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劍橋，英國(11)

劍橋，英國(11)

　　我抱怨無法從大學圖書館借出書籍時，院長說：「我試試幫你弄一個等同文學碩士的地位。我想可以安排妥當。事實上，我想一定可以。花不了什麼錢。」這件事如何做到，正如這個大學城成千上萬的事如何做到一樣，都已超越我的理解力。但不久後，校方發佈公文，我在劍橋停留期間享有文學碩士的資格，一次可以從圖書館借出四本書。更驚人的是，在圖書館的借書處，沒有人要求看我的身份證明或公文。單是我的話和借書單上標明的文學碩士資格就夠了。

　　我就這樣在種種便利與特權之下於Κ-1工作近一年。事實上，我在劍橋待了差兩天就一年。原來在我們回美國前，我決定當美國公民。申請時至少要在美國住五年，在我離美前不知已超過多少倍。但我到劍橋就破壞連續性，因此回到美國後必須再住一年。然而，如果我離開美國的時間超過一年，我之前的紀錄就無法算數，必須從頭開始算，住滿五年後才能提出申請。因此我向環球航空訂位時，還預留四十八小時，以備班機延誤時還有緩衝的時間，不致破壞我對移民局的申請計劃。

　　在停留劍橋的一年間，我在週末帶家人度假，到過巴黎、布魯塞爾和阿姆斯特丹，也曾在短程旅行中去過約克、巴斯、溫莎、牛津和巨石區。除此之外，我遵照李約瑟博士一周工作六天的行事曆，少有例外。我到研究室的時間，早于他和魯桂珍博士開始動工的時刻，但離開時也比他們停工時刻早得多，因此我獨自吃中餐，也不和他們一起喝下午茶。有時候我待得比較晚，看到院長室書房的燈還亮著，顯然他們工作到很晚。我對魯桂珍博士提及此事，她顯然想安慰我：「我們沒有在工作，我們在打牌。」但我不相信他們會在書房裡玩撲克牌。這一年我也瞭解更多英國習俗：贈禮日，也就是聖誕節次日，是「絕絕對對的假日」。那天方圓半英里內唯一有食物的公共場合，就是玫瑰新月街的巧克力棒販賣機。不過，元旦卻根本不是假日，我知道的商店沒有一家不營業。

　　這一年最令人驚慌的經驗是，傑夫有一天晚上突然發高燒。第二天他發燒到華氏一百零四度，燒遲遲不肯退，他開始胡言亂語，把我們嚇壞了。到晚上，我把他的小床移到我們的大床邊。但是在市醫院分部值勤的醫生拒絕出診。「給他服些阿司匹林藥片，把他放在冷水裡！」他對著電話吼叫。我們聽從他的指示，不知道對或錯。我把他放進冷水的那一瞬間，忽然覺得大錯特錯。我很恐慌地把他抱出水中，讓包著濕毛巾的他緊緊靠在我胸前。他仍然燒得發燙，眼睛半睜半閉，兩眼無神，無精打采。我們覺得十分無助，對社會主義醫療制度的信心全然崩潰。第三天，我在研究室對魯桂珍說起這件事，我不知道她竟然對院長說明我們的困境。

　　傍晚，分部突然來了一位醫生出診，但不是前一天值勤的那一位。最重要的是，這位醫生告訴我們，症狀顯示是一種特殊的病毒，還沒有開發出治療的藥，但只會有驚無險，一兩天后就會自行痊癒。他並不明白，這個簡單的診斷對我們是多大的安慰。白樂地（Brodie）醫生剛好是凱思學院的校友，一直和李約瑟博士保持聯絡。傑夫轉好時，我們帶他去感謝院長。李約瑟博士彎下腰來以食指戳傑夫的鼻子好幾次，也讓傑夫戳他鼻子。從此以後，李約瑟成為傑夫的偶像。傑夫聽到我們說到院長每兩年出一本書，就把幾張紙釘在一起，在紙上胡亂塗鴉，對我們宣佈他也可以出書。他還向我保證，他有一天要像李約瑟博士一樣，完全靠自學學會讀中文和說中文。

