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劍橋，麻省(7)

劍橋，麻省(7)

　　我不知道誰是那位不具名的批評家。我只知道，我們的爭論消失於通訊中。校外的評論人確實存在。我到劍橋時，大家都知道，有一份思想史的文稿被哈佛東亞研究所積壓三年之久，原因就是校外權威人士的強烈批評。最後作者運氣不錯，評論人忽然去世，讓他的出版再無障礙。還有其他類似的故事，點點滴滴令我背脊起了一陣寒意。

　　我多希望在我還沒領到研究經費前，研究所就規定我必須和指導我的專家談一談，如此一來我必定會三思後才到哈佛！現在我連這種想法也說不出口，我不但領走一萬美元，而且錢也花掉了。我自己的準備工夫該怎麼辦呢？說到準備工作，我已經花了數年的研究時間，而且還動用其他的財務支援，更不用提內人的犧牲。我也希望，柏金斯教授可以解除指導我的負擔。我們意見不合，這絕不會增添他生命中的樂趣或舒適。

　　然而，他批評我文稿不夠工整，需要重整，真是個壞徵兆。在正常的情況下，批評不過是要求完美而已。由於他的專長是計量經濟學，我知道雙方的基本差異在於處理主題的手法不同。柏金斯要求研究生交論文時，必須有數字資料，而且可以從數字中引出結論。哈佛的學生時有怨言。尤其對我而言，明代的稅制是個多面向的問題。其他人當然可以從不同的角度著手，但對我來說，要把難以馴服的動物抓進籠中，目前的組織方式是唯一方法。在經過生死搏鬥後，我不喜歡聽到沒有卷起袖子和我一起努力的人指責我，籠子的設計不夠美觀，鐵欄的間隔不夠整齊等等。我有我的缺點。先接受別人不公正的意見，後來再試圖影響批評者，這不合我湖南人的脾氣。

　　更令人不安的是，文稿可能從此不見天日。自我重整思緒以來，已經過了八個月，每個月我都把副本交到研究所。1月時我寫給費正清博士一封信，請求研究所「整體評估作品內容，決定計劃的狀況」。到2月我又寫信，保證接到通知二十四小時內馬上到劍橋，以回答相關的問題。但研究所毫無回應，我只好請余英時替我去瞭解狀況。但是，雖然有回應，但也是含糊籠統，相當負面。為什麼柏金斯博士不通知我，他可以接受部分素材，但整體需要翻修？此外，余英時替我詢問後，劍橋還是沒有片言隻字的回答。如今當然人人都很忙，而且很難要人去做一件違背個人信念和任務的小事。

　　我應該去別的地方試試我的文稿嗎？英時不曾公開鼓勵我去做，但他也沒說這樣不行。他曾說過，東亞研究所曾經遇到領走研究經費卻不交成果的例子。如果沒錯，我也可以用不同的眼光來看研究所：把它當成慈善機構。研究所希望領取研究經費的人將成果收入《哈佛東亞研究叢書》，但這只是光榮和恩典，不是相對的義務。這樣說來，我設法安排其他地方出版我的著作就完全不算背信。出書絕對好過無聲無息消失的研究經費。

　　暑假到了，哈佛仍然杳無音訊。我將第一章的影本寄給英國的崔瑞德教授，詢問他出版的可能性。我數年前在一場研討會中遇到崔教授，他是很認真的漢學家，但讓我印象深刻的卻是他的樂天開朗，和他的娃娃臉很相稱。他此時的職位是劍橋大學的中文教授，也是《劍橋中國史》的兩位編輯之一（費正清是另一位）。他的回答相當肯定，他說，雖然他不能代表劍橋大學出版社發言，但他們看到全部的文稿後，一定很樂意考慮出版。他還恭維我，說他自己從第一章草稿學到很多東西。我將他的評論視為我在學術圈所能得到的最高肯定，因為他以研究傳統中國的財政管理出名。

　　事實上，費正清推薦的那位專家建議我，要以崔的《唐代財政史》（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Τang Dynasty）為垘本。我認為這個建議不切實際，因為崔在書中宣稱，他的目的是概述唐代管理者遇到財政問題的理論面，不但唐代比我的研究主題早了近一千年，而且我要揭露的是管理的實務面。唐代管理的整齊明確植基於組織上的簡約，這點很合西方讀者的口味。這方面我絕對無法複製。在千年前的帝國，中國的經濟基礎是五穀雜糧文化，但千年後的16世紀，中國卻深陷於生產稻米的複雜機制中。我曾提出這些不同點，但卻沒有用。崔瑞德教授應該是解決爭議的最合格權威。

