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劍橋，麻省(8)

劍橋，麻省(8)

　　直到今天，想到1971年10月的這件事，心頭仍覺不安。這不是進退兩難的問題，而是不知如何面對費正清博士。在決策方面，我當時立場堅定，現在也不後悔。在他來信前，我已經決定書要交給劍橋出版，不交給哈佛。但他對待我如此有風度，我卻只能負面回應，既感為難，更覺不安。數年後，我再度讓自己丟臉，恐怕也不會增進他的好感。當時我必須表達我和他意見相異之處，雖然先前已經告知他。平心而論，費正清博士是史界的奇才。我對他的感覺複雜多變。不過，在許多反應和感受之下，只要每次想到他對我和家人的仁慈，想到我那次在餐廳門口攔住他，請他准我在紐普茲工作，想到我的請求讓他想了數秒鐘，我的心中就會浮現一絲懊悔。

　　1971年10月，我只寫了三頁的信給他。我沒有提到崔瑞德和劍橋大學出版社，只告訴他，我的文稿已交給另一家出版社評估出版的可能，而截至當時的反應相當鼓舞士氣。一名編輯和一位專家已讀過草稿，都同意保持內容的原狀。我還沒收到肯定的答覆，但他們熱心到開始估算成本，尋求出版的可能。我在信中說，我對他個人深表感激，但我發現無法採行他推薦專家的意見。在該專家舉出的十四項建議中，我只能接受一項，而且還十分勉強。實際上，我簡直是在請求費正清解除我對研究所的義務。如果目前的情況持續下去，信中直陳要點，「只會延長所有相關人士的痛苦，遷延多年也無法產生任何有建設性的成果」。

　　另一方面，如果他讓我繼續和這家沒有提到名字的出版社交涉，可能有兩種結果。一是也許他們決定不出書。在這種情況下，我的文稿就是大失敗，專家說對了，我們也可以省力氣。二是草稿可能有微弱的機會「像野菊花般盛開」，如此一來，「縱使移出你的庭園之外，你也會覺得高興」。我提醒他，我是他的「徒孫」，因為我在密西根大學修讀博士學位時，他的學生費維愷和余英時教授就是我的指導教授。

　　這封信投入信箱時，我如釋重負。我原以為費正清要不就准我假釋，要不就因厭惡而不再理我。不可思議的是，他的回信再度出乎我意料之外。他信上說，看完我的信，瞭解我的行動後，他和柏金斯商量過。既然我的文稿已經交給另一家出版社，他們也不願反對。不過，如果我的書稿不被接受，他希望我能再和他們談談。至少可以抽出一部分以「合乎時尚」的方式出版，也許題為《明代財政論文集》（Essays on Ming Finance）。無論如何，這實在寬宏大量到了極點。這個提議令人難以抗拒，我回信說，如果我被拒絕，我一定願意試著與哈佛重新合作。

　　嚴格來說，我的話不夠坦白。把我的書縮水以編入《哈佛東亞研究叢書》，讓我有很大的疑慮。我交出的書稿有五個圖解和地圖，二十六個表格。內容的絕大部分在討論土地稅和鹽稅，各章節點出稅制的架構和管理方式。此外，草稿中包含二十六種雜項收入，包括捐官、和尚道士的特許以及將勞役折合罰金等。文中討論為何採礦和商業稅少得可憐，描述稅如何徵收及運送、銅幣如何鑄造、糧船如何打造等。支出的章節詳述軍餉如何供應、控制用水計劃如何管理、興建宮殿如何籌資等等。總之，本書的長處在於完備詳盡，沒有理由加以刪減。如果省略部分章節，組織架構就會崩潰。

　　事實上，費正清建議的書名《明代財政論文集》還出於我自己的用語。不具名的評論人一直說我的文稿不像單篇專論，像是未完成的論文，氣惱的我對費正清博士說，這些章節可以說是未完成的論文，因為所有的歷史文獻，甚至像《國富論》或《資本論》都可以說是未完成的論文，完全看角度而定。但這不代表我同意將「未完成的論文」等字印在書的封面，也不代表我樂意看到新書名的內容分割碎裂。在此之前我對費正清博士一直很坦白，但他的這封信誠摯動人，害我無法粗魯地說，要我的書縮水付印絕不可能。我對他說，如果我的文稿被拒絕，我會立刻轉回哈佛找他和柏金斯博士，這樣算是對他說謊嗎？雖然文稿後來沒有被拒絕，但我這番虛偽的保證不會讓我的鼻子變長嗎？

