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劍橋，英國(7)

劍橋，英國(7)

　　但一旦完成破壞的工作，重獲自由的國家必須面對實際的問題，也就是重新改造自己，以適應今日的世界。基本的困難在於，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彈性到隨心所欲改變自己。特定的背景基礎因素如氣候、地理、人口密度、土地生產力、貿易路線等等，再加上人民順應這些狀況的生活習慣，構成我們泛稱的「文化」，無法輕易妥協。「協調一致的改變」只不過是模糊概念。上層結構移動而下層無法因應時，其斷裂就會引發暴力。必須經過相當時日的嘗試錯誤，才能達成最後的解決之道。以17世紀的英國為例，查理國王被處決後，不確定的時期長達四十年。法國在大革命以後，也經歷數十年的拿破崙戰爭、波旁王朝和拿破崙家族的復辟、共和國和公社階段。

　　在這方面，這些國家在追求國家重建的路上，並沒有從李約瑟的作品中找到立即的建議，學到何者該做，何者不該做。但李約瑟強調，科技的發展需要特定的有利社會環境，就長期的歷史觀點而言，有些社會經濟狀況使某些國家比其他國家更有影響力也更先進，在某些時期特別明顯。由此觀之，他所處理的又是共通的問題。另一方面，他認為，領先的國家不應自滿於自己的地位，情況可能改變。毋庸贅述的是，在今日一些比較開發的國家，科技的好處基本上回饋到經濟，兩者的進步一旦變成強制性的地步，可能離人性愈來愈遠，正如通尼曾提出的警告，我們可能在過程中淪為奴隸，不再是主人。如何駕馭此一變化，成為普遍關注的焦點。李約瑟建議，人人都應該仔細研究中國仍在領先局面時的經驗。

　　對許多讀者來說，中國人被認定發明絲、紙、火藥、指南針、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在這份名單上，李約瑟博士又增添了弩、馬鐙、水鐘、縱舵、節塊施工拱橋、防漏水的艙壁、縱帆式的航海技術、生鐵、鼓風爐等等。只要《中國科學與文明》的作者繼續擴充，名單也就愈來愈長。近年來，他的驚人發現已讓若干西方學者感到不安。更何況李約瑟博士的文風炫麗華豔，他的書一點都不枯燥無聊。他討論鄭和到非洲時，想像這個宦官出身的艦隊司令從船艙凝視大海的場景。在嚴肅探究自然科學時，他會忍不住在注釋中加進個人的回憶，甚至問候失散多年的朋友。書評家雖然畏於其廣博，驚于其原創，卻不免懷疑起作者的方法論，尤其是將應用科技與科學混為一談時。

　　其實這些批評家並沒有整體評估院長的作品。如果我們綜合考量他的所有著作，不禁想像出一個威嚴的巨靈揮舞學術紀律，作為必要工具，但不打算用來畫地自限。思想家李約瑟借此擴大哲學和科學的定義。他一直認為，在有機會聽取其他民族的意見前，不應將傳統西方標準視為最終標杆。除了他自己投注諸多心血的中國領域以外，他強烈覺得應該有人對其他領域也下類似的工夫，印度文明就是很好的起點。

　　但這並不意味中國人或印度人是一切的權威。正好相反，李約瑟會批評中國事務，有時還非常嚴格。他曾批評，中國傳統派論斷歷史時堅守不變的標準，也就是加以「褒貶」。他認為原因出在中國人沒有一套學術標準去區分倫理與物理（他認為這是自然法和自然規律之間的分際），科學因而停留在中世紀階段，和西方的現代科學大不相同。至於《易經》這部今日西方人仍相當著迷的占卜經典，他認為是「自然珍奇的歸檔系統」，因為此書將特定屬性歸諸一些類型的象徵之下，借長短相間、正負交錯和陰陽組合衍生出歸類系統，但兩套變數之間的關聯並沒有太多科學基礎，就像把active歸成A，把zealous歸成Z一樣。

　　此書的迷人之處在於，其中引用的抽象概念就其附著、傳播、分裂和突破的層次來看，顯示有一種普遍力量會隨週期而移動，可以設計出一套宇宙體系來監測。這些在在提醒我們，無論我們採取什麼動作，時機很重要。這位研究科學的歷史學家雖然給予本書極高的評價，卻沒有停止批評分析，還指出中國詩意心靈造成文字方面的限制。李約瑟博士認為，朱熹的二元論與其說是不正確，不如說像是依照愛因斯坦的理論而架構出世界觀，卻不瞭解牛頓地心引力和星球運動的研究，因此缺乏數學假設。但他推測，透過萊布尼茲的介紹，朱熹的思考方式可能會影響西方的思想家。

