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劍橋，麻省(3)

劍橋，麻省(3)

　　但是我開始進行第二章時，糟了，我發現自己不但無法遵照他的指示，而且素材也沒辦法轉成我希望的形式。起初我想討論整個明代的財政運作，但在費正清博士的建議之下，我把期間縮短到16世紀。不過縮小範圍卻毫無幫助。我想討論的機構常常分分合合。我似乎迷失在寬廣的布拉馬普特拉河（The Brakmaputra River），無數的沙洲和水道縱橫交錯，卻無法形成明確的模式。

　　我從局部著手時，描述頓時變得含糊籠統；我轉而以編年方式呈現史實時，結果也看不出清楚的邏輯。7月一天一天過去，我開始慌張，我的進度已經落後。我自問，我在這個主題花了這麼多年的時間，難道就無法以清晰易懂的方式來描述稅制嗎？我可不能去責怪文化或語言。我一定要把問題看成實在的物品，用手牢牢抓住，用膝蓋頂，用腳踢，如果還不成，就用牙齒去咬。我一定要想清楚。如果我可以用中文表達出來，一定就可以翻譯成英文，即使是逐字翻譯也要做成，一開始也可以忽略句型文法，甚至拼字。這勢必是一場肉搏戰。

　　《明實錄》中有一組年度的財政資料。應收物品包括穀物、紙鈔、白銀、鹽等十來項東西，並沒有符合一致的財政標準。有時出現重複登記，有些項目以原始形式登記了一次，換算成其他項目後又登記一次。有些項目列入應收款項，有些事實上是登記成倉庫存貨。有一天下午我忽然想到，這組資料可以當成一個起點，演繹成符合社會科學家胃口的成果，這組資料應該可以用圖表來呈現。我因此接連兩天不進辦公室。我在房東太太的書房中找到一把比例尺，手邊沒有劃好方格的現成紙張，於是花了幾個小時的工夫，就著筆記本上的虛線劃出更多直線。我打算用圖表顯示：明代的政府財政非常奇怪，雖然缺乏整體的系統，但低層的地方會計用各種方式動手腳，讓整體看起來很有秩序。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官方的馬匹。明代開國時，政府從大草原和外國收集了一些馬匹。

　　在滿足軍隊的需求後，剩餘的馬匹就用來繁殖。約四萬匹種馬轉包給一般民家飼養，養馬的人家可以不用繳稅，但必須養好馬匹，有病時請獸醫，負責馬匹的生育，不能動用政府的錢。不久後的15世紀初期，官方「統計數字」顯示，這一類別下的馬匹數量已達數百萬之譜。具體畫在紙上時，每年的數量曲線幾成直線，有一飛沖天之勢，顯示原始的資料並不是來自於一匹一匹地清點，而是從每年固定的繁殖率累進而來。雖然沒有直接的證據，但這番邏輯上的推理卻可以從許多其他的輔佐資料得到證實。首先，朝廷的檢查人員每三年才會到鄉間一趟，去檢查和烙印官方馬匹，因此每年的數目不可能得自於他們的報告。

　　其次，中國當時的鄉村經濟不可能支撐如此龐大的馬匹數目，而且全集中在北方的一小塊區域內。到了一百五十年後的16世紀末期，政府決定把這些種馬的價值換算成現金，結果發現馬匹數量大概在十萬匹左右，根本不是數百萬。我們從這次事件中學到，在帝制中國的末期，一個重要的財政政策居然可以衍生自一個簡單的數學公式，不必考慮所有的相關因素。政策的實施全賴政府當局往下施壓，因為官僚體制和一般大眾之間缺乏法律和經濟的聯繫，無法確保實施一套更上軌道的稅制。

　　我用類似的方法處理同一組會計資料中的其他項目，我無法找出更好的形式。我必須依照明代官僚技術上的竄改方式，才能解釋他們所謂「統計」的本質。我也必須引用間接證據來證實我的立論。我匆忙把這番研究修飾成第二章，三天后送到費正清博士的辦公室。這真是個嚴重錯誤。

