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劍橋，英國(2)

劍橋，英國(2)

　　我接到李約瑟博士邀請參加他的《中國科學與文明》計劃時，是1967年7月。當時格爾和我新婚未滿一年，小兒傑夫只有兩周大。我們正要從白原（White Plains）的老瑪瑪羅內克大道（Old Mamaroneck Avenue）搬到紐普茲，因為我剛獲得州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的教職。

　　在過去兩年，我一個接一個認識美國頂尖的漢學家，速度快如連鎖反應。起初我結識賀凱教授，他介紹我認識哥倫比亞大學的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教授。我參加他們的明代學術研討會，每次都寫一篇文章登在會後的論文集中。狄百瑞又安排我參與富路德博士的《明代名人傳》計劃，為時一學期。到了夏天，我參與的部分完工，我期望重回教職，完全沒想到這時會接獲從英國劍橋來的邀請。

　　李約瑟的信裝在不起眼的信封內，沒有寫寄信人的地址，凱思學院的淡紅色郵戳也不明顯。乍看之下以為是大量郵寄的廣告信函，但等我打開，看到第二頁寄信人的簽名，立刻飛快看完全信，非常興奮，不禁對格爾宣佈：「有人邀請我們去劍橋！」

　　「現在？」她問。

　　「三到五年後。」

　　在這封信中，身為皇家學院院士、英國學士院院士、凱思學院院長、《中國科學與文明》作者的李約瑟博士說，他從富路德博士處得知我的姓名和地址。他還客氣地問我是否聽過他的系列叢書和計劃。他正在著手第四卷的第三部分，接下來的數卷會花上數年工夫。但1970年後，他應該會認真計劃寫最後一卷。他的問題是：中國很早就將自然科學的知識應用於人類的需求，比西方還要早一千四百年，但為何沒有比歐洲早發展出現代科學呢？在社會和經濟的背景因素中，一定可以找到答案的線索。他問：「我正在想，也許在進行最後一卷時，不知你有無可能來這裡加入合作者的工作？」

　　我回信中答稱，我能獲邀加入他的計劃，深感榮幸。我當然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很樂意成為被考量的人選。他其實可以不必介紹自己和自己的計劃，他博學多聞，作品質量皆驚人，已經成為我們領域中學術的代名詞，在這一行裡人盡皆知。我隨手引用幾段《中國科學與文明》中我最欣賞的段落，因為其中對中國思想和中國文化有深刻的見解，我也常在學生前引述。但在他認真考慮我的參與之前，應該對我再多認識一些。

　　原來李約瑟博士曾擔任英國大使館在重慶時的科學參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中國有第一手的瞭解。國共內戰後，他在道義上繼續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指出社會主義路線是中國的最大希望。他公開宣稱自己是「左派分子」，英國參加朝鮮戰爭時，他也公開反對。他參加的一個國際委員會證實，美軍曾在朝鮮戰爭時進行細菌戰，英美兩國政府一度很不歡迎他。就我所知，這些爭議都已隨風而逝。我自己早就學會接受發生在中國的事，但我的國民黨背景不會讓他為難嗎？在我以前謀職和申請研究經費的過程中，我的政治經歷從來不成問題。但我想李約瑟博士應該知道我的背景。所以我告訴他，我曾在蔣介石的軍隊中擔任軍官，而且為期不算短，我也是美國陸軍參謀大學的畢業生。我吐露這些事實後，又自承我可以在短時間內瀏覽中國的古文典籍，勾勒其要點，但是生性魯莽，極度專注細節並非我的長處。

　　我在紐普茲接到李約瑟博士的回信，筆調輕鬆愉快，顯然已接納我的告白，我的國民黨背景一點也不會困擾他。至於我的急性子，他很有風度地說，他做研究時也是一樣的。幾天後我又收到一大包印刷品，其中包括他投稿登在雜誌上的抽印本、演說、書評，以及一本《中國科學與文明》的內容簡介。他對我簡介他的研究手法、他的風格和他的史觀。我們就此持續了好長一陣子的通信，直到我在1972年秋天踏上劍橋的鵝卵石街道為止，離接到他的第一封信已超過五年。

