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劍橋，英國(3)

劍橋，英國(3)

　　辛頓描寫共產黨時，夾雜黨派的熱切，但他風格不失坦白幽默。他不遺餘力，描述被派去當運動尖兵的農民領袖貪得無厭，心胸褊狹。他也不隱藏某些党工冷血無情，總是高唱官方路線，帶著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威語調，一舉一動有無數的教條當後盾，但實際上立場卻搖擺不定。但全書最動人之處在於，受過教育的年輕人在投入這個大熔爐時，所進行的自我探索。他們和村落裡擁有土地的剝削者同一階級，眼看著這些人被清算，但在他們參與的同一運動中，他們的父母很可能在別的省被清算，甚至火燒皮膚，被強迫說出隱藏的資產，更不用說有無數人被活活打死，或是被迫自殺。書中有一個年輕人因此發瘋，其他人則徹夜難眠。

　　這些年輕人為何讓自己身陷其境，需要簡短說明一番：就學理上來說，中國一百多年來的問題在於從傳統社會轉變成現代國家。但問題沒這麼簡單。傳統社會是文化導向，現代國家卻一定要由經濟學詞匯來主導。兩者之間毫無關連，無法有過渡期。

　　毛澤東和共產黨能做什麼呢？嚴格來說，他們的任務必須為非歷史性，必須超越中國的歷史經驗。但他們都是務實的革命分子，一定會從現有的材料和工具著手，不可能從想像和幻夢出發。在中國，有一群蠢蠢欲動的年輕男女，因為戰爭而流離失所，對國民黨和美國產生幻滅，憂心祖國在世人眼中的悲慘地位，願意盡一切力量來改變這一切。中國還有許多只能成群管理的不識字農民，可以誘之以小利，但必須除去初期的膽怯心理。這些狀況造就了激進思想。

　　當你想移開厚重難以撼動的物體時，你需要杠杆。當科學家進行實驗時，他們會控制環境，將觸媒加入試管中，嘗試加速、減緩或逆轉所觀察的自然過程。革命分子迎接最大膽的挑戰，將他們的生命投入形形色色的社會實驗試管，為什麼不能動用人為的方式呢？

　　激進思想並非神秘古怪、不可捉摸之物，它提供革命分子所需的杠杆和化學觸媒，就從歷史書寫開始。在40年代，一些激進歷史學家大膽重新詮釋中國歷史，其中以侯外廬、範文瀾和翦伯贊最為有名。起初他們的意見分歧，後來逐漸形成共識，將整個帝制時期到鴉片戰爭歸為封建時期。不過，其間有一例外。在明代末期，曾出現類似「萌芽的資本主義」。這個本土的資本主義不曾茁壯，更不曾開花結果，原因是封建勢力反撲和外國勢力干涉的雙重阻礙。真正的轉折點是鴉片戰爭，將中國導入「半封建、半殖民」時期。他們的企圖很明顯，打算把中國歷史的動態循環轉變成馬克思的直線進展。根據他們的理論，所有的國家都必須經歷階梯式的發展，從奴隸社會到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最後到社會主義。但新史觀如何和共產黨策略結合（包括辛頓書中提到的土地改革計劃），當時還沒有這麼清楚。

　　讀者要記住，在第二次大戰結束前，中國之再生必須系於農村改造的態勢已逐漸明顯，雖然在國民黨這一方的我們仍然拒絕接受其必然性。回顧過去，土地問題已經變得盤根錯節，嚴重到必須訴諸最後手段，也就是全面禁止私人擁有土地，而單單這一點就足以引發全面的大整肅。但對共產黨而言，要推動如此劇烈的改變，必須先激起農民渴求土地的胃口，革命初期才可以動員活躍的多數。階級鬥爭就是杠杆。同時必須啟發愛國心切的年輕人，讓他們擔起運動的領袖角色。歷史直線進展這個意識形態的膠囊就是化學觸媒。他們會運用意志力去相信，只要奮力一擊，中國就可以趕上西方，中產階級的階段發展可以完全略過。中國在四百年前早已嘗試過萌芽期的資本主義，此時不需要再從零開始。

　　以革命主張的標準而言，這套主張相當有效。所有的國內敵人都可以被稱為封建餘毒。為了避免革命受到外國的干涉——可能來自於人道關懷、對國際法的不同解釋或是真正的利益衝突——歷史學家把所有的可能全放在一起，全視之為殖民主義者的陰謀侵略，既邪惡又多管閒事。辛頓曾任教的華北大學校長範文瀾，寫了一本教科書，指出美國是最明顯的殖民主義強權，原因不在其實際的行為，而在於具備龐大的侵略潛力。如此已截然劃分戰線。雖然《翻身》中宣稱的危險和風險可營造緊張的氣氛，但本書也可被視為在隔離病房中進行外科手術。

