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劍橋，麻省(2)

劍橋，麻省(2)

　　在費正清面前或背後，我常自認是他的門生。即使我不敢猜測我是否達成他的期望，我還是自我安慰：高徒不一定要永遠同意名師的意見。費正清自己就和他的老師蔣廷黻博士相左過，但直到今天他對蔣還是十分敬愛。他的愛徒之一白修德和贊助人哈利·魯斯之間，意見更是分歧得厲害。白修德的回憶錄顯示，兩人之間仍是彼此敬愛。站在我的觀點，卡在我和恩師之間的，是學術圈和部分出版社的習慣。我們都是受害人，有必要予以揭露。

　　我決定寫一本明代稅制和政府財政的專書，當時是1966年，也就是我和格爾結婚的那一年。以我的博士研究而言，出書是很合邏輯的延續工作，而且也是相當自然的連鎖反應。我以「明代之漕運」為博士論文的題目，自然而然累積當時政府後勤作業的資料，寫了一篇文章，收入賀凱編的論文集中，預定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但這不過是討論明代財政運作的起點而已，我的好奇心已經被激發，想去迎接挑戰。關於該主題有許多豐富的資料，但都散置各處，彼此混淆矛盾，其中有大塊領域沒有被研究過，還夾雜許多錯誤的資料，其荒唐誇張之處會讓讀者發笑。除非厘清這團混亂，否則帝制末期的中國仍將繼續陷於臆測與謬誤中。

　　這時情勢有了新發展：明代完整的官方歷史一般稱之為《明實錄》，當時已從手抄本印製成書，在臺北出版，價格相當合理。這是明代朝廷每日的記載，記下重要大事，登錄所達成的重大決定，通常以摘錄的方式收納重要文獻。如果下定決心從頭看到尾，將內容和其他來源的資料相比較，應該可以重建出相當精確的當時情勢。就我而言，以我的準備工夫，應該還可以勾勒出明代的財政運作，寫成一本專書。但這是很重大的決定。我買《明實錄》就花掉我一個月的薪水，全集共計一百三十三冊，外加二十九冊附錄。我花了兩年半時間從頭到尾瀏覽一次，並做筆記。

　　在這段期間內，我得到全美學術團體聯誼會六個月的研究經費，另外四個半月則參加富路德（Carrington Goodrich）博士主持的《明代名人傳》（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研究計劃，讓我繼續接觸《明實錄》。我搬到紐普茲後，紐約州立大學研究基金會和密西根大學中國研究所都支付我連續兩年暑假的花費。在學期中，我設法從例行工作中擠出時間來閱讀史料。閱讀《明實錄》的前面部分時，都是在深夜，當時還睡在搖籃的小嬰兒傑夫，每晚吵醒我們。閱讀《明實錄》的後面部分時，是在休京拉公寓四周的高大松樹下，小兒就在一旁騎腳踏車。

　　1969年夏天，我們到波士頓。在母校教了三年書的余英時，剛在貝爾蒙（Belmont）買房子。我拜訪他時，帶著我的筆記本和研究資料。我對他說，我對明代政府財政的研究已經到可以出書的階段，而且內容應該不會太差。我是用中文記筆記，但要寫成英文草稿應該不至於太麻煩。但財務的問題浮現了。我請教他，哪裡可以找到支持我計劃的出資機構。他大致看過我的資料後，熱心告訴我，可以在哈佛這裡試試看，東亞研究所會有一些資金贊助我這類的計劃。如果我寫出申請書，他可以送到研究所所長費正清那裡。我於是寫了一封長達四頁的信，信也送到了。但審核還需要一番工夫。

　　費正清博士幾乎當場就同意，但計劃草案還要經過委員會的會議，滿足所有相關科系的要求，並和其他申請計劃一併衡量，以便編入研究所下一年的預算中。當時我很少去想這些事，並不瞭解如此一來，對給予我友善協助和鼓勵的人來說，我一開始就增加他們的困擾。聖誕節前兩周，我收到費正清博士傳來的好消息，我的計劃核准了。1970年2月，他又告訴我，研究所已撥出一萬美元的研究費，涵蓋當年夏天和其後的學期。研究所還提供我研究資源，讓我依計劃寫出專書，並收入《哈佛東亞研究叢書》。一切不可能更理想了。

