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尋找對歷史的技術辯證(4)

尋找對歷史的技術辯證(4)

　　黃土地帶

　　現代科學家指出，黃河必須通過大片黃土地區，風沙所沉澱的黃土厚度介於一百英尺到三百英尺之間，水流因此夾帶大量的淤泥。在全世界主要的河流中，淤泥含量如果超過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含量就算高了，而亞馬遜河在夏季高達百分之十二，但黃河有紀錄可循的淤泥含量竟高達百分之四十六，其中有一支流在夏季時含沙量居然達百分之六十三，簡直不可思議。也因此，黃河常常會塞滿河道，溢出堤防，造成難以計算的生命財產損失。只有一個統合所有資源、同等對待各方的中央集權政府，才能提供所需的安全保障，解除人們面臨的常態威脅。大自然所加諸的要求，讓中國註定早而持久的統一。

　　十五英寸等雨線

　　這項要求也因為其他因素而更形強化，因素之一就是亞洲的大陸型氣候。翻開中國的氣象地圖，可以看到所謂的十五英寸等雨線，從東北東部內陸開始，穿過長城中部，彎向西南方，將中國內陸和青海、西藏劃分成兩邊。在這條線東南方，每年雨量大致超過十五英寸，符合賴德懋的描述：「中國農業興盛，人口繁衍。」相反地，在這條線以西及以北，則被他形容成「在長達數千英里的地帶，人們完全置農業於不顧，不直接依賴地表的作物，而是在作物與他們之間插入一個機制」。這是遊牧民族的另一種說法。遊牧民族隨水草而居，畜牧經濟無法轉成農耕經濟，反之亦然。

　　在中國，農業人口和塞外畜牧人口間的爭鬥持續兩千年，留下許多家破人亡的記錄，卻沒有太多溫馨的回憶。這種爭鬥起源也相當早。早在公元前9世紀，亞述人的浮雕上就出現騎在馬上的弓箭手。但後來才發展出「完全遊牧」和騎兵戰術，並逼近中國和亞洲內陸的接壤地帶。到公元前3世紀，遊牧民族入侵已成為嚴重問題，因此才會把北方各國分別建造的防禦工事連成綿延不斷的長城，秦始皇也因此留名青史。國防成為早期就建立中央集權政府的另一項強制性因素。邊疆約略吻合十五英寸的等雨線，在整個帝制時期事故不斷，成為世界地圖上最長的邊界線，對中國歷史無疑也造成一定的影響。中國農業官僚管理制度的興起，部分原因可以說是回應這種挑戰。

　　風向圖

　　救援饑荒災民是任何朝代政府的重要功能，也是中國很早就統一的另一個原因，但到最近才澄清大部分的端倪。中國的降雨量如前所述受制於地形，但同樣受季節限制。百分之八十的雨量都集中在夏季的三個月，期間主要的風向還會改變。農業因此相當不穩定，因為雨季時的雨像暴風雨一樣，也就是說，從菲律賓海吹來的高濕度氣流，必須由吹向東部和東北部的低氣壓中心先行冷卻，才能降雨。無數人的生計因此必須依賴環境的兩大變數同時發生。氣流常常交會，在特定地區發揮威力時，就會產生洪水和氾濫。相反地，如果氣流沒有會合，就會產生極度的乾燥和旱災。可以理解的是，這兩種天災常常同時侵襲不同的地區。早期的歷史學家並不瞭解氣象機制，在二十四史裡預先警告，每六年農作物會嚴重歉收，每十二年會出現大饑饉。在民國成立前，為期兩千一百一十七年的歷代記載中，就包括一千六百二十一起洪水和一千三百九十二起旱災，嚴重到足以引起皇帝的關切。在帝制時期，平均每年發生一點四二起天災。