　　我與費正清博士通信後，發現和劍橋大學出版社的合作不如預期順利。崔瑞德教授寫信通知我，我的文稿錯過出版社特別評議會的例行月會。之後他又帶來壞消息：由於我的文稿字數不少，圖表數字眾多，估算後的成本太高，他們正在尋找降低印刷成本的新方法。雖然出版沒有喊停的意思，但仍然等了好幾個月。1972年2月，我確定舉家遷往英國，跟隨李約瑟博士工作一年。我打越洋電話給崔瑞德，電話聲「叮咚、叮咚」響了幾次後，終於聽到他的聲音。我告知這個消息後，他以保證的語氣說：「那很好，你可以在這裡校對你的稿子。」不過，書的進度仍然沒有大突破。

　　我和劍橋大學出版社簽約，是在1972年11月，這時我到劍橋已經三個月。書稿的「稍事潤飾」非常耗時間，雖然沒有刪任何一個句子，也沒有移動任何一個段落。編訂好的文稿送到印刷廠時，剛好碰到1973年和1974年的阿拉伯石油禁運，能源短缺，英國全國工時減半。後來又發現其中有一些中文的罕見字，無法在英國付印，於是從香港訂字型，寄來時又發現部首錯了。因此，我的書喪失在「隊伍」中的位置，也就是在印刷廠的印書順序名單上不斷往後挪。等到《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出版時，已經是1974年的年底，離我完成文稿已超過三年半。

　　這本書可以算是成功，也可以算是失敗。從現代的觀點來看，它不是這個主題最好的一本書，也不是最壞的一本書，甚至不是較好或較壞的書。到今日為止，它還是所有語言（包括中文在內）同類型中的唯一一本。此書出版七年後，出版社將價格從每本二十五美元調高到五十五美元。結果只賣出八百五十本。我建議出版社，將倉庫中印好但還沒裝訂的書頁改成平裝本出售，但沒有得到回應。在臺灣，這本書的盜版每本只賣四美元。

　　書評家對這本書已經夠慷慨大度，專業期刊已經給予夠多的肯定，我無法要求更多了。在荷蘭、英國、香港和美國，書評稱讚這本書「有原創力」、「光芒四射」、「勇氣十足」、「值得讚賞的開路之作」、「歷史典籍」，甚至「經典之作」。正如某位書評家所說，我應該覺得好評足以彌補我「投注的所有辛苦」。我以不尋常的手法切入主題，沒有引來任何抗議，但即使是技術上的缺失也沒有逃過批評。

　　十年後的今天回顧，我對這本書並沒有完全滿意。首先，有些表格中的數字是徒手算出來的，有些則是用手操作的機器。如果可以擁有今日高中生的晶體管計算器，效果會更加精確。其次，我當時仍然覺得，學術出版品應該專注於專業的範圍內，因此不敢宣稱，書中引用的數項因素和現代中國歷史息息相關。1980年，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黃宗智（和我沒有親戚關係）教授到中國，花了一年的時間研究18世紀和19世紀的農村經濟相關檔案。他的初步報告顯示，農業幫手通常來自于社會背景類似的農民家庭，但致富的原因不在擁有大片田產；家庭間的借貸是村落間的重要商業活動，尤其是親朋好友間；徵稅都是由上往下施壓，不是由下而上自願配合，因此地方官員總會和村落的小官吏起衝突；無論是哪裡，大地主都很稀罕，但很多小自耕農卻沒有自己的土地。

　　如果我早十年可以看到這份報告，我的立場將更形強化。我會更加肯定指出，農業官僚管理的種種後果早在兩三百年前就已出現，而且是中國現代化的核心障礙。同樣的情況持續到20世紀，一再出現在下列學者的研究中：約翰·洛辛·巴克（John Lossing Buck）、多艾克·巴內特（Doak Barnett）、馬丁·楊（Martin C.Yang）、悉德尼·甘寶（Sidney Gamble）和威廉·辛頓，尤其是辛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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