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尋找對歷史的技術辯證(2)

尋找對歷史的技術辯證(2)

　　李約瑟和我不希望比較歷史，然而我們的研究仍將是一種比較，只不過終極目標是兩邊歷史的融和。此外，院長曾經問：為何我們今日所知的現代科學不是發軔於中國，而是起源於歐洲？這使問題增添額外的層次，因為現代科學從不曾畫地自限，因此無法用已知的詞匯加以定義。如果全世界所有的科學家都同意，據今日所知，人類智慧已達頂點，那麼科學將就此踏上末路。現代科學家基本上必須有開放的心靈：對已知的事物保持有系統的不輕信，但深信現在的不可知將來必定可以掌握。

　　接受這些信念和前提的我們很快發現，不只是院長形容的字母文化和表意文化之間有很大的鴻溝，而且我們很容易變成從研究「務實」面——也就是中國的社會及經濟背景對科學的影響——轉而研究抽象和哲學的課題，因而違背我們的初衷。

　　在Κ-1研究室的鋼制櫥櫃中，有兩個抽屜裝著參考書目和零碎雜記，都是影響中國科技發展的社經背景資料，全都是李約瑟博士三十年來累積的成果。我到劍橋後，院長讓我整理這些資料，看看是否能放入《中國科學與文明》。這些資料非常有趣，包括各種色調、顏色及尺寸的紙張。其中有登在學術刊物文章的抽印本，有寫在油印通知函背後的手寫字跡。有些是很久以前的書信，但有時也看到書名寫在零碎紙張上，甚至餐廳的紙巾上。其中所提到的作家，有的享譽全球，有的名不見經傳。有些資料非常重要，很有原創性，有些則很有爭議性，甚至很輕浮瑣碎。整個檔案事實上反映收藏者的個性。李約瑟博士的座右銘是「無一遺漏」，他秉持同樣的精神發現無數精巧的裝置和機械應用，以展示中國內陸的科學知識，並且從常見及罕見的古書中發掘其他觀察家忽視的事實。

　　不過，我必須承認，整體來說，這些資料的可用程度相當有限，我一開始的反應甚且更為負面。這些資料顯得太不相關，太片斷。例如有一封信是賴德懋（Owen Lattimore）的建議。他主張，中國的地理分佈利於千篇一律，因為由地形可以得知，類似的農業社群可以適用於所有地區。這種立論有許多可議之處，事實上甚至可以說，由於中國的氣候、天然障礙、土壤生產力、農作物的適應力及勞力要求有相當大的歧異，因此分開還比統一好。考古學家鄭德坤則贊成完全客觀。他建議李約瑟，去除所有的成見，先以十至二十個發明為例，分析當時的社經環境。

　　這個建議完全不可行，因為我們雖然對紙和火藥的發明有模糊的概念，但我們甚至不知道哪一群人首先發明縱舵，或是替騾套上馬具是在哪一世紀，更不用說這些發明的背景環境。而且，如果我們太過注重特定發明，最後就會出版一本類似阿基米德洗澡或牛頓被蘋果打到之類的故事。在李約瑟博士的相識友人中，以霍莫·達布斯（Homer Dubs）最為悲觀。沒有人瞭解，為何現代科學無法在中國發展。他直截了當說：你們要有常識一點，負面的問題無法得到正面的回答。他的態度讓我想到中學時教科學的教師。有人可能可以證明鬼的存在，但沒有人可以證明鬼不存在。只要有一個證據就可以得到肯定的答案，但為了證明否定的結果，必須反駁古往今來的所有可能性。

　　但於今回顧，這些學者雖然沒有成為我們的開路先鋒，但他們多多少少影響我們的思路，程度大過我們的認知。我認為，檔案中唯一自成系統的就是魏復古（Karl A.Wittfogel）博士。

