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劍橋，麻省(6)

劍橋，麻省(6)

　　經過充分的休息後，我們決定繼續往前開，這個時候再折回去已經沒有意義，反正都已經穿過山區。但我們後來發現，在麻省平地失控的車輛，多於在紐約山區地帶。我們到達劍橋時，已經是午夜十二點多了。哈佛廣場後方的行路汽車旅館（Tread way Motor House）已經客滿，我們的預約失效。但在大眾大道（Mass Avenue）的假日旅館還只有半滿，我們松了一口氣，真是欣慰！

　　第二天是12月24日星期四，陽光燦爛，但道路四周積雪及膝。在哈佛廣場附近，我們看到一位老太太對一名年輕人說：「小弟弟，你可以幫助我過馬路嗎？」那位年輕人近看原來不過是青少年，這時顯得有些不好意思，於是扶著她過馬路。

　　在聖誕節前一天，我不應該預期研究所會有人，事實上也沒有。一七三七街的大門開著，但裡面空無一人。研究所辦公室的大門深鎖，我把文稿影本放在外頭的桌上，附帶一盒巧克力，感謝曾幫我許多小忙的秘書人員。回到假日旅館後，我們的聖誕夜就待在房間內看電視，這也是我們頭一回一起看彩色電視。

　　聖誕節當天，我們開車回紐普茲。開上高速公路兩、三英里後，我們跟在一輛灰色歐洲車的後方。車主一定是從波士頓以北的地區開來的，因為車頂已經積了厚厚的一層雪，甚至在一夜間凝結成冰。我們都開得很快，前車車頂的冰雪塊因此脫落，飛向我們。格爾大叫：「小心！」同時身子往前擋住傑夫。不過為時已晚，我剛好開在冰雪飛彈的彈道上，這塊白色的物體長三英尺，寬一英尺，不知有多厚，忽然響起輕脆的「忽忽」，原本清澈透明的擋風玻璃變成巨大的蜘蛛網。

　　幸好雪塊沒有看起來那麼結實，撞上擋風玻璃後就消失了。我從左方較大的一塊玻璃勉強看到前方路況。嚴格來說，繼續開這輛車一點也不安全，但拜現代科技之助，玻璃雖破卻仍然沒有碎裂，而且我們運氣很不錯，這天恰巧是萬里無雲的晴天。我們在五個小時左右開了兩百二十英里，沒有碰到大麻煩。但是我不曾認出肇事車輛的車型或車牌，也許車主知道出事了，冰雪塊打到我們後，他立即換了車道，一下子就不見了。我們的車子就像海戰後局部受損的戰艦，無法及時進行有效的追擊。

　　1971年1月，我郵寄一章文稿到研究所。我知道費正清博士到南美旅行，覺得沒必要去劍橋。2月，學期開始，我又回到學校教書。最後一章草稿也是郵寄的。費正清寄來一封日期為1971年2月16日的信，表示他已收到，他在信中寫道：「我們目前有些忙。」由信中語氣顯示，研究所應該會很快聯絡我，也許就在數星期內。

　　但從此研究所久無音訊。4月時，我已浮躁難安。春假時我說服格爾和我再去劍橋一趟，瞭解事情的真相。這次車子開到紐約高速公路上時，機械出了問題。車速不斷減慢，顯然是汽缸無法點火。情況非常危險，尤其是所有車輛時速都在七十英里或以上。我們的車子甚至可能完全停著不動。在塔卡尼克大道（Taconic Parkway），我設法離開高速公路，慢慢開到附近的維修站。起初我們以為問題不過出在火花塞或電路，因此去餐館享受悠閒的中餐後，以為可以順利上路。但我回到維修站後，經理搖搖頭。問題出在活塞。在引擎徹底翻修前，絕對不能開這輛車。他出價五十美元把車子拖到普吉西，我們可以坐在拖曳的大卡車中。我們別無選擇，只好接受。幾天後，普吉西的福特經銷處告訴我們，汽缸和引擎都沒問題。原來我們沒有讓車子停在車庫，反而在戶外長期承受滾燙和冰凍天氣的輪番折磨，部分電線已經腐爛。「也許這就是徵兆，」格爾說：「我們根本不應該去那裡。」回想起來，她的宿命論調不無道理。

　　我無法直接找到人，於是打長途電話給余英時，請他幫我詢問文稿下落如何，他的回電不是太樂觀。他去見費正清博士。費說，由於我的研究屬經濟學的領域，於是他們的經濟學專家杜艾特·柏金斯（Dwight Perkins）博士有決定權。余去問柏金斯，他又說我的文稿包含一些有用的資料，但卻有「很多結構上的問題」，需要大幅修改。但他沒說如何修改，也沒說他何時會處理。

