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劍橋，麻省(5)

劍橋，麻省(5)

　　如此一來我的問題已經確立。手上還有一堆西方人不熟悉的資料，我認為對詮釋中國現代史相當重要，不想予以增添或刪減。但是我到目前為止所呈現的不過是一堆混亂，如何說服其他人，甚至是我自己：這些資料值得一提？

　　住在奧浦蘭路的最後一星期中，我大幅重整我的思路。我幫格爾打包，減少去辦公室的時間，還經常陷於沉思。我不確定新的念頭何時出現，但一個新的起點已經成形。

　　嚴格來說，我們現在所謂的政府財政，在明代並沒有對等的組織。當時只有「文化財政」，可以加以扭曲、翻轉、縮減及操縱，以達成政府經濟直轄領域之外的特定目的。只要不捨棄制度的基本特色，就不需要精確管理。因此，歷史雖然充滿例外和修正，但不曾真正徹底重整，看起來就像是一連串依年代先後排列的事件。我努力把素材擠進符合學術出版規範的模式時，零零星星的資料拒絕被擠入架構中，我也無法完全掌控。現在我必須一開始就接受它是有機體，功能必須先於解剖。我應該要讀者先看到行動，再閱讀技術上的細節。導論中應該放入一個特定的案例，稍後再解釋術語。部分結語必須往前挪，不必全放在每一章的終結。敘述和分析之間沒有嚴格的劃分，行文可以夾敘夾議。我試過幾回。如果第一次談得不夠多，應該毫不猶豫再說一次。總之，這是借用新聞報道的技巧來寫制度史。

　　新方法奏效，我似乎已打破僵局。一旦克服笨拙的感覺，整理紊亂的線頭顯得容易多了。過去數年來我寫下成堆的筆記，累積的素材足以驅使我繼續寫下去。

　　我很清楚，我和費正清博士推薦的專家之間，仍存在尚未解決的歧見。我對格爾說：「我們先把草稿寫出來再說。如果我的作品可以自成一格，費正清會原諒我帶給他的所有困擾。如果我寫不出來，所有的爭執會顯得糟上十倍。」9月，研究所轉給我該專家的另一封評論信，他繼續把我的作品說得一無是處。費正清在附函中表示，他充當批評家和我之間的調停者，或像是很有耐心的主管，希望兩個愛吵架的下屬可以彼此相讓。我必須挪出時間回信，替我的立場辯護。幸運的是，我從此再也沒有收到這位評論人的消息了。

　　從這時起，工作速度成為最重要的考量。為了每個月能寫出一章，我忙著構思、打字、修訂、自行編輯，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每週工作七天。我不看電影，不出遊，不外食，每天輪流以咖啡和中國茶來提神，午餐和晚餐都是由格爾親手送達。幾個月下來，她完全沒有辦法使用餐桌，因為已經變成我的工作臺，放置打字機、索引卡、成堆的書和紙張。我沒有時間和傑夫玩。他坐立難安時，格爾就帶他出去，省得我分心。真好，當時每加侖汽油只要三十五美分。她常去鄰近的購物中心，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接觸，我們儘量遠離紐普茲市中心。除了我們的隔壁鄰居以外，我們認識的人大多以為我們還在劍橋。我延後所有的例行活動，甚至包括看牙和理髮在內。我的工作服是睡衣外罩浴袍，夜深和衣而睡，累到懶得脫下來。日子總是過得很快。早上我開始打字時，很怕驚動鄰居。不知不覺間，字紙簍已有三、四頁不要的紙，斜陽已照到庭院，附近的兒童放學回家，嬉鬧之聲不絕於耳。

　　從那時起，我開始替費正清博士不安。我造成他的困擾，是否我也有錯呢？當然，他對我向來大方仁慈。在我到劍橋前，嚴重低估這項計劃的工作量。根據西方社會科學學者的慣例，零星的資料必須先整理成單篇文章，發表在學術刊物上。例如，我對官方馬匹的研究就可以擴大成這樣的文章。如果附帶圖表和許多注釋，也許還可以算是井然有序的歷史題目，符合學術架構。寫出六篇這類的文章後，我也許可以發表成一篇專論。在沒有出版數本書之前，不應該嘗試一般題材的學術論文。有時一位教授生平著作不過總結於一本選集，也就是針對一個特定題目而發表的短篇文章和論文。想在一本書內涵蓋明代賦稅及政府財政的所有層面，我一定跳過了許多步驟。

