,另外三個學院——葛頓(Girton)、紐翰(Newham)和新堂(New Hall)——已經決定只招收女生(現在仍是)。凱思學院投票決定仍只收男生。但在李約瑟博士擔任院長的期間,院自治會開始有學生代表,是數百年來的空前創舉。「我很擔心,」院長對我透露改革後的第一次院務會議,「他們也許有不當的舉止。但後來一切順利,他們穿戴方帽長袍,相當自製。」這個一度被視為極端分子和左翼分子的人,居然說出這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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