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沒有特定地點：只不過是歷史學家的反省(7)

沒有特定地點：只不過是歷史學家的反省(7)

　　多年後的現在，我只想駁斥下列說法：站在國民黨這邊的我們都希望保持現狀，因此阻擋改革之路。其實，大多數的人就像我自己一樣，只是抱著我們的幻想和一廂情願，希望可以延後攤牌的時刻，找到不會引起痛苦的公式。我們缺乏的是一心一意的念頭和堅強的心智，並無法預知到，當時一定要打破僵局，無論花什麼成本，無論用什麼方法，不管傳統或非傳統。兩大政黨最大的不同在於一個基本的學院派觀念：不相信農民的暴動能救贖這個國家。

　　將國民黨和「布爾喬亞」畫上等號（左派人士常如此形容），並不是指國民黨人擁有股票和債券。除了極少數的人以外，事實上他們都沒有。包括蔣介石在內的國民黨將領，出身背景和大多數的共產黨領袖都一樣，除少數人以外，他們的財產還不足以多到要用生命去捍衛，更不要說是席捲全國的內戰。然而，在國民黨這一方，都市的氣息比較濃厚。「容忍」的精神可以延伸成放縱任性。如果我們無法免於物質的欲望，至少我們擁有幻想的自由。受中產階級文化的影響，我們意識到共產黨分化高壓的威脅，因此一定要抗拒甚至壓抑。我們並不知道，在回應挑戰時，我們促進了內戰大熔爐的誕生，這正是導致共產黨有所突破的環境。

　　我們希望能靠大筆美援解決困難，而美夢果然成真。滿懷憧憬甚至不是始於蔣介石，而是從孫中山開始。國民黨的遺產可以追溯到他寫的一本書，其中計劃在十年內興建七萬五千英里長的鐵路，在沿海沒聽過的地方興建新港口，以取代香港、上海及大連。這樣龐大的工程又注重「機器密集」，當然需要外國的資金。孫中山並沒有周詳考慮到，一個國家要達到現代化，進口物資不能只是結果，而必須充當手段，讓接受一方的社會回應挑戰，培養組織能力，將外來事物恰當融入政治體。即使在一切順利的承平時期，國家經濟中現代化層面所產生的好處，也要經過很久的時間才能傳到內陸。抗戰勝利後的中國顯然沒有如此從容的環境。相反地，東亞大陸當時出現權力真空，中國必須儘快重整自己，而且儘量減少外力的影響。這些狀況讓我必須說，命運是干涉一切的因素。

　　我花了一段時間才說服自己，國民黨軍隊當時的問題在於「頭重腳輕」。現代化設備大規模湧入，只會增加上層的重量，底層大眾更難予以支持，軍隊顯得更像是外來力量來對抗中國社會。這個二分法所造成的結構失敗，將大於所謂的貪污無能等溫和的譴責。繼國民黨的失敗之後，也看到同樣的情況發生在其他國家。為了抵抗和國家下層結構無法相安的外來因素，越南和伊朗的反對勢力訴諸不同的「主義」以遂其目的。

　　毛澤東的革命在本書稱之為「勞力密集」，一度顯得迂回曲折、異想天開，甚至連他的黨人也輕視這位未來的黨主席。因此，我們當時忽略其功效，也許不能算是太離譜。內戰爆發後才完全看到他的手法更直接、更有重點、更務實，因此在解決中國問題時，比其他所能想像出的方法更完備，更自足。一旦付出代價，就不能否認他計劃中的優點。讚揚他土地改革的作家常說，平等精神、人道訴求與他的土地改革息息相關。事實上，提到道德時，可以針對主題進行各式各樣的辯論。問題在於，革命本身就是重新修改道德標準。

　　如果不同意上述的話，至少我們可以接受這個明白的事實：透過土地改革，毛澤東和共產黨賦予中國一個全新的下層結構。從此稅可以徵收，國家資源比較容易管理，國家行政的中間階層比較容易和被管理者溝通，不像以前從滿清宮廷派來的大官。在這方面，革命讓中國產生某種新力量和新個性，這是蔣介石政府無法做到的。下層結構還在原型階段，顯然未來需要修正。在此同時，這個驚天動地事件所激起的狂熱——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財產重分配和集體化——似乎一直持續，直到「文化大革命」為止。這時歷史學家提及上述事件時，可以持肯定的態度，不至於有情緒上的不確定。

　　國共爭鬥的時期雖然顯得長，實際上只是鴉片戰爭啟動歷史事件以來的其中一環。在現代中國歷史的所有層面中，都貫穿一個基本議題，就是中國由文化主導的政治體必須轉化成現代國家，其基本要求為可以從經濟上管理公共事務。在蔣介石以前，這個問題甚至還沒有被國人所瞭解。在毛澤東掌權後數年，中國人口還是只能約略概算管理，顯示轉化成現代國家的路還很漫長。但即使不耐煩也無濟於事，要更改影響十億人口的結構，本來就不是一件容易事，何況這個結構有四百年以上的歷史。轉變不是小小的調適而已，問題能夠持續這麼久，正可以說明其本質有多嚴重。

　　內戰將人際間的衝突放大千萬倍。這個經驗有許多層次：感情與理性，迫近與遙遠，內與外，戰前與戰後。然而，在三分之一個世紀以後，我看到的是在歷史長期的延續下敵對雙方的直線進展，而不是交鋒當時似乎毫無妥協餘地的歧見。例如，如果不是在蔣介石高舉國家統一旗幟的遮蔽下，我看不出毛澤東何以能進行農村改造。即使在書寫歷史時，只有當國民黨所經歷的困難完全浮現，而各種替代方案又已用盡時，共產黨的激進措施才會顯得有意義。

　　身為歷史學家的我相信，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是偉人。他們都獨樹一幟，用自己的方式去處理歷史加諸他們身上的最艱困處境，從而展現本身非凡的長才。他們的勇氣雖然方式不一，但都代表中國的心智和力量。但這類型的勇氣都是一面倒的固執，毫無吸引我們的個人性格和特質。事實上，如果去除他們歷史上的偉大地位，傳記作家可以簡單形容他們：一個僵硬死板，另一個掩不住土氣。這些和他們掌控的媒介有很大關係。一方在過時的社會價值中努力擠出最後一滴可用之物，另一方則採取「辯證的即興創作」，因此常常利用人類的邪惡天性，企圖打造出理想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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