　　稿件退回時，顯然費正清剛開始的熱切完全不見了。「我已經無法再給你任何有用的建議。」在他辦公室外燈光昏暗的走道上，我看著摘要，心中充滿深沉的失敗感。他在評語末尾表示，他下一件要做的事是把我所有的草稿送到「該領域的專家」，應該是位經濟學家，讓他進行公正的評估，也許還能提供專業的建議。如果費正清對我的方法表示失望，這個專家的批評則和屠殺相去不遠。他先說，任何像我這樣大範圍的研究計劃，都應該建立在扎實的數字上，必須從人口和土地數據開始。我的草稿甚至還差得很遠，無法讓讀者產生信心。即使是費正清認可的第一章都寫錯了：黃零星地發表意見，但不曾建立任何踏實的結論。專家有何建議？黃可以大幅縮小研究範圍，或是翻譯綜合日本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也不無貢獻。總之，他不應該再進行任何明代財政的量化研究。我覺得我好像被當掉大二的基礎課程。

　　但是，我檢查自己的草稿時，必須承認讀起來不太容易，也不自在。文章不再像賽馬場次表，反而像橋牌專欄。事實上，亞倫·垂斯科特（Alan Truscott）就像替我捉刀的人。桌上已經有這麼多張方塊，因此，坐在西邊的玩家手中的黑牌就不能超過五張。如果叫牌的人吃掉黑桃，積分還會增加。另一方面，為了要讓十二出場，他一定要再給自己一次機會。不過如果這回不成功，再三輪就可以大賺回來，因為東西家可能聯手勉強滿貫一次。每一個動作都牽連下個動作，但給讀者的資料少得很，如果讀者毫無基礎知識，一定迷失在比賽的邏輯之中。總之，這就是漏洞百出的大範圍作品。

　　我想這時和費正清博士談談可能有好處。我應該和他好好長談一番，把我的困難告訴他，向他解釋我想達成的目標。我想說服他，我想做的事其實做得到。一切已經在我腦海中，話都已經到舌尖了。如果可以用合乎邏輯的方式清楚寫出，來吸引西方讀者的注意力就好了！但費公不在，他週末到新罕布夏去了。他希望我能寫出自己的想法。這不是好的替代方式，因為我已經試過卻無法成功。

　　除了我自己以外，我還能怪誰呢？費正清博士花在我身上的時間已經夠久了，還有一些急迫的事等待他去處理。他的桌上堆著研究生和其他學者的文稿，總共有多少份？我算不清楚，但至少有二十份。那年夏天他還要準備出版《美國與中國》的第三版，一次修訂一兩頁。更重要的是，他早已告訴我，我匆匆忙忙抓了太多資料，應該縮小我的研究範圍。他不是早就說過了嗎？我當時並不知道，研究所處理我的研究計劃時，甚至還不是經過他的直接管轄，所有相關領域或部門都要照顧到。

　　無論如何，我獨自面對自己的苦惱。那個週末格爾帶著傑夫開車去紐約。她的父母從田納西一路開車過來玩。她希望他們先在紐普茲休息一下，再到劍橋，逛逛哈佛大學和波士頓。我被單獨留下來，心情低落。我痛恨自己製造出的問題，萬分沮喪的我捶著桌子，但也於事無補。我很擔憂。我要寫明代財政管理專書的消息已經傳開，目前已進退維谷。我回到奧浦蘭路的房子。為了讓主臥室有乾淨的床單給岳父母用，我睡在房東太太兒子的小床上。我從各個地方發現他的名字叫艾列克斯，他有一架模型飛機，從床上方的天花板上垂下來，是第二次大戰期間的噴火式機種。我也參加了二次大戰，在軍中待得太久，讓我在專業上落後這麼多。我一定是在錯誤的時刻選錯地方寫錯書。我的自信第一次無影無蹤，害怕自己永遠完成不了預定的計劃。

　　第二天，又是很熱的一天。又一天溜走了。為了打破失敗感、挫折感和自怨自艾，我一定要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但我找不到解決之道。一刹那間我好希望自己和內人兒子回紐普茲住一星期。但我也知道自己沒有時間，已經是8月中旬了，我的進度落後。

　　第三天是星期天。我走到哈佛廣場，帶回周日版的《波士頓環球報》和《紐約時報》，無意識地翻著報紙，記不起來自己看了什麼。最後所有報紙散置在餐桌、椅子和地板上，蓋住一杯牛奶，還形成路障。我到處找有用的事做，於是拿著髒衣服和一罐洗衣劑，但洗衣機就是不肯動。（後來發現：我按錯鍵，也找不到把手。）我還要喂房東太太的貓，它餓得一直對我喵喵叫，極為惱人，但是我就是找不到貓食罐頭。最後在廚房水槽下面找到罐頭後，又看不到開罐器了。（電動開罐器就在我正前方，固定在牆上，和視線同高度。）對一個心煩意亂的人來說，整個世界似乎就要分崩離析，或說一切都聯合來謀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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