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劍橋，英國(10)

劍橋，英國(10)

　　正如《中囯科學與文明》第一卷的前言所透露，李約瑟博士進行這項計劃時，依賴的是他的經驗和所受訓練——語言學、技術、歷史和哲學——的總和。一開始他就保證要犧牲個人，全力投入。草率的作家可能以為這部巨著是翻譯上的持久努力。對於他所投注的心力而言，這絕非公允的論斷。西方人士習慣從字母變化中衍生出字的排列組合，但語言工具一旦轉成表意文字後，兩種類型的語言之間沒有剛好對等的句子或段落。多半在魯桂珍的協助下，李約瑟必須從頭開始，先確定中國作家的原始概念，回溯他們的邏輯所在，才能拼湊出其根據，這時他才能以現代科學的眼光來評估該理論，有時還必須補入自己的知識。我只能想像，頭幾個案例一定很艱難。但一旦打破僵局，他可以輕易以同樣的技巧施用於其他案例及人類知識的其他層面，其興奮就像一個人獨自在整個大海裡游泳一樣。因此每項工作都是挑戰的經驗，每天的探索都是新的學習過程。

　　作者擴大和豐富自己內涵的速度比讀者還快。李約瑟很有風度，並沒有修改內容簡介，仿佛把它當成具有約束力的合約。同時他又像舉重選手一樣，總是負荷過重，因為這是他滿足自己不斷成長的好奇心的唯一方法，也是勝過自己——他唯一的競爭者——的唯一方法。有願意配合的出版社和現成的讀者支持他，他的焦慮是艾瑞克·霍夫（Eric Hoffer）在《真誠的信徒》（True Believer）中所說的，無盡的機會讓人感到挫折。

　　李約瑟的計劃一開始像是家庭工業。「德爾菲，」他說到他妻子：「就我所知，是唯一看完我寫的每個字的人。」這句話提醒我們，就丈夫的生產力而言，妻子的奉獻程度值得激賞，尤其是想到李約瑟作品的厚度不是以英寸來計算，而是以英尺、甚至以碼來衡量，所需要的家人支持和熱心已超過普通的水準。她的妹妹穆瑞兒·莫以爾（Muriel Moyle）隨時待命，準備編排索引。

　　魯桂珍更不只是姊妹而已。雖然李約瑟有數名約定的打字員——由朋友和同事的妻子兼職擔任——但他不時會自己打出一份目錄，立刻可以送交排版。有一天魯桂珍告訴我，院長和彼得·薄璧吉（Peter Burbidge）在一起。薄璧吉是劍橋大學出版社的印務經理，李約瑟稱他是「另一個我」。兩人從一疊照片中挑出下一卷書的插圖，李約瑟當場撰寫圖說，薄璧吉將圖片和名單帶回自己的辦公室，就這樣跳過整個編輯群。他們事事自己動手，對在美國進行集體研究計劃的人而言，真是一大挑戰。在美國，研究計劃會養一組打字人員，辦公室的訊息要靠對講機來傳遞。直到近幾年，內部作業的生產方式才稍有改變，例如讓何丙郁教授和納森·席文（Nathan Sivin）教授撰寫相當分量的煉金術章節，我自己的部分也屬例外之列。但院長幾年前就借書信往返替我的任務熱身，我推斷他將這項計劃視為個人風格的一部分，就像他最喜歡的領帶或是他頭上戴的貝雷帽一樣（他有四分之一的法國血統）。

　　李約瑟長得方方正正，寬肩闊胸，恰好搭配長腿和超大尺寸的腳。如果沒有他的滿頭華髮，他的高大身材也不會讓人印象如此深刻。他的銀髮不但有畫龍點睛之妙，而且讓他有時令人望而生畏，有時光彩奪目，完全視他何時工作何時休閒而定。

　　我開始在K-1看書時，不免對他產生敬畏，他的存在帶來專心一致所產生的壓迫和緊張感。這情況只能以下列方式比喻：在奧伯瑞路的那一端便是劍橋大學城的盡頭，但路上沒有任何告示。路的一邊是相連的紅磚屋，另一邊種著成排的白楊樹，再過去即是開闊的麥田，景色的轉換十分突然，毫無過渡地帶。李約瑟的情緒變化也同樣快速。他開始工作後，就全神貫注，全力以赴，每一分鐘都很重要。他專心過度，顯得嚴厲冷峻，全無笑容，連悠閒打招呼的時間也沒有，一天中唯一的休閒是在固定的下午茶時間。和他工作習慣並稱的是他的節儉和有條不紊。他會把桌上紙張沒有用過的部分剪下，存成零碎紙片，沒有用的信翻到背面再利用。複寫紙即使已放進打字機上使用多次，也都整齊放回盒子中，絲毫沒有皺折。他的鉛筆無論是黑色或彩色，全都一起放在桌上或書架旁，方便隨時取用，但其中沒有一枝破損，沒有一枝會掉到地上或夾進書中。書籍當然更是整整齊齊放在書架上，每一本書都有自己的永久固定位置。