　　李約瑟呈現中國的發明時，運用許多考古證據及從古書複製的插畫。他的私人圖書館現在改隸東亞科學史信託（East Asian History of Science Trust），是他以一人之力，傾數十年心血而成的獨特收藏。批評家忽略強調一項特色：《中國科學與文明》這套書不僅文字明白流暢，插圖也頗為可觀。作者以木刻插圖顯示釣竿卷輪、火藥地雷、現代橋樑的伸縮縫（像兩個反轉的L鉤在一起）、將回轉運動改為簡諧運動的裝置（像活塞杆原理的逆轉）等，在歷史記載運用於西方之前千百年，已在中國使用。但他同意，近視眼鏡可能是從意大利傳到中國。他最大膽的主張是，歐洲藥劑學到19世紀末期才趕上中國。無論是否有如此大膽的聲明，部分批評家仍不肯退讓。自然科學知識經驗如此豐富的民族，為何在近代的經濟生活和公共事務的表現如此之差？實際應用和理論融和之間，為何產生如此巨大的鴻溝？

　　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可以和作者建立私人交情。世界上有很多不可思議的事，科學可以說從系統性懷疑的習慣演變而來。李約瑟五年來寫給我的信顯示，他對上述的矛盾也同樣困惑。借著自問貼切的問題，他已準備好要提出自己的解答。

　　李約瑟生於1900年。我見到他本人時，他已七十一歲，剛被凱思學院票選連任院長。他原先是生化學家，在1936年遇見魯桂珍及她父親前，早已靠一部包含許多冊的胚胎學著作建立名聲，也榮獲皇家學院的院士。多年後，他的妻子桃樂西也因研究肌肉收縮而獲得院士的頭銜。但他興趣之所以轉移到中國事務，魯氏父女有決定性的影響。他靠自修學會說中文、閱讀中文古籍。1942年，外交家兼日本史學家喬治·桑松（George Sansom）爵士建議英國政府，派遣科學使節團到中國，以鼓舞中國知識分子的士氣。李約瑟博士在皇家學院提名下率領使節團。後來他成為英國大使館在重慶時期的科學參贊，成為中國陸軍軍醫署及其他單位的顧問，積極參與他們的事務，並曾多次搭卡車旅行，車上還載運散置的活塞環和彎曲的連杆。和靠演繹法起家的漢學家相比，經歷過這些情況的合格自然科學家有無比的優勢。

　　李約瑟不受限於任何預設的想法，也沒有選擇性的視野，可以在行程中看到許多精巧的發明，不但中國政府官員看不到，而且一心模仿西方的現代科學家也無從得知。經過長期觀察，社會能否適應科學的問題因此浮現。在李約瑟的許多文章和演講中，他認為中國的官僚式管理既是奇跡，也是恥辱。他一再提到，中國從來沒有城邦的歷史經驗。城邦制度的特色在於商人掌權，因此首腦和人手、勞心和勞力、管理者和工匠間的距離就會縮短。我讀到這些段落時，感到非常高興。就我自己的觀察，中國缺乏有效的貨幣管理，沒有足夠的「連結環扣」來串連上層結構和下層結構。我的觀察正符合院長的立論。

　　至於李約瑟博士身為「左派分子」，必須稍作解釋。首先，他是家中的獨子，父親對社會階級抱持正統的維多利亞觀點。當我抵達凱思學院時，他父親的照片仍放在K-2研究室壁爐架上，身著英國紅十字的制服，職位相當於上校，以麻醉專家的身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服役。雖然李約瑟博士十分孝順，但父子間的代溝非常深。只有體會兩次大戰間英國的社會氣氛，才能更瞭解這一切。此外，劍橋無時不自覺到身為自由主義和社會良知堡壘的地位。我決定到劍橋時，告訴一位牛津畢業的英國學者，這位友人以半嘲諷的語氣說：「那也不錯，是次佳的選擇！」當時我並不知道，這兩所大學自古以來的彼此競爭，竟然持續到今日。

　　牛津可說是王室的城鎮，劍橋卻意識到自己和議會的歷史淵源。劍橋也自傲於歷史上的傑出校友，例如培根、哈維、牛頓、達爾文、凱恩斯和羅素，全都具備創新精神，不然也有一定程度的不隨流俗。李約瑟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下長大。在30年代，他們家和一群活躍于政治的科學家時有往來。我非常懷疑他們是否曾相信「科學至上」。科學是改善人類生活的工具，在這方面取得領導地位的頂尖科學家，當然可以就公眾事務發表議論。李約瑟也不曾選擇保持緘默。我第一次見到院長本人時，他對帝國主義仍然憤憤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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