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劍橋，麻省(9)

劍橋，麻省(9)

　　中央集權的政府決定直接從個別的自耕農徵稅時，為了本身的利益，必須維持納稅人口的數量。政府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將法律機制納入傳統的架構中。地方官掌理的訴訟案基本上是家族間的小糾紛，地方習俗和社會價值大大減弱財產權的觀念。我撰寫《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時，雖然費正清博士推薦的專家提出建議，但我覺得沒有必要去分析財政與貨幣政策，以瞭解兩者對經濟的影響。我列舉政府歲入來源，這些來源的相對收入及管理支出的過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這些模式一再重複，讓我對當時的國家經濟有相當精確的認識，尤其是其服務水準。

　　在美國獨立宣言前夕之際寫作的亞當·斯密，對中國有相當正確的觀察。他說，中國數百年來達到文明的高峰，但再也無法突破，一定是由於結構的因素，國家的法律妨礙財富的累積。不過，所謂的妨礙倒不一定是出於積極的禁止。對中國這樣一個土地廣袤而海岸線較短的國家，民法中並沒有商業法，政府運作又排除商業因素，這些原因就足以阻礙資本的形成。少數的有錢階級不論是土地或流動資產多，不論致富原因是在朝為官或財運特別好，都沒有辦法持久，因為他們無法以有秩序的方式進行多邊交易。政府本身也沒有促進投資的收入或服務措施。

　　明、清的上述條件有助於長時期的穩定和文化凝聚，卻犧牲中國的長期經濟利益。平等精神雖然盛行，但全國卻邁向土地日稀，人口過多。更糟的是，公眾生活中很少出現法律和商業的聯繫，無法用來推行現代化活動。等到中國喪失非競爭地位，所有的弱點全都暴露於外。革命分子必須套用馬克思主義來改造整個社會，不但為時已晚，而且相當矛盾。中國實施馬克思主義的原因很簡單，不是因為中國夠成熟，已經符合《共產黨宣言》的時間表，而是因為村落單位殘存的互相依賴條件逐漸瓦解，讓中國縮短全面整頓的時間，戰時動員和其後的改造就是新的開始。毛澤東的崛起不在於他能力過人，而是因為他有辦法掌握自然經濟運動的趨勢。

　　不過，直到1971年之前，我仍然認為明清兩代的制度包含著荒謬的成分，尤其在中國前幾個朝代財政上採取行動主義的襯托之下，宋代就是一個例子。但是，等到我檢視之前各朝代（包括宋代）的失敗原因後，我才瞭解到，明代財政管理雖然在我們眼中顯得愚昧短視，放在歷史的全貌來看，卻更正了前人的錯誤。因此，我們回溯歷史時會感到訝異，因為許多荒謬的情況往前追溯時，都是當時開始合理化的里程碑。就人類歷史長期的合理性而言，我們認為是絕對真理的事，可能逐步降成相對真理。

　　然而，如此長的縱深已超越我著作的範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可以算是失敗之作，原因是沒有達到作者的有限目標。目錄學家照例把這本書編入名單中，學術刊物會援用對瑣碎項目的結論。除了他們和書評家以外，我懷疑這本書是否有實際的讀者。前陣子伍渥德（C.Vann Woodward）在《紐約時報書評》中指出，學術界人士出版作品，不過是為了和同行溝通。伍渥德教授所指涉的無疑是研究美國和歐洲的歷史學家，但研究中國領域的學者可不然。他們競相自稱為某一個沒聽過領域的專家，忙得不肯注意綜合領域的發展。將別人的主題引入自己的作品中，還會被視為自貶身價，顯示作者低人一等。

　　學者也不必去注意偏離自己研究主題一百年以上的領域，所以我的書激不起任何漣漪。據我所知，沒有一本教科書的作者認真思索過，我所提出的社經狀況對現代中國有無影響，而許多不可思議的事繼續出現在教科書中。自從《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出版以來，我已收到許多博士候選人的來信和長途電話，詢問特定問題。他們的指導教授認定我是知道答案的專家。無一例外的是，答案全在書中。最近有一位研究生問完她所讀的相關問題後，對我解釋，由於她是治思想史的學生，所以沒有看過我的書。我非常想提醒她，帝制末期的財政管理不只是政治經濟，也是思想的產物，當相關的技術指標一再出現時，她應該可以察覺其含義。但最後我還是沒說出口。除非我的訊息能普遍傳佈，否則如果只傳達給她，可能讓這位年輕學者承擔不應有的重擔，而她還必須努力奮鬥以獲得肯定，而且一定是透過前人不曾挖掘的題目，那還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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