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劍橋，麻省

劍橋，麻省(1)

　　我的大歷史觀點在美國麻省的劍橋碰到嚴重考驗。這件事讓我至今仍無法釋懷，不過也讓我堅定意志，決定繼續固守我的立場。和十二年後的今天相比，當時的我還不清楚事件的真正意義。我必須從我的角度來說明這件事，原因不只是因為這是我回憶錄中重要的一章，而且還因為牽涉到與美國研究中國的權威學者意見相左。我非常崇拜他，也相當感激他，雖然道出這件事的始末可能會引起更多的不愉快。

　　我在中國時，並不熟悉費正清這個名字。身為國民黨下級軍官的我，接觸的都是學界以外的人。但我成為密西根大學歷史系學生時，就常常聽到他的大名。我的博士論文指導老師費維愷和余英時教授都是費正清的學生。在此之前，從大學時的指定作業、雜誌文章、書評，透過與教師同學之間的正式或非正式談話等等方式，我就已瞭解並拜讀過他的著作。如果有人要認真研究中國問題，卻忽略費正清這個開路先鋒，我覺得是不可能的事。

　　我也不能否認，我自己的史觀是建立在費正清打造的大架構上。有時我捫心自問：如果剔除費正清先發展出來的概念，我不確定自己的文章中還剩多少內容。他的劃時代巨著《美國與中國》（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讓我大開眼界，尤其是1948年的初版。透過費正清的作品，我才學到將中國國家和社會視為和西方完全不同的體系。中國的意識形態已經過時，政府運作比現代西方國家膚淺。中國人民的性格內向又不具競爭性，為了與非中國文化共存，不論對象是以前的蠻夷或是後來的現代殖民強權，中國總是試著建立一個孤立的緩衝區，有時還透過外國人的幫助，如此一來就可以過濾雙方的接觸，減少不安的衝擊。如果沒有哈佛許多學子敬稱的「費公」，我無法想像自己如何發展出一套連貫的中國歷史主題，不論是傳統或現代史。此外，在我分析中國事務時，我也嘗試讓物質生活與當時盛行的思想相互交織，這無疑也是受到費正清的影響。

　　我們意見的差異源于一個信念：在判斷外國文化——以中國傳統為例——時，我們必須保留道德判斷，直到充分考量所有的技術層次問題為止。說也奇怪，道德是人類事務的絕對標準，但就歷史層面來看，道德卻既抽象又隨情境而變化。在大歷史中，道德標準如何適用於特定例子，必須視時間和局勢而定。我們雖然厭惡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做法，但又不能用道德來要求歷史人物達成不可能的任務。也就是說，原則上道德判斷必須在可行性層面之前，但就優先順序而言，又必須置於時空背景之後。

　　我不曾直接和費正清博士討論這個主題，我和他的意見相左卻導源於此。十二年前我還無法理解其微妙之處，但我卻頑固違背他的期望，當然令他不快，我卻也沒有因此而高興。當時我在他贊助之下撰寫明代政府財政的專書，可以說是以荒謬的制度為研究主題。在撰寫過程中浮現一個問題：我們應該深入挖掘並思考這套荒謬制度背後的邏輯？或是運用今日的經濟學知識直接抨擊其荒謬？當時還不清楚的是，如果循後者的途徑，我們就會將技術問題轉變成道德問題。中央集權化管理已超越所需的技術支援，這個基本議題暫且不論，我們可能發現無數的明代官員都貪污無能。基本上這雖然不算錯，但特別強調也無助於我們的知識。如果這項發現應用於當代中國，更可能造成嚴重的扭曲。我們將無視於背景因素，看不到中國領導人繼承無法運作的制度，只會指責他們模仿祖先，貪污無能到無可救藥的地步。

