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劍橋，麻省(4)

劍橋，麻省(4)

　　下午並沒有轉涼，但屋內也沒有比戶外舒服。我決定出去走走，去哪裡？哈佛廣場。否則還能去哪裡？廣場上的行人少多了。我還是不斷想著明代的財政管理，我知道得如此之多，又如此之少。自己研究這個主題已經很多年，發表過數篇文章，可是眼前卻無法將腦海中的想法具體化，寫成可以一讀的文稿。然而，文稿和一本專書正是我必須製造出來的產物。我已經拿了哈佛東亞研究所的一萬美元研究費，一本專書是我的保證，我的承諾，我的榮譽和我的生存方式。

　　我不想回到空無一人的家裡，於是繼續走向查理河，從波林士頓街（Boylston Street）轉入宿舍間的小巷，一直走到紀念馳道（Memorial Drive）。河上吹來一陣涼風，卻不能吹走心中的鬱思。我一直走，看著車子從旁呼嘯而過，就穿越馬路，繼續往下走。等我走到陳家餐館（Joyce Chan's）時早已筋疲力竭，餓倒是不餓，只是渴極了。我穿過停車場，走進餐廳，通過擺設黃包車的走道。引我入座的老闆娘有些困惑。在河畔這麼高級的餐廳中，她一定很少看到單獨用餐的客人。

　　我眼前放著菜單，無法決定要點什麼。我輪番灌冰水又喝熱茶，熱汗很快就浮現在額頭上，一路流到脖子。我忽然感受到室內冷氣的一陣冰涼，但多多少少讓我暫時忘卻明代的財政。

　　在8月下旬，我終於找到費正清博士，在他進餐廳前攔住他。我必須請他幫我一個大忙，因此心中很是忐忑不安。

　　我們在奧浦蘭路的租屋再十天就要到期，但在劍橋找不到可以只住到年底的房子。我們四處詢問，但每間房或公寓都至少要租一整年。同時我們還是不能放棄在紐普茲的雙層樓公寓，如果我們搬走，冬天要回學校教書時就會很麻煩。東亞研究所可以讓我帶一部分的工作到紐普茲完成嗎？依我的計劃，我可以每個月開車到劍橋，在汽車旅館住兩星期，使用哈佛的燕京圖書館，並和研究所保持接觸。紐普茲離劍橋兩百二十英里，車程約四小時。

　　費正清靜靜看了我幾秒鐘。他的眼光停在我的襯衫上，這是一雙苦讀無數書頁而備受折磨的眼睛。不過，和他發自喉嚨深處的男中音一樣，他的柔和眼神傳達了他性格溫和、不與人爭的神態。他的和平主義是否來自于他常被侮辱，有時甚至是被才幹低於他的人所欺負？我不知道。但我似乎覺得，他為人敏感體貼，對同事忠實，一定會和他必須做的團體決策不時產生衝突。樹大招風，他的公職生涯一定讓他愈來愈謹言慎行。我的請求也會影響到他身為研究所所長的官方職責，而所裡聚集各式各樣的人物，絕對不是容易管理的單位。

　　這無疑是他沉思片刻的緣由，不過他很快就決定順應我的心願。我提出要在家裡做大部分的工作，他的回應是：「相當合理。」他又說：「你寫封信來，告訴我你想做的事。」兩天后我接到他的回信：「我收到你8月31日的信。你提到要花一半的時間在家裡，以加快工作的進度，我看不出反對的必要。此事當然不合常例，但我不確定有無禁令。無論如何，我們很願意幫你創造最好的工作環境，很樂意體恤你的處境。」

　　結果我並沒有完全兌現書面的保證，9月我回到劍橋，待了十天。之後我去的頻率減少，待的天數也縮短。似乎沒有人在乎。我在家工作成果更令人滿意，更不用說省了汽車旅館的開支。不過我在9月、10月、11月及12月都到劍橋一趟，每次都送一章草稿的影本到費正清博士的辦公室。最後兩章是在新年後郵寄給他的。也就是說，我每個月都完成一章，連續五個月不間斷。

