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尋找對歷史的技術辯證(5)

尋找對歷史的技術辯證(5)

　　也因此，中國思想家開始強調下列數點：

　　首先是對所有人進行倫理訴求，要求大家降低自我，減少個人及地區利益，支持全國的普遍利益。國家最關心的是所有民眾最低限度的生存，而不是較高的生活水準。對同胞的責任比自己的權利重要。因此管理的基礎雖然廣大，但同質性相當高。

　　其次是將社會習俗當成自然法來遵行。幾乎在所有階段的帝制時期中，男性優越、尊敬長者、平民敬重讀書人等都寫入法規中，其優點就是地位有別得到普遍的認同，社會的贊同更強化王朝的統治。今日仍可感受到殘存的效果。

　　第三點是強調以概要的手法處理大問題。如果將同樣的管理模式應用到美國，密西根可以被視為另一個長方形的州，地圖上的海岸線可能被畫成直線，就和懷俄明州的邊界一樣直。從加州和蒙大拿州到華府的距離同樣被規定為兩千英里，威斯康辛和密蘇裡到華府則是一千英里。土地和人口資料都不是以確切數字登記，而是可以分類編組的一般概念。由簡單算術公式導出的預設計劃可以放入法規中，強迫人口和當地社群去調適，就像穿上統一設計、尺寸選擇有限的成衣一樣。李約瑟博士比較東西方數學時得到如下結論：歐洲的數學強調幾何，中國的數學以算術和代數為主。此處也許需要稍做說明。我們今日掌握的幾何知識是源于古埃及人。每年尼羅河氾濫以後，古埃及人都必須重新計算不動產的位置，因此必須非常注重精確的細節，但中國官僚卻不必講究精確。相反地，這些官僚面對問題時，是以抽象來思考龐大的數字，根據他們處理事務的特殊方式，只要沉思默想即可，不一定要具體描述。

　　中國政治哲學的第四個特點，和偽裝能力有關。這個要素不但對西方觀察家是絆腳石，對成長于這個文化傳統下的我們也是一大困擾，因此有必要稍微解釋。

　　在帝制時期，中國官僚的問題沉重到似乎無法負擔，但他們卻有一個獨享的優勢，是其他地方管理人員所沒有的：中國的地位不具競爭力，不論內在或外在而言。當政治體成為天下獨大的整體，無法解決的問題最後就會成為美學和神學問題，不再是經濟或社會問題。因此，只要經過共識同意成為真的內容，就等於真實，沒有必要引進客觀標準。這個信念引入政治時，因人心的狡猾層面而大為興盛。就本質上來說，通常處理大範圍的人類事務時，在真實與激勵觀眾相信的內容之間，很難劃出清楚的界線。因此，牽涉儀式、神話、訴諸意志力、依據古人典範而立誓、銘記在心的國家崇拜信念、迷信和合理化機制等一連串教訓和慣例，全保留在帝制中國的傳統中，成為政府不可或缺的工具。在中國喪失非競爭性的地位之前，不能輕忽這種治國之道的半宗教性質。這樣的環境無疑產生巨大的影響力，嚇阻追求絕對真理的努力。正如利瑪竇在16世紀的觀察：中國有學問的人必須容忍大眾信仰的虛假。在一張寫實的畫作中，明代的宮廷畫家將皇帝畫成近臣的兩倍大。即使是今日的中國，也無法完全擺脫各式各樣的虛偽。

　　此處的解釋最無法說服西方的讀者大眾。「務實派」的學者有興趣研究法規、人口資料和食物價格等，卻常完全漠視思想史。他們並不知道，他們認為不相干的事，對本身的研究領域可能產生重大的影響。如果事先就拒絕相信，更可能產生很大的風險。相反地，這些學者的批評可能變得無關緊要，因為他們可能批評中國在某些方面失敗，但實情卻是中國無意踏入此一領域，或甚至蓄意規避。採行另一極端也有危險。在目前學院的分科情況下，中國思想家被歸入哲學的範疇。為達到深度的要求，討論通常都超越思想家著墨的實際議題。如果脫離社會甚至語言學的背景，很容易在荀子中讀出柏拉圖，從王陽明中看出尼采。但這種學術研究的價值非常令人懷疑。讀者如果想借此掌握中國歷史的本質，將會被嚴重誤導。