　　借通信交換意見不無幫助。但讓我相信「院長」——我和李約瑟博士熟識後，我們家人都如此稱呼他——和我在很多方面看法相同的關鍵因素是《翻身》[1]這本書，作者是威廉·辛頓。本書平裝本的封面上有李約瑟博士的推薦辭，對象是給那些想瞭解中國革命的人。自從平裝本問世以來，我就要求修當代中國歷史的研究生和大學生，在翻開教科書前，要看完這本書。

　　威廉·辛頓是一名牽引車的技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被聯合國救援重建組織（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派到中國來。國共內戰爆發，牽引車的零件和汽油的供應中斷，辛頓被困在共產黨控制的地區內。他改到華北大學（譯按：正式名稱為華北聯合大學）教英文，這是一個和共產黨有關的「遊擊隊組織」。1948年春天和夏天，中國的內戰進入最關鍵時刻，大學實際上已經停課，教師和學生被編組成訪問團，到共產黨佔領的重要村落，和地方黨工相處，注意和指導已經進行一段時間的土地改革。身為觀察員的辛頓先生，前往一個他稱為「長弓」的村落。《翻身》融合他的長篇訪談和個人回憶，並收錄他注意到的報告、指示和其他文件。這本書依時間先後順序排列，但不時穿插著倒敘，內容相當多，超過六百頁。本書涵蓋的期間是從抗戰勝利到1948年，前後約三年，接近內戰的總持續時間。

　　長弓村擁有「兩百多戶人家」，「人口共一千人」。村落在山西境內，位於中國旱災和饑荒密集地區的核心，貧窮和艱困的生活構成村落背景的重要因素。長弓的最大地主不過擁有二十三英畝的地。中國農村最典型的商業交易成為本村的例行公事：農民將規模已經夠小的土地當成借貸的擔保。高利貸盛行。鄰居親戚彼此雇用當短期的幫手。長弓的基本問題和其他無數的村落一樣，在於人口過多，而可分配的土地和天然資源不足，但整個地區仍必須自給自足。村民因此沒有選擇，只能遵照古老的傳統，就是剝削弱者，除非自己願意等著被剝削。有錢人其實不是太富有，但窮人根本毫無稍事喘息的餘裕，稍微不小心，下場就可能是饑餓和死亡。書中的描寫讓我想起孫中山先生的意見：中國的問題在於普遍貧窮，不在貧富不均。中國的有錢人還不一定比得上西方的中產階級。

　　但是，《翻身》中的一些段落也讓我驚覺自己的無動於衷，這也是國民黨的毛病，甚至孫中山也不例外。問題在於，貧富嚴重不均時，例如在許多已開發國家，其實並不是太嚴重的問題，前提是窮人的生存不致受威脅。但如果貧富的差距就是生死之別，即使是貧富差距不那麼明顯，也會構成最嚴重的問題，亟需立即改革。我們國民黨這邊的人大可以說：長弓的一切不是我們的錯，千百年來向來就是如此，完全是共產黨小題大作，以利他們掌權。事實上，他們持續戰爭行為時，我們的國家經濟被破壞，全國永遠沒有重建的機會，而他們竟然還把全部責任推到我們身上！村民不曾聽過我們上述的辯白，即使有，也絕不會同情我們。只要我們象徵「法治」，就是支持現狀，因此就是站在剝削者和壓迫者的這一邊。我們所提出的現代西方生活水準，對他們毫無意義，這裡畢竟是中國的山西。「快淹死的人有暴力傾向，」辛頓警告。他證實「人們提到過去，沒有不哭泣的。」

　　1938年，長弓村落入日軍之手。七年後的抗戰勝利日當天，村落是由一連日軍支持的「偽軍」所看守，被共產黨非正規部隊輕易解除武裝。在《翻身》中，國民黨軍隊從頭到尾都沒有接近村落，但在每一章節中，由於美國帝國主義分子的撐腰，蔣介石和軍閥省主席閻錫山的高大黑影簡直無所不在，呼之欲出。國民黨即將展開報復的威脅，無論是真是假，剛好形成迫切需要的壓力，推動土地改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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