　　「這是維多利亞時代的紀律，」魯桂珍博士如此辯解。也許是吧，但紀律不會讓我的日子更好過。多年來我已養成一些壞習慣。我喜歡在身旁放個杯子，看書時不斷喝茶。看了一陣子之後，會自動把椅子往後推，雙腳就自然而然擱在桌上。我還喜歡在房間內踱步。我需要思考深思時，總會想離開研究室，到市場坡（Market Hill）去看小販賣花椰菜和瓷器。也許我最惡劣的習慣就是浪費紙張，這是我少年時在中國就養成的惡習，儘管當時物資缺乏。現在人處富足之邦，只要一篇文章的第一個句子看不順眼，就很有衝動想把紙揉成一團，沿著抛物線丟進字紙簍。在製造出一張完美的紙張前，這個過程可能會重複數次。但在李約瑟的研究室內，我必須完全壓抑住這個衝動。我懷著妒忌的心情看著他在打字機上構思演講稿或文章，仿佛他是大廚根據牢記於心的食譜來做菜，又像是鋼琴家熟極而流彈著最喜歡的協奏曲。過程非得快速不可。他的字紙簍總是乾乾淨淨，我不明白他為何還多此一舉放置字紙簍。

　　幸好我們的研究室之間有一段距離。在平常的日子裡，李約瑟博士用的是凱思學院院長室裡的書房，和K-1、Κ-2隔著草坪呈對角線相望。Κ-2放置醫學相關書籍和參考資料，由魯桂珍博士使用。李約瑟每天來和她討論，有時一談就好幾個小時。對門就是Κ-1，放置一般參考資料、社會和經濟史書籍，通常只有我在使用。李約瑟一天會進來一兩次查閱資料，總是希望我們彼此忽略對方的存在。我書桌一旁有另一張桌子，但他很少坐下來。

　　李約瑟博士擔任院長的職責大半屬儀式典禮性質，這個地位本身即含有象徵的影響力。每當他不在時，側門總要立刻上鎖，而正門也關閉，只在大門上開一小門。我只能想像，此等慣例一定是沿襲自中世紀，當時年輕的大學生吵吵鬧鬧，一旦採取防止滋事的步驟後就形成慣例，其間沒有人出面建議廢除或修正。但從不同的角度視之，遵照現有習俗的習慣也有其目的，清楚顯示權威何在。同樣的，教職員和學生遵行的許多慣例也不一定毫無功能，這些慣例確定了井然有序和紀律。我一開始就覺得這一切非常有趣，但受邀參加各種場合時還是擔心自己會出錯。美國學術單位缺乏傳統，向來為英國學者所鄙。有一位凱思的研究員就對我說：「你們就是我們所說的——速食大學。」

　　李約瑟博士多次邀我在學院餐廳用餐，我是唯一沒有穿袍服的人。但身為院長貴賓的我卻坐在他右席，上菜都比別人早。院長以拉丁文說完祈禱文後，全體在燭光下用餐。我們和教師坐在主桌，享用烤牛肉和葡萄酒。大學生離我們十英尺遠，菜色不及我們，而且只能喝水。用完甜點後，所有主桌的人魚貫離開，到吸煙室喝咖啡和烈酒，開始社交時間。我必須緊跟著李約瑟博士行動，其他人再跟著我。

　　我們從美國大學畢業時，校長照例在畢業典禮宣佈授予我們特權。多年來我一直對這種空洞的承諾感到不解。在劍橋，我終於瞭解，特權的確存在。身為院長的李約瑟博士後來讓我有權使用學院的自助餐廳，這有別於正式的學院餐廳。然而，院長之下的學監卻正式行文，授予我這項特權。我每一學期還可以免費用餐一次，沒有時間限制。而且，庶務長還替我設了一個記帳戶頭。順帶一提，庶務長在美國無疑應被稱為管財務的副校長，這位庶務長是退休的空軍副元帥，相當於美國空軍的中將。十年來，我仍然每年收到凱思學院的年報，受邀參加校友的年度聚餐。我可以把自己當成是這個學術單位的一分子，雖然只是邊際分子。

　　李約瑟毫不考慮就使用他的大特權，也就是只有他能踩凱思學院的草坪。他從院長室到側門旁的Κ-1時，總是大踏步穿過草地。由於他這種時刻都不打算與人對談，跟在他後方的我確實不知如何是好。因此我決定跟著他踩草地，而不自己繞路而行。直到今日，我還不知道這樣是對是錯。不過，院方人員從來不曾指責過。不可思議的是，抗議竟然來自於觀光客。一車又一車的遊客來參觀凱思學院時，眼睜睜看著我們踐踏草坪。草地像地毯一樣，又厚又光滑，剛剛修整過，沒有一絲雜草，讓人忍不住想踩上去，看看是什麼感覺。導遊必須加以制止。被責備的觀光客就會指著我們兩人一個高大、一個略矮的身影，在草坪上揚長而去，詢問導遊何謂不准踐踏草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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