　　肯特大學事件後，美國校園動盪不安，但1970年夏天的哈佛卻是出奇地風平浪靜，各式各樣的夜間節目和活動照舊進行。哈佛大學最忙碌的地方首推職業介紹處，學生和其他人士來此尋找就業機會，無論是臨時或永久的工作。校園內外我們唯一觀察到的奇怪景象是，一群年輕人把頭髮剃得像某些宗教派別，身穿黃色和白色袍子，手持小鈴發出「輕輕輕」的聲音，站在哈佛廣場向人勸募。大多數路人舔著手上的冰淇淋，顯然很欣賞免費的娛樂，但很少有人贊助這項靈魂拯救計劃。

　　我們暑假在奧浦蘭路（Upland Road）租房子住，走到劍橋街的辦公室有些遠，但幸好公車很多。我原先以為，我們暫居哈佛會讓格爾生活孤單，讓她懷念起住家附近的年輕家庭主婦每天來串門子。但她卻適應得很好。她希望我寫出專書來，每個人都寫書的。通常在晴天時，她會推著坐在嬰兒車裡的傑夫，一路推到哈佛廣場。她會逛逛附近的小巷子，欣賞丹麥和瑞士設計的商品。有時我們也會在附近的三明治店裡吃午餐。

　　在我送到研究所的研究計劃中，我已略述明代財政管理的大致情況，描述筆調多少較為活潑。當時我還沒有認真思考應該發展什麼模式或形式，以便呈現詳細的資料給西方讀者看。中國人提到官方的機構組織時，通常會依事件先後順序排列，例如第一年發生什麼事，第二年做了什麼調適等等，重點是在該特定機構的內涵而非其原義。如果提到推動一切的法規時，所謂的基本法規通常表達追求理想中的完美境界，但太過烏托邦，太過簡約，無法等同實際狀況。在閱讀《明實錄》的兩三年中，我完全沉浸于中國文化與文獻的影響，並不擔心超現實自由架構和機械般的精確之間的天壤之別。16世紀明代官僚的心態，有別於當代社會科學家式的歷史學者。因為這點輕忽，我必須賣力彌補。

　　不過，我的第一章草稿相當不錯。這一章概述和財政管理相關的明代政府機構。我花了6月整整一個月和7月的一部分來寫這一章。中國政府機構總是門面堂皇。我的列舉方式依照組織圖表，保留其邏輯的順序。即使提到機構功能時常常離題，但也都還列於各機構的標題下，敘述縱然有些笨重，但大致上仍不妨礙閱讀。這就好像預告肯塔基賽馬一樣。參賽馬匹可能參加過各式各樣的比賽，有些出了意外，有些可能有奇特的際遇，但敘述者總可以從標杆所在位置一一介紹，就可以完成任務。賽馬場次表就會提供所需的形式。

　　結果我交出第一章的草稿時，費正清博士相當贊許：「你寫得好，既正確又明瞭。」他將這一部分視為「相當傑出的開場概論」。一切令人滿意。他的耐心讓我印象深刻，我拼錯gazetteer（相當於中國的方志）十次，他就用紅色鉛筆訂正十次。我搞不清楚material（物資）究竟是一般名詞、集合名詞或抽象名詞時，字尾的單複數也就跟著漫無章法，他會指出上下文中的正確用法給我看。在哈佛，他的子弟稱他為費公，大學部學生稱他約翰王。他無疑是亞洲研究領域的權威，但他的作品卻一絲不苟。每件事都要按步驟來，沒有理所當然這回事。至於撰寫博士論文的學生，他鼓勵他們以二十年為研究範圍，處理題材時才比較順手。最好能在較短的時間範圍內交待清楚所有的事件，其成果還可以和其他時期互為參照發明，勝過一開始野心勃勃，選擇很大的範圍，結果卻漏洞百出。這個方法暗示，大歷史一定要架構於小歷史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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