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尋找對歷史的技術辯證(3)

尋找對歷史的技術辯證(3)

　　接近他讓我獲益良多。他這些年來常寫信給我，此時讓我有機會回饋。因此我說：「你的意思是，從15世紀到17世紀的西歐歷史是獨特的發展，是眾多因素交織而成的產物。同樣的，中國的歷史也很獨特。我們不可能靠四五個注釋來證明中國歷史是某種『主義』，把它丟入普遍體系之類的大桶子，然後再拿出來，並宣佈中國文明畢竟含有原本相反的特質。」

　　「我們不可以這樣，」李約瑟博士說。當他變得很嚴肅時，說話照例很簡潔。他頭腦中的數百根思緒終於構成結論。我記得他在給我的信中強調，不能理所當然以為中國科學是西方模式的失敗原型。

　　「院長，」我說：「我已經看過這兩本談官僚的書，恐怕對我們沒有太大用處。他們提到西方世界的經驗，說明不能只看到個別案例的優點。處理這些案例時，必須從類別、群組和類型著手，因為數量相當龐大。這種分析法的缺點在於範圍太過狹小，作者欠缺歷史的觀點。至於另外那本中文書，前言說是受到你的啟發，但事實上看不出來。作者的錯誤在於走到另一個極端。在他澄清中國官僚管理的本質前，就提出一個理論，說中國官僚主義的歷史時點大概介於英國的都鐸和漢諾威王朝中間。」

　　李約瑟博士接著告訴我這位作者的些許逸事，他們如何相遇，他的長相如何等等。最後他問我，我覺得如何呈現《中國科學與文明》第四十八節最理想。我告訴他，在他的卷二，他說中國科學思想本質上並不精確。中國思想家的缺點在於太早下結論，缺乏數理證明就立即跳到絕對真理。在政治—社會—經濟歷史中，情況也十分類似。中國的成就和問題一樣，都在於「過早統一化」。帝國統一來得太早，政治上的中央集權也領先時代。如果我們以這樣的心態讀二十四史，也許可以整理出一組新資料，可以回答我們的疑問。為達成此目的，必須將自己的歷史感發展到極致，不能受到其他學者的影響。事實上，這是李約瑟博士一輩子的寫照，我當時看不出有其他可能，現在仍舊看不出來。

　　但要把念頭轉成實際的工作時，以上的建議很可能改變全書最後一卷的一部分，改成對全書本身的專門研究。一開始必須先談土壤和氣候，再來是中國兩千年帝制的朝代順序。為了符合他自己的想法，還必須重新定義西歐的資本主義，接著才能提到這些因素對科學發展的影響。當書付印時，這部分的草稿還沒完成。不過，我仍然很高興，最重要的資料都已在掌握中，受過院長指導下的某位學者一定能據此加以完成，不會遇到太大的難題。對李約瑟來說，這項龐大工程中的計劃之所以能吸引他，完全在於其規模，因為李約瑟雖然喜歡剪下沒利用到的紙片，但一生中的寫作沒有不是從大處著眼的。

　　李約瑟博士和我決定《中國科學與文明》第四十八節模式後的一年半，考古學出現重大的發現，《國家地理雜誌》稱之為「中國不可思議的發現」。在1974年春天，靠近現代西安的公社工人為提高生產力，把驪山的土壤挖得更深。他們偶然發掘出中國第一個皇帝下葬的地方，陵寢在這之前從未出土過。他們挖掘出「兵馬俑」。陸續的考古工作發現，真人尺寸的陶俑士兵不下七千五百個，全都配備真正的兵器，戰車是真的，但戰馬也是陶制的。這些兵馬捍衛他們主人的遺體，也就是在公元前221年統一全中國的秦始皇。

　　當細節陸續公佈時，即使是秦代歷史的學者也大感震驚。這座地下陵寢的特色在於各方面的完善設計，連細節也很在意。士兵的造型似乎取材自活生生的人物，沒有兩個人一模一樣。他們的臉部表情顯示出無盡的個性。他們的髮型都一樣，但梳理的方式或多或少有所不同，鬍鬚修剪得很整齊，帶也都打好結。他們的帽子有點狀圖案，腰帶上有金屬環扣，從雕刻鎧甲的樣子，看得出是用皮帶來當束帶。鞋底還有止滑金屬片。從步兵到騎兵，武器都不相同。騎兵肩上沒有鎧甲，以便在馬背上行動自如。軍官的裝備更為考究。這些士兵或立正，或跪地拉弓，或駕馬車，或隨整體戰術所需就個人戰鬥位置準備肉搏戰。總之，整個場景創造出一整師的秦國步兵，側翼是排成隊形的戰車和騎兵隊，隨時準備作戰。如果現有的展示已經夠壯觀，專家猜測，在這一師的南側可能有更多的戰馬、士兵和戰車。或者，更壯觀的是，所有兵馬俑的各師隊可能部署在始皇長眠之地的其他三個方位，也就是已發掘數量的四倍。