　　有了這些資料，我們就可以用不同的眼光來研究先人的史料。在秦完成統一前五百年，中國處於長時期的自相殘殺階段。原先的一百多個國家逐漸減少成數十個，最後剩下十三個。在最後兩百年間，還剩七個大國，後來其中的秦合併其他六國，完成統一。在世界歷史上，還沒有規模類似的中央集權運動。當時在各地稱王的霸主一心只想提高個人權勢，再加上陰謀和家族間的宿怨，似乎是民無寧日的主要原因。但我們無需懷疑，自然力量才是背後更具決定性的因素，包括連年旱災水澇引發的饑餓和缺乏安全感。從古籍中我們可以發現：好戰者掠奪彼此的作物；破壞互助協議是引起武裝侵略的原因；饑荒時停止發放食物會導致戰爭。這些事件會產生循環累積的效果。比較大的國家援助饑民時比較有效，自然有更多民眾願意追隨，國家勢力也可能愈來愈強大。因此，早期的統一有氣候和地理因素的支持，而完成統一大業的秦始皇也以象徵的方式承認這一點。在鐵犁發明後，農業雖然不是唯一的謀生方式，卻已取代漁獵，成為中國人民的主要謀生方式。中國必須靠中央集權才能生存。

　　回顧過去，公元前221年的統一事實上確立了無可逆轉的趨勢。中國曾受到異族征服，必須忍受分裂狀態，有一次甚至長達三百五十年以上，但統一帝國的觀念、秦代的統一文字、許多文獻支持帝國統治以及人民的調適全都經過更長時間的醞釀。「本質派」認為文化凝聚力是中國帝制統一的最重要因素，但至少應以這些外在因素平衡他們的論調。如果漢學家一廂情願認定，上述幾項因素既然只影響歷史，就不必再行探討，這樣的想法絕對有害無益。不到十年前，中國報章雜誌仍然刊出多篇文章，討論將黃河河水引入長江這項野心勃勃的工程，目的是重整全國的灌溉體系。白修德形容河南的饑饉是項決定性因素，讓他懷疑蔣介石的天意依歸，這在之前已經提過。《紐約時報》的羅森塔（A.M.Rosenthal）在最近的一次中國之旅時哀歎，將大草原的放牧區改為作物區的行為有多愚蠢，因為會對上層土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

　　這種動力雖然也反映出毛澤東一心執著於糧食的自給自足，但主要是呼應中國人兩千多年來的徒勞無功，也就是想靠密集農耕解決邊疆的問題。有KGB背景的維克多·路易斯（Victor Louis）所寫的書也觸及這個問題，哈裡森·索爾茲伯裡（Harrison Salisbury）還寫了一篇「有異議的導論」。至於邊境的遊牧民族，無論是在歷史上被描繪成絲毫不尊敬文明世界的野蠻人，或是家鄉被強權侵略的無助少數民族，等到不再構成對定居族群的威脅後，在中蘇衝突下反而變成雙方共同猜忌的對象。在此同時，中國的氣候問題仍然存在。美國中央情報局搜集氣象地理資料，不列入機密文件，可供學界參考。

　　資料顯示，數年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不同省份中，降雨量有時低於年平均量的百分之五十，有時又超過年平均量的百分之兩百，這種現象不斷重複，已成為固定模式。這些資料可以妥善利用，例如投機美國的穀物期貨市場，或是借此證明，中國勢力還不足坐大到成為強權。但本書要讀者注意這些現象，卻是為了不同的目的。無論任何時間，只要我們提到中國，就可能被亞洲大陸板塊的動力所影響，因此不得不處理規模更大的問題，不管我們是否願意或是否準備就緒。

　　對中國的官僚管理而言，意識形態向來很重要，不論是古代或現在

　　一旦歷史學家採取「現象論者」的立場，就會很輕易發現，從孔子以降到毛澤東的形形色色「主義」，與其說是絕對真理，不如說是管理邏輯的形式，或是官僚機器所需的意識形態工具，用以彌補技術上的不足。我們可以想像，在紀元前的中國，由於受到外力的影響，必須採取中央集權制度來管理約六千萬人口，因此要雇用多達十三萬名官吏。當時甚至還沒發明紙，官員必須透過寫在竹簡上的字來溝通。中國整套的政治哲學可以說是受到環境壓力而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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