　　我立刻將草稿其他章節的影本寄到劍橋，這次的反應更具鼓舞作用。崔瑞德說，他和劍橋大學出版社總編輯麥可·布萊克（Michael Black）已經接手這項計劃。他們同意，文稿無需重寫，段落文字不必刪除更動，只要「稍事潤飾」即可，也就是請人修訂語法和句子結構。他的結論是，這項工作在英國進行即可，不必在美國處理。

　　這絕對比我從哈佛得到的回應好太多。才不過兩個多月，他們已經讀過文稿、加以評估、決定編輯方向。在崔教授的最後來信中，他簽名的另外一邊有一行短句：「附本：麥可·布萊克」，也就是說，我的請求已變成承諾。不過崔瑞德警告我，如果想讓這本書被接納，必須經過劍橋大學出版社特別評議會正式核准。

　　到目前為止，我尚未以完整的形式，將注釋納入文稿中。我在每一頁左邊的空白做記號，標明注釋所在位置。大多數中文作品只用中文寫出，沒有翻成英文。崔瑞德表示，除非妥善加上批註，並增補參考書目，文稿就不算完整，出版社的特別評議會就不可能考慮。通知于8月時寄到，我剛教完暑期課程的一門課。當時大學印刷廠的影印機故障，整個紐普茲別無其他影印設備。我決定在蠟紙上打出所有的注釋、附錄和參考書目，再用油印機油印。這個工作比想像中複雜。我的書共有一千三百七十則注釋，大多數的注釋有兩三項引文，有一個注釋就有十七則引文。

　　每張蠟紙上可以打十二到十五個注釋，外加其他附錄，很快我就發現自己打了近一百五十張蠟紙。威妥瑪式拼音是中文音譯的標準系統，是相當特別的發明，融合數種歐洲語言的發音，但中文拼音卻沒有科學根據，或多或少是由威妥瑪（Thomas Wade）和賀伯特·翟理斯（Herbert Giles）任意決定的。但一旦被目錄學家採用，就出現在所有的書籍和卡片目錄上，成為無可取代的系統。（也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今日所提倡的漢語拼音系統，雖然受到媒體和若干的現代出版社所採用，但在相當依賴書目的作品方面，卻無法取代威妥瑪式。本書也基於相同理由採用威妥瑪式。）

　　對我來說，一個中文字應該拼成tseng或tsun，是個深奧的謎，ying和yin有時很難分辨。一個從威妥瑪式拼音開始學中文的外國人，中文音譯的功力恐怕都比我高。我必須常翻字典，檢查拼音，速度因而放慢不少。（最後我還是免不了十來個錯，但評論人全都注意到了，無一遺漏。）校對也很困難，必須把蠟紙舉高對著光，因此一天完成不超過二十張。謄打花了一星期的時間。油印每天謄打的內容時，已經很晚了，辦公室空無一人。我操作機器，格爾負責裝訂整理。大學的警衛好幾次看到燈光，聽到噪音，他把總鑰匙插入鎖孔，沒通知就忽然闖入，離開時也同樣迅速，進出之間嘀咕著介於抱歉和抱怨的話。但是，至少有一個人能欣賞我們的辛苦和努力，崔瑞德教授兩周後回信，說增訂補遺的工作又快又有效率，他很快收到，深為感動。

　　我們能做的都做了，現在只能等劍橋大學出版社的消息。我已告知余英時我在英國方面的聯絡，但都還沒對哈佛東亞研究所提這件事。我想，等書妥善出版，獲得肯定後，費正清博士肯定會諒解。也許到時我可以對他解釋，哈佛教授和我之間的歧異大到無法折衷，唯一能做的就是給雙方機會，看有什麼後果。不過，我還需要一點時間，才能公開提出這個建議。研究所忽略我的時間愈久，我的立場就愈有道理。我想我可以等到次年的2月，離我交出最後一章草稿剛好一整年，離交出第一章則是十九個月，這時我就可以寫信給研究所，請求撤回文稿，不會良心不安。沒想到，到了10月——再四個月就一整年——費正清博士來了一封信，詢問進度如何。研究所是否還欠我一份評估？到底是誰在等誰？這封信讓我有些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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