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劍橋，英國(8)

劍橋，英國(8)

　　即使在70年代的英國，社會階級仍不容輕忽。我的房東太太說英國經濟很原始時，只是開玩笑，畢竟英國製造全世界最好的航空引擎、跑車和各種電子產品。英國也生產許多一流品質的消費品，包括羊毛衣飾、威士忌、煙草、餅乾和糖果等。倫敦仍然是全球的金融中心，黃金市場和保險業獲利驚人。鄉間有許多宅邸和公園，由於維修得當，仍然壯觀氣派，不過有些因為經濟考量而交由公眾信託。問題在於財富的分配，依20世紀的大量生產標準來看，這個問題益形嚴重。由於英國人工充足又廉價，個人服務仍然很便宜，美國遊客因而享受到種種便利。另外一項衡量社會不平等的標準是教育制度。

　　大多數的英國有錢家庭會把子女送到私立學校或請家教，以準備人生的重大考試。這項「十一歲特考」是十一歲生日以後考的試，以決定兒童未來要念的學校。GCE（一般教育證書）考試分成普通（O）、進階（A）及獎學金（S）三個層次。除非青少年能通過這些關卡，否則絕對進不了大學。公立學校分成「兩派」，文法學校調教精英，「中等現代」學校則教導十多歲的青少年學習職業技巧。改革派人士建議廢除這種二分法，卻引發抗議風潮。反對者在全國性的大報上主張，如果所有的兒童都「過度教育」，國家將欠缺勞動力。這些議題和主張不會讓知識分子心安，他們可能尋求激烈的解決之道。結果，英國的左派分子和其他國家的激進分子可能大不相同。依我們的標準來看，他們比較像是現在的費邊派社會主義分子。

　　然而，李約瑟博士雖然喜歡談論馬克思的階級鬥爭，本身卻不是馬克思信徒。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情感也許比多數人想像的複雜。他還不至於天真到認可所有的作為，而且有時很不高興別人的論斷。這些人認為，一旦李約瑟替中國說話，立場就應該始終一致，甚至應該替紅衛兵的行為辯護。在他的演說和文章中，有兩點很明顯：他認為中國人是值得尊敬的民族，應該在世界上佔有一席之地。他還堅信，中國為求脫離停滯狀態而達成現代化，社會主義路線不但是最好方法，而且是唯一辦法。關於第一點，很少人不同意。但他很早宣佈第二點時，當時並沒有太多人具備寬闊的視野，可以分享他的智慧。我們花了好些時間才瞭解個中因由。

　　我無法說院長和我每次意見都相同，但我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有由衷的情感和期許。他在著作中宣稱，共產黨的接管是個幸運事件，因為新中國也許可以避免西方在工業革命初期所犯的所有錯誤。在19世紀初，小女孩被綁在大箱裡到地底運送煤礦；小男孩超時工作，導致眼力受損，身體變形；據馬克思說，倫敦的麵包師傅一天工作十六個小時。一思及此，你或許想同意他的說法。但我雖已勉強承認，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是軍事上的成就，我的思考方式卻不相同。我認為，在20世紀中葉，我們應該可以表現得更好。

　　然而，我和院長共事，發現良心負擔大為減輕，因而覺得欣慰不已。能親近如此傑出的人物，真是一項殊榮。在我一生中，我第一次覺得，不論我做什麼，成果都很正面、很有建設性。回憶數年前，我必須和學生討論共產黨佔據中國時，心中不免進退維谷。如果指控共產黨靠詐欺詭計獲勝，無異畏首畏尾，掩飾自己逃離戰場的怯懦，隱瞞自己尋求現代舒適生活的自私。但如果照本宣科，稱讚毛澤東的勝利純粹是正義戰勝邪惡，又覺得像生吞金魚，而且還保證餘生的每天都要多吞一尾。身為皇家學院院士、英國學士院院士、虔誠基督教徒的李約瑟能肯定我的想法，讓我既喜悅又興奮。我認為，我們可以強調歷史事件在技術上的必然性。中國今日實施的集體主義有其歷史根源，其形式或性格可能略有不同，其名稱可能是馬克思派、激進或其他，但就其本質來說，事件的過程已由歷史決定，早已超越我們的肯定或否定。

　　眾所皆知，在毛澤東之前，中國的鄉村組織歷史久遠。用最簡單的方式解釋，無論哪個年代，整個鄉間的組織結構都是為了配合中央集權的官僚式管理。每十戶人家組成一個小單位，每十個小單位再組成一個村落。這些單位領袖的產生方式不能算是任命，也不能算選舉。他們被迫當差，無法也無能執行逾越傳統的任務。他們代表人民，因此不能伸張自己的權利，甚至也不能要求平反冤屈。領導的原則在於集體負責，也就是說，不管是他們自己，或是被管轄的人，只要有逃漏稅或怠忽職守的情事，這些領袖都必須向政府官吏負責。整個安排是為了符合管理的方便，沒有永久的法源依據。