　　現代中國成長與發展遲緩，官僚管理要負最多責任

　　嚴格來說，我們無法簡單直接比較中國文官管理和西方政府，因為前者已實施兩千年，後者的現代化才只是晚近的事。李約瑟博士開始著手分析時，必須始于中國官僚的雙重性格，因為對科學的發展同時產生激勵與禁止的作用。舉例來說，7世紀初期的盛唐是中國歷史最光輝璀璨的朝代，而歐洲仍然處在最近仍被稱為「黑暗時期」的階段。雕版印刷不但是官僚溝通和傳播思想的重要工具，而且也有利於凝聚一大群文官的共識，在東方的使用還比西方早一千年，說來也就不足為奇了。即使從孟子以來的政治經濟範圍狹小，但不見得顯得落伍，尤其和歐洲文藝復興前的封閉思潮相比。

　　但我們如果想用今日的觀點來嚴格審視中國文化，就無法避免以下的問題：在戰爭與和平的藝術上，中國竟然落後西歐。說來諷刺，失敗的源頭來自明顯的成功。中國政府和社會無法適應環境這一特點，必須往上追溯自很早就完成統一大業。帝制中國政治上的統一不同於希臘各城邦、羅馬帝國、封建時代的歐洲或甚至德川時代的日本。中國過度強調中央集體與單一的管理，地方機構和民間管理少有發展及成熟的機會。最後中國就像是潛水艇三明治，上層是巨大的官僚體制，底下則是龐大的農民人口，組織結構毫不複雜，無法與本身的規模相稱。

　　雖然有相反的批評，但官吏對民生的關懷不能說不是真心誠意。在帝制歷史中，我們看到積極而持續地提倡農業，幾乎已成為永久的政策。在每一個朝代開國之初，帝制政府總是忙著從事農業重建工作。土地、種子及牲口都分配給流離失所的人民。新的灌溉工程動工，鼓勵人民開墾。有時政府還倡導特殊的農耕技術和改進的農具。但毫無例外的是，目標都是扶持小自耕農，因為他們才構成帝制時代的同質經濟基礎。保護他們家園的努力有時成功，有時不然。同樣的，廉價貨幣以銅幣的形式出現，從紀元前就已開始，一直使用到20世紀。在宋代，每年通常鑄印二十到三十億枚硬幣，有一次還創下五十億枚的記錄。但最後中國並沒有發展出太多持久的商業技巧，也沒有太多重要的商業法。無法累積資本持續成為趨勢，再加上機制的缺乏，是中國人生活水準低落的主要原因。官僚管理依賴文化凝聚力來維持政治穩定，本身無法成為在本質上擴展國家經濟的工具。我們不需要魏復古博士提出「管理效益遞減法則」，二十四史中已有許多記載。

　　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我並沒有立刻意識到，在英國研究中國歷史有何意義。我認為搬到劍橋完全是就事論事的安排。有時我發現周遭的稀奇古怪很是可愛有趣。但我不曾察覺，這個有趣的地方不但修正我的史觀，而且因此修正我的人生之路。

　　我記得，1972年初遇李約瑟博士時，他帶我去吃晚餐。餐後抽抽雪茄的他帶我參觀院長室，我們談了一回後，轉到K-1研究室，他給我一串鑰匙，簡介他的歸檔方式和書籍在書架上的排列方式。等到談話告一段落，已經接近晚上十一點，他陪我去市場坡等公車。我們互道晚安，我自然而然伸出手來想握手感謝他，但他卻顯得不太自在。

　　「我們這裡一年只握一次手，」他嘟囔著道歉的話：「劍橋顯得很正式，但其實一點也不正式，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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