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劍橋，英國(9)

劍橋，英國(9)

　　理論上，這次任務應該相當簡單。事實上，一石似乎不但可以擊中二鳥，而且應該可以擊中三鳥。訪問團只要將村中的一些人家指定成貧農，組成「貧窮聯盟」的核心，只有成員擁有投票的特權。其他人必須到小組前陳情，當然無不希望被歸成赤貧，因為貧窮已經被視為美德、榮譽和特權。如果有一戶被列為「貧農」，就可以成為聯盟的一員，所推舉的代表有權參加小組會議，聽取其他人家的陳情。但聯盟原始核心自然希望成員人數愈少愈好。不過，訪問團對小組的決定也有相當的影響。案子就這樣由「普羅獨裁」和「民主中央集權」共同決定。

　　一旦完成分類，貧農聯盟就成為核心，和其他農民家庭共同組成農民聯會，形成村代表會議的基礎。農民聯會和村代表會議都有機會重審農民聯會完成的分類，之後村代表會議就可以選出一個永久的村政府。這時共產黨首開政黨政治的先例，將黨員交由全村人口來評斷。每一個支部的黨員必須出現在村民的公開大會上，而且不只一次，必須出席三次。除非這名黨員被大眾投票肯定，否則就會被黨開除。黨員舉止如果受到村民的質疑，就可能被送到感化所去。整個過程完成後，必須向縣級的大會報告，由党書記決定認可與否。黨中央當局無法接受的行動路線一定會被批評成「左派極端主義」或「右派機會主義」。

　　實際上，財產的最後分配依照「科學公式」。村民已全是自耕農，開始學習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每一戶人家要算出剝削所得（例如雇用短期幫手所產生的利潤）占總收入的比重，如果到達一定的百分比，這戶人家就被歸類成富農，財產充公。這種削平財產的舉動仍然遵照著階級鬥爭的教義。幸運的是，1948年7月，也就是《翻身》一書結尾時，人民解放軍的勝利已經在望。華北大學的相關人員撤離長弓。共產黨的政策不再是「對剝削階級施予無情的重擊」，而是療傷及強化體質，追求更有效的生產，「極端貧農路線」已被揚棄。夏天時，黨報刊登專文，毛澤東表示要修正「偏差左派」。

　　在長弓，管理體系產生新領袖。這位新領袖的家人在早期土地改革中備受攻擊，兄弟也被打死。他實施「愛、保護、教育和團結」的政策，多分一些土地給不足以謀生的家庭，勸無法充分有效運用土地的家庭繳出盈餘。農業合作社和公社尚未成立，但過渡期間的工作可以先從互助合作隊著手。在局勢有所轉變之下，辛頓先生可以用樂觀的語氣替他的書做結論：被動而無知的中國農民也可以受到鼓舞，成為主動打造新世界的推動力量。

　　辛頓先生鮮明的狂熱為我所不及，我只希望能有他忍受「主義」的能耐，因為我最多只能接受應該為事實的情況。但是我有和書中不同類型人物打交道的經驗，因此我可以說，除了上述兩點以外，作者的描述並無不可置信或扭曲之處。如此的解決之道也許並非我們所願，但在特定情勢下卻顯得很合理。我從學術研究觀點證實，毛澤東的計劃已夠格成為重大突破，將文化導向的社會轉成可以在經濟上管理的社會，即使如辛頓所說，任務尚未完成。

　　至於本書描寫過程中的道德責任，顯然我們的意見大不相同。此處的關鍵在於，只要一觸及人類生活和人性，就不再是社會問題，而是神學問題，因此會牽涉我們的良知。雖然說不破則不立，不打破蛋就不能煎蛋捲，這種話說來容易，但當你視受害者為個人，他們是你的同胞，臉上有痣或眉毛倒豎，呆滯悲哀的眼神偶爾會瞥向你，這時你就無法明確下結論。這一定很難受，否則辛頓為何花上六百多頁描述村落裡的事件，又引用馬克·吐溫和法國大革命呢？在我的任教班級，我建議學生除了將《翻身》視為中國現代史的教材外，也可以視為20世紀人類道德處境的教材。