　　在研究中國的領域中，魏復古是個顯赫人物。我在密西根當研究生時，主修中國研究的人都常常提到他，也許頻繁到一個月至少提一次。他是《東方之專制》（Oriental Despotism）的作者。埃及、美索不達米亞、波斯、印度和中國的古文明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這本書會告訴你，這些文明全屬「水力社會」，農業生產必須依賴大規模的灌溉工程。大批的勞力必須施予嚴格的命令，以求順利執行任務，因此專制勢力的產生無法避免。如此衍生的組織技巧雖然不無利於經濟之處，但只限於初期。這些社會的努力遲早會形成「管理效益遞減法則」，也就是說，一開始投入的勞力愈多，效益會成比例增加。但其效益有其限度，等達到飽和點後，收穫和勞力將不成比例。以科學術語來表達，這公式是個想像的弧線，但作者並沒有解釋這種現象何地、何時或如何發生，也沒有說明效益如何測量。沒有關係。在魏復古的字典中，水力社會和東方社會是同義詞，不僅在政治上可鄙，在經濟上也沒有吸引力。這種社會道德敗壞，不值一提。

　　魏復古將東方專制主義發展成一體系時，目的是為了避免馬克思「亞細亞生產方式」所引起的混淆。但魏復古的「東方」包括在今日秘魯的印加帝國，卻將日本排除在外，因為日本的灌慨工程是片斷零碎而非協調一致的，因此日本社會是「水利農業」而非「水力」，因此即使連封建時代的日本都「無法發展戰爭的藝術」。水力社會的特色也會影響藝術。他們的建築只能產生笨拙的結構，稱為「水力建築物」，使用最多的材料，卻只有最少的概念。東方的專制主義是過去式了嗎？不見得，在今日仍相當活躍。今日世界有何危機？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威脅西方世界嗎？魏復古認為不是。問題的根源仍然在東方專制主義，因為蘇聯是俄國「在亞細亞的復活」，以工業基礎充實其新專制主義，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當然是「貨真價實」的亞細亞復活。

　　魏復古和李約瑟的接觸一開始很順利。東方社會概念剛發展成歷史研究，以德文發表成論文時，李約瑟在封面用中文寫「寶貝的」，要夫人閱讀。後來他和魏復古碰面。顯然他們一度還算友善，雖然還不至於熱絡。但「東方專制」理論茁壯到繪聲繪影，比迪士尼卡通還生動活潑時，李約瑟發表一篇批評，指責該書「否定事實」，後來作者要求當面解釋，但被他所婉拒。

　　這事件對我也有深遠的教育意義。無論信不信，我更能體會中國歷史上道家的政治思想家。他們堅持，道德只能和自然合而為一。任何提倡善良和正義的分化行為，如同儒家常標榜的目標，都為他們所輕視和不屑，因為他們認為這不過是自利的行為，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驕傲和偏見。在機器時代，我們無法達成道家兒童般的純真，但這教訓仍然警告我們，不能單看表面就認可或抨擊任何「主義」。在這個例子中，李約瑟和我都受不了中國的農業官僚，然而我們卻不能完全忽略中國官員的雙重性格，他們「陰」的一面總是和「陽」的一面背道而馳。這個主題出現在李約瑟駁斥一度是朋友的魏復古的書評中，後來也放入我融故事與傳記為一爐的《萬曆十五年》。我們也因此將我們特有的史觀稱為「技術辯證」。所謂技術，就是不帶意識形態的色彩。

　　但1972年年底將至，我們卻只知道自己反對的方向，但還找不到《中國科學與文明》相關部分的確切方向。有一個星期六下午，我們邊散步邊進行討論時，決定忽然自然而然冒出來。我們間的對話照例沒有前言、分界、順序或轉折。

　　「院長，」我說：「為什麼你說英國這裡的天氣很糟？現在已經11月底了，天氣還是如此溫暖明亮，世界上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你自己也知道。」

　　「這是異常的，」李約瑟回答：「但不會持續太久。」然後他的話題又轉回《中國科學與文明》。「就我所知，」他說（大概是我遇見他後第四次這麼說）：「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現代科學與資本主義的發展——這些都是一起出現的，整批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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