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尋找對歷史的技術辯證

尋找對歷史的技術辯證(1)

　　數年前有一個中國農業專家代表團拜訪英國，主人帶他們參觀英國農村。農業專家看完機械、麥田、肥料、穀倉和馬廄後，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們對農家現代化的舒適便利設備更是感興趣。這時其中一人問：「這一切都好得很。可你們的農民住哪裡？」

　　這個天真的問題一提出，沒多久中國人很無知的消息就四處傳開。

　　但並沒有太多西方人瞭解，自己的天真可以媲美中國人。我們看到書籍出版，專家在廣播和電視上辯論，仿佛中國的領導人和農民之間已存在法律及商業的聯繫，讓蔣介石和毛澤東可以有條有理處理國事，而中國之所以數十年混亂動盪，原因在於領導人無法無天。他們如此認定時，不僅忽略中國歷史的真正本質，也昧於西方歷史的一些細節。事後回想，那位中國農業專家提出的問題並不笨。西方人有理由可以知道，這個問題可以提供瞭解東西差異的關鍵之處。

　　在英國歷史上，佃農的前身是農奴，也就是附屬于田莊莊主的奴隸。在14世紀的黑死病之後，由於勞力短缺，他們設法解放自己。但是，大多數沒有取得耕種土地的所有權，無法成為「自由農」（原注：事實上，「自由農」和「租地農」遠比此處所討論的複雜，但對一般讀者而言，粗略的概念比精確的定義有用多了），也無法和地主重新簽約界定彼此的關係，當不成「租地農」。大多數人成為「官冊農」，有些像違建戶，依原始的官方清冊享有土地的權利。依不成文法的原則，土地不可以讓與，但使用者的權利仍然受到承認。因此官冊農的地位就成為數百年來的棘手問題。

　　有些官冊農仍對地主提供封建時代的義務，但義務上至茲事體大者，下至「盛夏的一朵玫瑰」等瑣事。有些義務已轉換成現金，在通貨膨脹的時代，租金可能縮水成象徵性的金額。地主和官冊農的鬥爭持續進行。地主曾試圖趕走官冊農，或是強迫他們根據對當前物價的調適而簽訂有期限的租約。如果順利調高租金，都是以「侵入罰金」的形式，是法律上的新名詞。遲至17世紀初，愛德華·科克（Edward Coke）還宣稱，如果官冊農已善盡義務和服務，「就讓地主皺眉頭吧，官冊農一點也不在乎，因為他知道自己安全了」。這聲明本身證明當時彌漫的不確定氣氛，否則身為法院院長的他沒有必要發佈這種聲明。

　　不難想像，在英國內戰前數十年，宗教議題、經濟危機、國外事務的爭論、國王和議會間的憲政僵局全都同時出現，土地租約問題更使情勢益發複雜。問題不止于誰擁有課稅權，或是誰擁有土地的何種權利。關鍵在於，沒有人能確定實際狀況。地主發現自己田莊的「所有權複雜到令人混淆」，有的企圖在十二年內調高四次租金，有的一點都不調整。皇家土地的轉讓更證明局勢有多混亂。在都鐸王朝末期，這些土地就已開始出售，到斯圖亞特王朝初期更加速進行。出售價格非常低，以致過去的歷史學家常指責，這是某種形式的貪污，是送給王室親信的禮物。不過最近的研究顯示，田莊對土地的權利十分複雜，價格也受制於此。不動產的分類毫無秩序可言，有些土地並沒有列在清冊中。無論在何處，租約都不確定，更常常找不到主要的承租戶。詹姆斯一世時，土地出價曾高達相當於一百年租金的金額。但有時即使將售價減成相當於七年租金，仍然無法吸引承購人。

　　在這些情況下，運載費和稱重付費點燃查理一世時的內戰。整個國家經歷一場大動盪與混亂，五十多年後局勢才完全穩定。但就全國而言，農地的利用愈來愈趨於合理化，和社會正義無關的這項運動持續步向正軌。在17世紀的相當時日裡，不動產易手快速。較有企業精神的地主自然會重整田產，將部分土地以高價轉售，鞏固及保留其餘的土地。內在的矛盾消失，持有大塊土地的情況愈來愈普及，無法在經濟上管理的土地就被清算出售。在自然經濟的壓力下，官冊農這種制度愈來愈站不住腳。一些官冊農成為自由農（為規避法律，有時土地以極低的租金出租六千年，但卻收取高額的侵入罰金）。其他人被迫簽有特定期限的租約，形式接近現代的租約，這些人就成為小佃農。