　　將道德判斷置於技術層面之前，是美國外交事務常有意外挫敗的主因之一，尤其是美國外交官事實上並沒有惡意。已故的史迪威將軍在他的日記中透露對中國精神的稱讚。他在戰時目睹，由於情勢所逼，一整連的士兵必須推動一長串的載貨火車。遠遠看去，這個長方形的物體就像有無數隻腳的蜈蚣緩緩移動。他說，有這樣的精神，中國一定可以打敗日本。將軍似乎因這個實例而想到，中國必須以人力來彌補技術上的差距。但是，面臨絕境的蔣介石必須犧牲中國最好的軍隊（有些是西方特派員所說的「蔣家軍」），以宣傳這樣的精神，達到贏取西方支持的目的，基本上是以戰略物資的形式來支援。史迪威卻幾乎把蔣視為不道德的人物，更在中國人面前挑戰他的領導權，因此打擊他自己所盛讚的精神。無論是結交朋友或想影響他人，運用這種方式並不可能奏效。

　　費正清博士並不喜歡別人提到「美國帝國主義」。身為已歸化公民的我，也不太樂意見到這個不名譽的標簽，因為簡直暗示我出於自由意志而選擇壞人的陣營。但痛苦的事實是，在今日的世界，帝國主義一詞卻被開發中國家廣泛使用。開發中國家極力保衛自己國家的權益，其程度超過我們願意承認的地步。如果以污蔑之名加諸他們，這種過度反應並無法有效解決問題，而且我們那些在海外不受拘束的機構是否懷有高尚的道德，我們也無法肯定。舉例來說，所謂的自由貿易，就是美國企業可以只付低廉的工資，讓那些未開發國家的頂尖人才淪為買辦階層，或是借電話和電報出清一個國家內主要商品的存貨，因為控股公司在美國擁有賬面資產而有恃無恐。種種可能性導致許多國家抗拒美國的影響，這對我們應該是警訊，要我們不能要求其他國家一味模仿我們，違背他們自己較佳的判斷力，警惕我們不能未經全盤思考就批評他人，即使是過去的歷史也不行。

　　這些誤解可以透過大歷史輕易解決。必須記住的是，在經濟發展史上，美國是特例，不是典型。在獨立宣言前夕，英屬殖民地的這群人已經採納了母國的法律制度，設法使農業配合剛萌芽的工業和商業（見其後的英國章節）。在其後的歲月，美國擴大其組織能力，將國家經濟的所有部門都置於同樣的貨幣管理之下，並應用到廣大的國土上，其間很少受到外國勢力的干涉。然而，這並非說美國從此一帆風順，不用經過掙扎奮鬥。在新的共和國體制建立後不久，就爆發謝斯叛亂（Shays's Rebellion）和威士忌叛亂（Whiskey Rebellion），都因稅制而起。

　　強制禁運引爆1812年戰爭，關稅紛爭導致卡虎廢法（Calhoun's Nullification），廢奴和各州權利法（State Rights）將國家精英送上戰場打內戰。所爭論的議題包括錢、種族、銀行、移民法、累進稅制、信用破產、勞工工會、州際貿易、福利和各式各樣的社會立法。不過，也因為有這些爭議，美國才能成為已開發國家，並且是全球最先進的國家。由於進行改革、重新調適及協調，美國經濟鼓勵最先進的部門繼續精進。開發中國家之所以未開發，是因為並沒有做好上述或類似的準備，原因不難想見是出於深藏於地理歷史中的因素，以致國家無法採用明顯易見的選擇。如果沒有考慮這些背景因素，直接以美國來比較，等於暗示贏家道德優越，而輸家不理性又笨拙。因此，到海外狂熱促銷美國主義的熱心人士常無功而返，在某些極端例子中，他們反而像是成熟聽眾面前的無知狂童。

　　雖說如此，但這番話已超越了我與費正清博士的爭議。此處描述的粗心並非他的性格。事實上，他有時也會對無暇深思的同胞發表類似的訴求。此外，就引起爭論的那本書來說，我仍然我行我素，最後書並非由哈佛出版。我在此處添加上一段說明，原因是經過反省及清晰的思考後，我開始瞭解到，十二年前意見不同的內涵遠超過我當時的理解。不安的處境讓我重新檢視自己的地位，讓我清楚意識到，20世紀的中國領導者必須面臨技術的困難。這個領悟並沒有讓我喪失信心，反而有助於歷史的長期合理性，因而強化我的樂觀心態，這和費正清博士的充滿希望並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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