　　在中國的研究領域中，漢學和中國歷史學者之間還有一層默契。由於在中國出生和受教育的學者理應熟悉古文，應該可以處理文字上的細節。一般相信，最後的綜合分析應該由更瞭解西方文化的學者來處理比較有優勢。這個背景的差異足以說明為何將這領域一分為二。美國學者更重視他們的專業分科，經濟歷史學家絕不應該談法律學，在研究中國官僚已小有進展的學者也不應該貿然踏入經濟的領域，讓我們尊重彼此的專長。推到極致，水管工人就不應該去拉扯電線開關。在我閉關苦讀的前些年裡，我一定忽略了學術圈中的一些基本規則。

　　然而，我冒著不知謙虛或鹵莽躁進的惡名，決定堅守崗位。如果我低估計劃工作量算是犯了錯，彌補錯誤的最簡單方法就是繼續前進，不是向後撤退。把漢學當成翻譯局，讓別人來寫歷史的做法，我可從來不相信。在語言文化如此舉足輕重的領域，一開始根本就不應該讓語言不夠格的人進來當權威。我也不相信大歷史應該衍生自小歷史，研究一個機構的機能時，整體是否由拆散的部分相加而成，非常令人懷疑。我之所以投入明代賦稅與政府財政的主題，不消說還心懷使命感。研究發現已經讓我得知，中國為何無法適應現代。這些解釋還可以讓我大大解除照本宣科的乏味，讓我可以告訴學生，為什麼孫中山錯了，蔣介石錯了，毛澤東也錯了。在這方面我已記錄我的想法，寫成數封信給費正清博士。因此所有的主張都系乎我的能力：我必須加以充實完備，寫成可以出版的文稿。

　　然而，每個月寫一章仍然是相當費力的事。到1970年底為止，格爾和我都不得閒。我如果沒有在工作，也是四處奔波。只要完成一章，我就外出影印。我一得空便直奔哈佛，第一趟行程是在9月，為節省時間，我從普吉西搭飛機去。我住在哈佛教職員俱樂部，費用比汽車旅館划算。到第二次和第三次，我請格爾開車載我到奧本尼，在赫遜河畔的倫斯勒（Rensselaer）搭火車到波士頓，再換地鐵到哈佛廣場。在劍橋，沒有人問我關於研究計劃的事。我11月到劍橋時，費正清博士還邀請我去他在溫索普街（Winthrop Street）的家中參加晚間聚會。不過這純粹是社交場合，我在會上告訴他，我曾在國民黨的軍隊中待了幾年。沒有會議時，我通常到研究所去卸下草稿影本，到哈佛的燕京圖書館借書，在劍橋再住上兩三天，然後就提著袋子沖到哈佛廣場的地鐵站。回程時我已經在想著下一章的內容。

　　印象最深刻的是12月那一次的哈佛行，我開車載家人同行。我的那一章草稿前一晚才完成，也就是12月22日星期二。我仍然很擔心，自己已經一整個月沒去哈佛，因此急著在聖誕假期前送過去，讓自己及時出現，如果有人問起，也可以對東亞研究所有所交待。但是12月23日這一天，我花太多時間在草稿上做最後修訂，影印及編排也花不少時間，等到要出發時，已經過了中午。我們到紐約高速公路波克夏（Berkshire）這一段時，早已是下午三四點。鄰近田野的天空忽然完全看不見，大風雪瞬間驟降，等我們發現時，已經困守車內。我把方向盤緊緊握在胸前，腳趾輕踏離合器，一心只想著如何不使汽車翻覆，可能沒想到要努力前進。

　　在擋風玻璃前的漫天風雪間，我只看到前車的尾燈，兩車相距不超過二十英尺。高速公路的左線車道並沒有車子行駛，沒多久就形成雪坡。氣氛緊張，傑夫也學格爾不發一言。我們慢慢前進，車子偶爾還會打滑，時速不超過二十英里。在麻省公路上終於看到第一輛鏟雪車。這是我生平最艱辛的開車經驗，奮鬥了兩個半小時後，我很高興終於可以在路邊的一家霍華強森（Howard Johnson）餐館休息。意外的是，餐桌旁空無一人，其他的駕駛人都排隊等著打電話。輪到講電話的人則告訴親友，會遲到五個小時、六個小時或是八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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