　　這種壯闊雄偉的景觀自然會吸引大家對陵寢主人的興趣。1974年以來，已有數十萬西方遊客到西安去參觀兵馬俑。康涅狄格州歷史書俱樂部已推出三本和秦始皇有關的書。專制的指控絕對無法避免。《國家地理雜誌》中對秦始皇的報道圖文並茂，有一則圖說如下：

　　無論是在鞭子的揮舞或長矛的戳刺之下，新政權運用無情的武力鞏固皇帝手中的絕對權力。他強征七十萬人去建萬里長城，以抵抗中亞來的遊牧民族。這些勞力將舊有的山間要道連成長達一千五百英里的牆，成為地球上最長的要塞。為了防禦內部的異議分子，皇帝下令焚燒引發爭議的歷史和哲學書籍，並且殺了四百六十名儒生，有些被活埋，有些據說豎立在土中，土深及頸，然後再砍頭。

　　然而，雖然有考古證據和相關的中國文獻記載，我們卻不能導出道德譴責的結論。採取這樣的立場並非表示我們對人類的受苦必須無動於衷，或是對道德應置之不理，或甚至是極端的手段有其必要。我認為對歷史採取道德詮釋並不恰當，無視于時空背景就貿然地問：「為何不依照我認為合理的方式出現？」身為歷史學家的我們，關心的是更直接的問題：「為何以這種方式出現？」如此才能更接近問題的核心。以秦始皇的例子來說，在地下墳墓發現整個師的兵馬俑，正足以顯示其理性和非理性的一面。我們也許會哀歎，竟然在暴君遺體附近浪費這麼多創造力和心血，其中牽涉到各式各樣的迷信傳聞，但我們無法不驚訝其組織能力，無論是藝術或實際生活方面。如果我們稍微放縱一下想像力，我們幾乎可以想像出參與其中的哲學家、藝術家和工匠，外加巫人和隨扈軍官，因為要設計和執行如此浩大的工程，一定需要許多意見的交流和技術的整合。

　　今日投入心血不夠多的工程可能採取捷徑，結果就會像俯視亞斯文水壩的巨大努比亞雕像，用尺寸來取代龐大數量；或是用複製的方式，像大流士聽政所地毯上長列的步兵浮雕；或是像康士坦丁拱門，雖然很有風格，卻略嫌粗糙。總之，即使在帝制的初期，中國就已脫離世界上其他古文明的模式。更明顯的是，秦代的官方意識形態是「法家」，類似現代西方法學中的實證學派，將法令視為統治者的宣告，獨立于傳統道德和習俗之外。好奇的讀者可能問：為什麼這些事會發生？野蠻殘暴為什麼和開明教化並存？最重要的是，如果不是出於個人野心，中國人為什麼會在國家形成初期就建立中央集權制度？秦俑的生動多變讓我確信這絕對不是出自奴隸之手，有時反而讓我想起在田伯伯指導下的武漢大型壁畫。

　　如果西安的遊客、歷史書俱樂部和《國家地理雜誌》的訂戶也都很好奇，提出類似的疑問，李約瑟博士一定很欣慰，因為在1972年那個異常溫暖的11月天，也就是我們在劍河漫步後不久，我們試著對上述問題提出解答，結果是聯署寫成論文，其中有些已發表，有些尚未發表。我和院長達成協議，我可以自由使用和我研究相關的部分，但要注明原出處是來自準備放入《中國科學與文明》的部分章節。以下大號字段落即代表這個出處。但既然我已濃縮、重述及重新編排這些段落，又加入一些新概念，以下摘要的全部責任都在我一個人身上。

　　到目前為止，中國歷史還帶著早期統一的永久痕跡，而影響統一的主要因素則是大自然的力量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統一中國後，在高山上豎立若干石碑，碑文見於史書的記載，內容為不斷宣揚自己回應地理挑戰的成就。

　　在這些地理挑戰中，最重要的首推聯合整治黃河。這裡絕對不是重複魏復古的論調。治水在中國文明發展的重要地位，已經成為兩千年來中國學者不斷強調的主題。在20世紀，有數名專家窮盡一生之力，研究中國的水利工程歷史。他們對黃河的興趣集中在治水，而不是灌溉，更不用提勉強符合世界歷史模式的大型灌溉工程。然而，這兩項主題之間也有關聯。人民需要一個能全盤處理水患問題的當局，因而造就中國這個國家的誕生。早在公元前651年，黃河畔的各諸侯國就召開會議，除其他事宜外，還保證不進行妨礙鄰國的水利工程。孟子討論治國之道時，治水就提過十次，顯示當時問題的嚴重程度，而當時在秦始皇統一中國前不到一百年。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