　　我突然文思泉湧，絕非因為紐普茲地靈人傑。在9月第一周，格爾的父母來劍橋看我們時，我就已經克服我的失敗感和挫折感。整體來說，我並沒有離題太遠。明代的財政管理不只是早于現代西方的政治經濟科學，而且還帶有特定的神秘特質，很難呈現給西方讀者。中國農業官僚制度衍生出一套管理的藝術，受不了的人常予以道德譴責，但其技術問題還沒有得到全面的探討。我的確遭遇重大的難題。

　　新的起點必須源自以下的瞭解：明代官吏進行管理時，欠缺所需的重要統計數字。他們所擁有的土地資料和人口數據，不過是粗略的估計。如果16世紀的中國官員具備現代社會科學家的數據處理能力，中國其後四百年的歷史就會大不相伺。這些都只能在邏輯上理解。讓我舉個假設性的例子：

　　假設美國必須在類似的情況下向人民徵收土地稅。首先整個領土必須置於單一的管理之下，紐普茲、紐約和劍橋的市長都由華盛頓的中央政府同時任命。市長不是律師或會計師，而是散文家和詩人。由於他們熟悉柏拉圖和莎士比亞，所以彼此才時相往來。共同的文化背景讓他們在封建社會中擔任政府所有的職務，而且職務可以彼此互換。市長任期只有三年，因此沒有人可以成為所管轄地區的專家。此外，區域的人口多達二十五萬人，大多不識字。而且，從劍橋遞送公文到紐普茲，需要花一個月的時間。我們可以想像，即使可以確定美國的總人數和總耕地面積，和賦稅管理也毫不相干。就技術上來說，管理絕對不可能發展出相配合的精確程度。

　　在這樣的情況下，掌握情勢的唯一方法就是從智識的建構開始：宇宙是個單一的整體，公正貫穿其間。一切都處於平衡狀態，一切都在天子的掌握中。有了智識上的共識，就可以設定通行全國的稅制標準，但無可避免要從工整的數學程序開始，不考慮任何外在因素。必須先有等號，才有數字；先考慮形式，才想到實質。中國統治者過去宣佈各式各樣的財政法規，將土地劃成正方形，以完整的耕地面積進行分配，村落中的戶數剛好為一百戶，全都如出一轍。政府根據事先擬定的區域配額來制定法律，如果情況允許就可以執行，法規無法執行時，就准許例外或法外施恩。整套方法可以說是「趨近觀念」。

　　從現代西方人的觀點來看，沒有必要將道德和實際混為一談，關鍵在於：這樣的體制效率低到令人難以忍受。當法律從上往下施壓，而不是由下而上自願配合時，其運作很難避免壓制色彩。然而，如果認為官吏宣導的慈善與好意全都是騙人的，那就大錯特錯了。在組織上來說，只有他們能制衡自己。他們的自製和互敬程度不一，顯示農業官僚體系的雙重性格。在這種情形下，稅制不只是經濟制度，也是文化制度。

　　至於費正清教授推薦的專家，他所提倡的數字上管理屬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即使在西方世界，在數字上管理也比中國的明代晚得多，其完全發展也不過是晚近的事。情況可以說明如下：在現代萌芽期的貨幣管理之下，商業交易逐漸多邊化。如果連一頭騾子都必須向鄰居徵用，你的磨坊的運作就可能受影響，連帶波及到其他村落的食物處理過程。因此，公平成為人人關注的議題。在公眾的強制下，所有的商業交易都必須置於法律的管轄之下。

　　制度一旦成熟，政府運作可以依靠民間的商業交易，或是與之並行不悖，最後終究接受商業慣例所服膺的法律程序。所有電路全線通行，一切放諸四海而皆准。在這種情況下，有效的稽核才可行。這個趨勢持續擴大時，即使是逃稅和私下的不法交易都可以從銀行賬戶中偵測出來。但上述一切都需要數十年、數百年的時間來發展，必須始於保護財產權，確定分工的模式，其間經歷無數的智識與社會的再調適。在20世紀的中國鄉村社區內，商業仍是雙向往來，更不用提16世紀了。在澄清我的研究主題前，如果貿然將現代社會科學套用到主題上，我的角色將從財政史學家轉變成財政改革者。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