　　中國三十多年前爆發內戰時，許多思想家開始思考，事件應被視為偶然的發展？或是歷史長期發展的必然結果？三十多年後的今天，種種情況清楚顯示，我們只能以擴大的縱深加以觀察。我認為，我們沒有理由不把這一切視為歷史的技術調適，而且已在中國進行一百多年。我想我們不必堅守內戰時好戰分子的論調，他們必須加強教義上的偏見，才能捍衛自己的行動路線，因此只能採取短打的做法。也就是說，翻身在中國並不是普通的階級鬥爭，而是填補真空的笨拙手法，或說是彌補中國文化傳承嚴重不足之處所投注的艱辛努力。

　　更難的是評斷毛澤東的人格。傳統中國史家的「褒貶」手法此處無法適用，因為他有許多生涯。歷史學家還必須記住，他的妹妹、兩個弟弟、一個妻子和一個兒子都因為他而橫死，更不用說另一個妻子還在獄中。（按：黃仁宇開始寫回憶錄時，江青還在獄中。）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毛澤東是個偉人，有超強的行動能力和遠大的視野。但我不確定他是好人或壞人，是慈悲還是奸詐。就好像我們看古代的名將一樣，例如愷撒和拿破崙，我們可能崇拜他，也可能替他難過，但絕不可能視他為普遍的榜樣。他是非凡的人物，在異常的時代以極端的手段去對抗反常的局勢。

　　我抵達劍橋不久後，向李約瑟博士透露部分的感想。「不用擔心，」他向我保證：「我們的看法相去不遠。」

　　但李約瑟的情緒起起落落。他在不同的場合對我說：「我只希望還有五十年！」他顯得不快樂，有些鬱鬱寡歡。我這輩子已浪費很多時間，累積可觀的失敗紀錄，因此對我而言，他的不滿足完全沒有必要。在李約瑟七十一年的生命中，他已成為傑出的自然科學家、備受敬重的社會科學家、偉大的歷史學家、環遊世界的旅行家，而且還是外國奇異文化的詮釋家，起先是名副其實的「參贊」，後來是親善大使，最後更登峰造極，稱霸這個領域。他在求學時代甚至沒有學中文，現在卻是研究中國領域最多產的作家，他沒有理由覺得自己做得還不夠。甚至沒有人預期到他會有目前的成就。

　　但李約瑟停不下來。

　　他從1948年開始就投入《中國科學與文明》的計劃。因此，當我1972年出現在他的研究室時，這項計劃已進行快四分之一個世紀，但正如魯桂珍博士告訴我：「我們還只做了一半。」

　　當這項計劃宣佈時，內容簡介指出，全系列共七卷。這個承諾仍然有效。前三卷出版時，完全符合簡介的描述，每一卷就是一本書。但第四卷付梓時，由於超過兩千頁，必須分成三本書，最後一本更厚達九百多頁。更複雜的是正在進行中的第五卷，很可能需要印成六本書，才能容納所有材料。作者必須向讀者致歉，說他的作品「成某種形式的等比級數擴增」。但故事還沒完。在將印成第五卷的六部分中，第二部分已付印，緊接著的三個部分也在著手中。但第一部分和第六部分卻還在最初的計劃階段。也就是說，第五卷的出書順序顛倒。作者宣稱，緊要關頭顧不得邏輯，他再度請讀者接受他「道家自然的散漫和驚喜」。

　　但隨遇而安的訴求卻不能用在作者身上，有時他顯得不夠安靜沉著。在此同時，還有一些書評家懷疑，李約瑟博士是否能在生前完成這項計劃。事實上，提出這個問題的人完全沒有抓住重點。如果李約瑟願意，他大可以把工作交給別人，自己可以放鬆，享受他的黃金歲月。但對他來說，這項計劃是享受，也是放鬆。雖然偶爾也會有焦慮的時刻，但並不常發生，而且為期也不長。就好像他擔任凱思學院的院長一樣。他必須主持院務會議，參加儀禮宴會，花去不少寶貴時間，有時他不免抱怨兩句，但他顯然樂在其中。李約瑟是我認識的人中最善於社交的人之一，他喜歡與人為伍。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