　　所徵收的稅因此不能太多，更說明地方政府缺乏深度，在個別案件中可能很高壓，但大體來說軟弱無能。如果稱這些為「封建制度」可以說是名稱錯誤，顛倒事實真相。明顯的是，如果這些單位領袖像地方長官或地主管家一樣能幹又有效率，具有權威及實權，現代中國歷史絕對會有不同的風貌。事實上，中國的體系將自己局限在最簡單的官僚式管理，鼓勵小規模的生產方式，但對誰都沒有太多好處。我在稅制書稿中強調此一特色，認為這是中國普遍貧窮的主要原因。我很高興院長贊同這一點，這番瞭解埋下日後我們合寫文章的基礎。

　　在威廉·辛頓的《翻身》中，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的運動針對這種局勢。這不能形容成「奪權」，因為根本沒有什麼權力可言，只能說是在情勢允許之下在鄉村創造權力基礎。打擊一些小地主和中級佃農，可以被視為分裂中國廣大農民的手段，以便打開空間，讓共產黨的再造得以啟動。這項計劃既然已經過非常努力，又已犧牲到相當程度，外加知識青年在情感衝擊下而參與，就不能再畫地自限為短暫的解決方案，而應定位為持久的成就。身為前國民黨軍官的我認為，我們毫無爭辯餘地，因為對毛的計劃我們無法予以阻止或修正，也提不出另外的可行方案。這本書對李約瑟博士的現代中國觀有相當重要的影響，也影響身為歷史學家的我。因此我還要再探討一次。

　　在國共內戰期間，兩個美國人密切注意時事的進展，得以寫出相當於現場報道的書籍。傑克·貝爾登（Jack Belden）的《中國撼動世界》（China Shakes the World）和當時美國記者的許多特稿沒有太大差異，觀察層面尚未脫離情感面。作者對國民黨諸多抱怨，包括蔣介石的軍隊有一次將騎兵當步兵使用。每個美國大學生都說錯在蔣介石，但貝爾登並沒有提出可信的解釋，說明蔣為何犯下許多無意義而奇怪的錯誤。由於我的國民黨背景，我的解釋顯然是不可信的辯白。幸好，我們從辛頓的著作看到敵對陣營內部人士的觀點。

　　但《翻身》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許多美國讀者讀到「蔣介石和美國帝國主義者」幾次後就覺得受夠了，他們並不瞭解，本書見證如何在向來原始管理的龐大農業社會中建立下層結構，在這方面的價值就無可比擬。如果置之不理，討論「共產黨佔據中國」時就會像大傻瓜，好比不知軍用航空的存在就妄言現代戰事一樣。書內的資料對我的工作尤其有用，因為觸及我想探討的社會經濟背景。

　　我們可以從1947年底的長弓談起，當時地方仍然由社會渣滓控制。但在過去幾個月內，共產黨的內部陣線面臨挫敗，由村民的不滿即可見一斑。財富充公已殃及中級佃農，沒有更多的鬥爭成果來滿足貪得無厭的窮人。村民已厭倦開會。村落幹部透過「翻身」而成為大人物，卻不知檢點自己的行為。他們佔用沒收來的財產和稅負，騷擾村民，有時還對婦女為所欲為。

　　但幕後的共產黨不曾放鬆警戒。1947年年底，包括四個省的鄰近區域當局召開會議，討論和土地改革相關的議題，參加代表達一千七百人，會期長達八十五天。沒錯，一千七百人和八十五天！會後黨組織派訪問團到村落。至於長弓所在的縣內，有十一個村落受到抽查。在本書第一段，我們得知作者參加的訪問團就是十一個之一。華北大學是長弓附近最機動的單位，由教師和學生組成的訪問團中，還包括代表當地人口的幹部，但村落中的幹部不在其中。這個訪問團有權力管理村落事務，讓一切上軌道。

　　訪問團抵達後不久，迅速逮捕數名村落幹部。包括村支部在內的所有現行組織一律停止運作。在過渡期間，訪問團本身就充當村政府兼監察機構，監視進一步的鬥爭和改造。

　　團員有三大要務。首先是完成和矯正土地改革。村落中的地主心態已連根拔起，無法復原。但整個農民人口仍應區分成富、中及貧的等級，被指定的富農應將部分田產分給貧農。其次是組織永久的村落政府。三是訓練及檢討當地支部的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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