　　如果以上的演進力量還不夠，圈地法案使土地的改革更為完整。即使都鐸時期不喜歡圈地，怕造成人口減少，還立法禁止圈地，但潮流無可抵擋。這項運動不斷進展，直到19世紀初為止，最早是為了方便養羊，後來的目的卻轉成提高作物的生產力。小地主不能使用公用地，再也無法維持他們的自耕農場。一小群的佃農受雇成為大田莊的幫傭，但其他人只好前往城市，成為新產業所需的廉價勞力。農耕技術的現代化更使佃農人數減少，大幅降低幫傭的人數，直到今日，佃農這個字眼已無法適用於英國鄉間。

　　但比較少提到的是，隨著經濟的穩固，法律也歷經改革。土地租約簡化，農地單位擴大，農地使用更有效率時，現代法律才有可能適用於社會的土地部門。17世紀末，普通法提倡的平等開始發酵。在光榮革命和約翰·霍特擔任法院院長後，法院逐漸將牽涉到商人的訴訟視同商業慣例來處理。這些訴訟案很快就誕生一些前例。普通法不再受制於早期僵硬的封建習俗，商業化的農作因此受惠良多。農產品的行銷擺脫地區性的限制，不動產的買賣和繼承也能妥當處理，合約不再局限於狹窄的鄉村模式，破產申請程序也能適用，土地財富因此和國家經濟的較先進層面相互融和，鄉村銀行和保險公司的成立只是時間問題。國王特權不再是問題根源，整個國家開始可以在貨幣上管理。衡量這場改革初期成功的標杆是1692年頒佈的新土地稅法。以戰時四先令對一鎊的換算法，當時一年徵收兩百萬英鎊的稅，打破以往有紀錄可循的總歲入。後來財政擴張後，所收的稅更多。

　　這次的成功值得大書特書，代價卻是很多人受苦，不法之事橫行，其結果也並非完全可以預見或算計。種種因素相結合產生罕見的壓力，才造就這一切。因此我們必須把這一切歸功於自然經濟。不說別的，中國就沒有經歷這些過程。

　　美國人很容易忽略其中的差異。美國的歷史始于移民新大陸，當時有特許公司、股份公司和宗教活動的公社。至於放棄租金、限定繼承及長子繼承法等殘存的封建土地慣例，都還沒有完全消除。南部的奴隸問題不算，在中部殖民地區的問題比其他區都明顯。但邊疆的存在使問題大為減輕，獨立戰爭更解決了所有問題。美國獨立後，公有土地公開出售，起先是以六百四十英畝為單位，後來單位再降到三百二十英畝及一百六十英畝。1862年實施公地放領法，放任的土地政策更達於巔峰。法案規定移民居住和使用土地都必須滿五年，比支出些許費用購買一百六十英畝的辦法實際多了。因此，很少美國人會瞭解，土地的分割為何會影響國家的公共事務。也少有美國人能夠回憶起非特許佃農和簽約勞工。對美國公民而言，經營農場接近其他商業形態。佃農一詞對美國人並沒有太大意義，更不要說是中國式的佃農了。在中國，絕大部分的人口所追求的經濟生活，並不在現代商業法的適用範圍內，因此全國的事務不可能在貨幣上進行管理。

　　比較留心的讀者此時應會發現，在討論這些議題時，李約瑟博士和我遭遇表達上的難題。如果我們視歷史為定論，只要對歷史進行比較，任務就輕鬆得多。我們可以採取中國的觀點，或是西方任何一個特定國家為範例，仔細檢討中國的情況。以上述段落為例，我們可以說，總之，英國在1700年已完成資本轉換的工作，而中國仍遠遠落後。但這樣的結論無法說明世界歷史其後兩百八十年的動態特性，此外我們還必須假定，所有的國家不但都必須經歷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而且還必須經歷英國曾經歷的階段。這種說法暗示一邊的歷史會吞噬另一邊，我們如果加以背書，無異落入鮮明命運的陷阱，而歷史事件早已淘汰這種不健全的世界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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