　　中國的土地問題一旦成為純粹的內政問題，階級鬥爭的主題就更具正當性。以前是普遍貧窮，現在可以強調貧富不均。村落內種種商業行為——已進行了千百年的交易行為——全都可以說是「封建剝削」，毫無辯論的餘地。大多數在抗日期間加入共產黨陣營的年輕人，例如王適方（即本書前面提到的「王上校」），並不清楚革命主張將帶領他們走向何處。內戰爆發第一陣槍響時，他們可以重新經歷老共產黨員二十年前的生活，正如毛主席所說：革命是肮髒的事，革命分子必須用手去掌握嚴酷的現實。

　　我持續和李約瑟博士保持通信。1970年，第一個「警戒日期」來臨時，他寄來一封信：「請牢牢記住我們的約定，你將來此地研究中國科技發展的經濟與社會背景。」同年2月，我收到一本他的最新著作《大滴定》，這時我已相當清楚院長的史觀。他稱唯心派的史學家為「主觀論者」，唯物派的史學家為「現象論者」。他認為自己大半時間是現象論者，但常提醒自己不要輕信任何思想學派。別人曾建議他，不要把中國科學視為現代科學的「失敗原型」，而應認真考慮陰陽五行等理論是否可以構成獨立系統。他對我透露，他會聽取建議，但只能到一定程度。

　　我完全同意院長的意見。在我們這個年代，知識必須受限於容器和商標。無論去哪裡，我們都必須標明自己是唯心論者或唯物論者，是主觀論者或現象論者，是進步或保守，是人文或社會學家。就像在法院裡作證的證人一樣，答案只能為是或不是。整套的觀念本身就是學術界不成熟的表現，顯示在完全評估主題的內容前就已預做歸類。勞倫斯·史東（Lawrence Stone）研究英國內戰文獻時曾批評：「假設不斷繁殖，超越對事實的研究。」他不知道，在中國這一領域，我們往往必須受限於事先預設的模型，方法論和學理比知識的內容更重要。

　　李約瑟也研究過英國內戰。在《大滴定》中他引述劍橋史學家賀伯特·巴特菲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這位「主觀論者」的意見，說英國在17世紀的衝突是典型的「矛盾——僵局」，而後形成綜合。不過這種辯證的公式無關馬克思。當時的大熔爐包括商人的中產階級、次要的鄉村士紳、貴族階級、英國國教教會人士、掘地派等提倡社會主義國家的分子，以及信仰清教徒的共和派。這些團體都提出特定的觀念和主張，有助於最後的和解。巧合的是，李約瑟寫這篇文章是在1944年。篇名的注解指出，他寫這篇文章時，滇緬公路上發生山崩，讓他困在雲南的一個小鎮。當時我離他不會太遠，我在雷多公路上，同樣受阻于大雨、泥濘及日軍十八師團和五十六師團的殘餘部隊。

　　但更讓我們確定信念相同的是威廉·辛頓的《翻身》，顯示我們可以直探歷史本質，忽略外表的標簽。這本書是由書評月刊出版社（Monthly Review Press）出版。辛頓不完全算是馬克思主義或激進主義分子，雖然他替中國共產黨說話，但在處理事實的細節時，他不曾扭曲事件，也沒有選擇性地掩蓋部分證據來支持他的論點。因此我可以很心安地以他的書為教材，雖然他是站在左派陣營內部的觀點寫作，而我一度是國民黨的軍官，在特定議題上有時必須在學生前反駁他的論點。他的書顯然不是邪不勝正的簡單故事，而許多左派文學卻常掉入這種陷阱。本書也不像淺薄的親國民黨故事，只是不斷重申共產黨是靠狡詐詭計贏得政權，雖然這話不無可信之處，但長期來說卻站不住腳。

　　「翻身」可以指好運降臨時運不濟的人，使他脫離貧窮和惡名。「翻身」也可以指正義終獲伸張。總體來說，它可以貼切描述被革命所成功解放的人民，以充滿象徵意味的口語來表達。

　　抗戰勝利後不久，翻身的過程發生在長弓的弱勢人民身上，但當時還沒有清楚的體認。一夜之間共產黨的地下人員忽然成為村裡的統治勢力。在這群出身貧農階級的當地年輕人中，最活躍的是個二十歲的文盲青年，辛頓稱之為「公安」。區幹事兼村主席甚至沒有名字，大家叫他「黃狗郭」。一名副主席當了一輩子的雇工，據知染有梅毒。另外一名副主席偶爾當當土匪。這一群人的書記曾經在日本的藥店工作。他們無疑是「社會渣滓」，可能打破所有紀錄，成為長弓歷來最不受人尊敬的村民代表，但卻符合毛澤東群眾運動的精神與性格。1927年，毛澤東就體認到他的運動是「痞子的運動」。為了使其後的革命能大膽貫徹、無可妥協，「由貧農領導絕對必要」。我們甚至可以想見，傳統的名望和舊社會秩序息息相關，正是革命分子除之而後快的對象。利用「流離失所的無產階級」作為運動先鋒的邏輯，正是革命的深度及廣度所在。正面及負面不只逆轉，群眾的公分母還必須來自文化水準最差的人，否則多數決就不可能真心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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