　　我憂心忡忡。像哈佛這種知名學府設置區域研究的指導小組時，如果是以跨學科的委員會形式，就必須尊重專家的意見，研究所當然不能出版委員認為可笑的作品。我還得知，將研究經費撥給我這種外人，不完全是出於無私的理由。獲得研究經費的學者可以得到財務支援，利用哈佛的資源，而哈佛教職員在指導外來研究者時，也可以獲得不同面向的經驗，更不用說著作出版時，功勞會歸於他們。基本上我一點也不反對這樣的安排，因為對我也有好處。我不曾想過去哈佛挑戰任教教授的權威。但研究所要柏金斯指導我，卻對雙方都沒有好處。

　　柏金斯自己的主要著作是研究當代中國的市場管制，我對這個主題不熟，相當尊重他的專業。但他認為帝制時期的中國也可以用計量經濟學來解釋，正和我自己的經驗相衝突。我第一天到費正清博士的辦公室時就說，如果我們可以確定明代管理者寫下數字時的依據何在，就算我們運氣好。要找到兩套具有比較價值的不同數字已經夠難，更不用說是可以用統計學來處理的兩套數字。但對柏金斯來說，如果沒有附帶指數或不能進行回歸分析，就是「印象派」，這個標簽多少帶著不屑的意味。兩個意見和性情完全相異的人很難共事。我問費正清，他是否可以把我的研究歸類成一般歷史，不是經濟歷史。也就是說，明代政府財政如果不屬經濟學的範疇，我就可以請教班傑明·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s）或楊聯陞，而不是柏金斯。但建議沒有被接受。不過我也瞭解，費正清博士一定有他的難處。

　　使問題更複雜的是，我已經看完一百三十三冊的《明實錄》。這個資料來源和我研究主題的相關程度，只有我自己瞭解。當然我要小心翼翼，不能假裝自己是專家，所以其他沒看過的人要閉嘴聽我說。然而，每當我提出異議指出，在我特殊研究領域的對照之下，別人的勸告並不實際，我就會被視為高傲自大。我別無選擇，只好引用更多資料來證明，這反而顯得我更傲慢。我曾兩次到柏金斯博士的辦公室去拜會，都受到熱誠的接待。如果我們有時間先認識，以從容和私下的方式來處理我們的問題，或許還有一點點機會化解歧異。然而，以研究所排定的步驟來看，我必須面對不具名的評論人，讓我仿佛和自己對打拳擊一樣。紙上的辯論永遠不可能縮小意見的差距，反而只會擴大。

　　上一回和不具名的評論人打交道，是為我的大運河立場辯護。我在文稿中提到，對振興明、清的經濟而言，大運河作用很小。評論人的批評非常強烈，他將大運河比成現代的鐵路幹線，要我考慮其正面效益，不要只談負面。對他而言，大運河在經濟上「扮演重大的功能」。事實上，帝制末期時的大運河包括湖泊、急流和滿布沙洲的水道，到北方更借用兩條天然河流的河道，冬天時都會結冰。運河和黃河、長江交接時，只有政府船隻可以通過閘門。其他船隻都必須先卸貨，靠絞盤拉抬。

　　1548年，一個日本外交使節團在運河入口等了十六天，由五隻船組成的船隊才得以從長江轉到運河。在運河的中段，不到兩百英里的距離內出現三十八個閘門。這些閘門只有十二英尺寬，必須常常開開關關以適應水位。在1643年，水位只有一英尺高。即使在滿清極盛時期，西方觀察家注意到，水位也不超過四英尺高。從南部來的穀物需要用一萬兩千艘船來運送，來回一趟通常要花一整年的時間，包括冬季運河結冰時。如果將這些船從頭排到尾，總長度相當於從長江到運河北部終點的十分之一長。如此費力運來的補給品，基本上是供養一大群從事儀禮等不具生產功能的官吏。種種證據顯示，如果我專注於運河對國家經濟的正面影響，我就是和現實脫節。我必須如此下結論：明代放棄公海上的運輸，轉而由內陸運送補給，只會加強農業官僚對中國經濟的控制，對國家經濟本身卻只有負面的影響。如果大運河扮演一絲一毫的鐵道功能，中國經濟史就會迥異於我們今日所讀，尤其還加上四百多年來的累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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