　　格爾要在艾登布魯克（Addenbrooke）醫院開刀取出腎結石時，我們提早安排，希望完全脫離社會主義的醫療體系。手術是由最好的醫生來執行，檢查是透過最新的設備。在復原期間，她住在四間高級病房中的其中一間，「享受女王般的待遇」。但全部費用都由美國的醫療保險來支付，幸好我們出國時沒有中斷，結果我們一分錢都不用出。在這兩個例子中，我們都受惠于地主國的醫療服務，有一次和當地的勞工階級一樣享受免費的服務，另一次則是進入上流階層，自己完全不用出錢。在我們表達感謝之前，我要說，這兩次事件讓我們在英國社會階級方面上了難忘的一課，顯然還是上流階層好得多。如果已開發中國家的福利社會都還不夠好，很容易想像開發中國家會以較激進的方法解決問題。這也可以解釋，為何一些受過醫療訓練的人士有特別強烈的社會良知。

　　在內人康復階段，李約瑟夫人還來探視。桃樂西·莫以爾·李約瑟是皇家學院院士，本身也有著作問世，當時約七十五六歲（比她丈夫大四歲），必須拄著拐杖走路。然而她仍然走完所有的階梯，只為了表達夫妻兩人的關心。在K-1的牆上有一張她年輕時的大幅木炭畫，眼神和現在一樣柔和。她曾告訴我們，她初到劍橋時，國王學院前那株比鄰近最高建築物還高的大樹，當時才剛剛栽種而已。我們聽說，她當時也是政治活躍分子。我們很想聽她現身說法，瞭解她當時及現在對社會正義的看法，但我們沒有機會與她進行較長的對話。她來病房探視格爾時，大部分時間都在替病人打氣。她告訴格爾，他們第一次飛越非洲海岸時有多興奮。她建議我們，下次去倫敦時，可以去逛逛雀爾西一帶的小商店。從她的閒談中，我們可以確定，這位身材嬌小老太太體內的旺盛精神毫無衰退跡象。

　　我與她丈夫的來往真是很獨特的經驗。除了我們的通信以外，在劍橋時我們週六下午的談話更增添交往的新面向。在下午兩點，李約瑟博士會打電話請我到院長室，或是親自過來K-1。既然工作壓力已放置一旁，他的嚴峻表情也跟著消失，有時還會流露可愛的孩子氣。他到Κ-1時，外套及貝雷帽已穿戴妥當，有時會立正向我敬禮，模仿教練班長。我們兩人常常一起散步，很少不超過一個半小時，沿途會討論一些主題。我們常常穿梭在劍河西岸的中庭和公園之間，有時他會停下來讚美花草，摸摸樹葉，說出植物的拉丁學名。他的介紹豐富了我對劍橋當地歷史的知識，他會指點出羅馬古道的痕跡，講一些這個大學城在內戰時的軼事，當時克倫威爾就在附近的封廷登（Huntingdon）訓練他的鐵騎兵。但我們會面的主旨當然是中國的官僚體系，以及其對科技發展的影響。散步後仍無法有所突破時，我們會繼續喝咖啡、吃點心，地點可能在大學中心，也可能在評議會辦事處。

　　在討論和閱讀雙管齊下後，我寫出了兩百多頁的草稿，準備放入《中國科學與文明》第四十八節。從其中又摘成一萬字的文章，由我們兩人共同署名發表，已刊登在香港、羅馬和舊金山的期刊，我還沒看過已行刊載的東京期刊。部分與本書讀者相關的重點將摘要如後。

　　[1]譯注：本書中譯本，由北京出版社1980年出版，作者名譯作「韓丁」。據該書1966年作者序言，書中所述「長弓村」中文名實為「張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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