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青山沒有特定地點：只不過是歷史學家的反省(6)

沒有特定地點：只不過是歷史學家的反省(6)

　　沒有人提過這個事實：在戰爭的最後一兩年，很少將軍能得到執行任務所需的恰當工具。身為總司令的蔣介石壓力一定更大，因為他找不到人訴苦。他冷不防被問到這個問題，於是向王姓代表和在場聽眾傾泄他的真正情緒，問他們是否瞭解到，他們能夠舒適平安，要歸功於率領著營養不良的士兵、帶著不足裝備上戰場的人。如果有不可能的任務，應該責怪誰呢？是在最惡劣環境下仍然撐下去的人？還是坐在後面批評他們做得不夠好的人？

　　總之，說蔣介石政府的特色是腐化無能，並沒有觸及問題的深處。這個問題古老而脆弱，其底線在民國出現之前的數百年。這些情況對蔣的行為模式有決定性的影響。1937年，他帶領中國打一場沒有計劃的戰爭，就好像禪宗一樣，以美感和本能去面對問題，依賴靈感的忽然湧現，而非精心的策劃算計。他在大方向中摸索，讓後果來決定細節。每當他缺乏執行工作的工具時，他就用決心來填補。幸運的是，對手也採取同樣的態度，因為日本人並沒有長期的計劃。其後的僵局製造出適合美國介入的時空，最後優勢終於轉向中國這一邊。

　　內戰是抗日戰爭的必要延續。部隊已經部署在戰場上。接收日軍曾佔領的城市時，更決定了國民黨軍隊的戰略性地位。在抗戰勝利前，好戰者已採取了無可撤退的步驟。對共產黨來說，此刻正是絕佳機會，應該趁機完成未完成的革命。雖然國民黨軍隊在內戰初期採取軍事攻勢，但其實打的是保衛戰，從頭到尾都應該保持被動的角色。國民黨再度沒有擬定作戰計劃。國民黨短期目標是開發鐵路沿線，讓經濟大概回到1937年之前的狀況，但這個目標未曾達成。在這場戰爭中，消耗才是重點，後續的動員相當重要，但國民黨軍隊卻無法改善這些方面。黨所擁有的一切，都已在前線了。

　　美國的調停行動只招惹太平洋兩岸的怨言。對美國的人民來說，蔣介石貪得無厭、冥頑不靈。他對美國的建議充耳不聞，卻急著伸手向美國求助，接受援助時並沒有表達謝意，經手後又沒有任何成果。對於站在國民黨這邊的我們而言，美國總是責備得多，幫助得少，而且常常看不到問題的真正本質所在。

　　事實上，誤解無處不在，包括親身經歷戰爭的我們，都無法解讀其真實意義。中國文化傳承中，最矛盾特別的因素之一是虛有其表的能力。我自己不斷重讀古籍，才瞭解其中運作之道。簡單地說，你無法評估環境時，不妨大膽假設。情勢不利於你時，就將你的信念伸張到不合理的極限，希望奇跡會發生。難以解釋一個訊息時，就用誇張的方式加以縮減。這些做法當然會把信仰和一廂情願混淆不清。不過，在信息傳播困難、不可能達成共識的國家中，這些做法自有其目的。在戰爭期間更是如此，因為沒有人確信一定會勝利。

　　多年後，我檢視自己在成都的經驗時才意識到，這樣的力量已影響了我們，雖然我們並不自知。以蔣介石的例子來說，我們發現對他本人很失望後，依然擁抱著這個傳奇。我們上床前會嘲笑他的浙江口音，但次日早上，我們提到「我們的校長」時，敬畏之情絲毫未減。在不知不覺中，我們想到蔣介石時，想到的是他扮演的歷史角色，他代表的想法和概念，有別於蔣介石本人。根據我和黃埔將領之間的談話，我確信他們也有同樣的態度。因此，保證或事先的承諾就非常重要。只有西方國家一心揭發醜聞的新聞記者，才會以戳破我們的神話為樂。他們指責我們自我欺騙時，多數的國人可能認為他們蓄意無動於衷，有時又懷著沒有必要的敵意。以詩人和哲學家為代表的東方，與以邏輯學家和數學家為代表的西方，兩者之間的爭議可能沒完沒了。

　　在一番回顧後，我願意承認，國民黨無法整頓社會關係來支撐軍隊，結果讓美國的大量援助變得不切實際。但這個原因不同於杜魯門政府停止援助的說法，他們覺得原因出在中國無法形成聯合陣線。這個爭論顯示，西方傾向用議會制來解決問題，希望中國實施議會制，讓自由派分子和少數党可以扮演關鍵角色。這項假定必須基於下列前提：議題可以在確定範圍後加以辯論；選票可以被調查出來；多數決定可以形成。這些無疑都是美國調停時的辭藻。美國武斷決定，國共爭鬥的問題已經攤開來，政策的不同可以靠談判來解決，但事實真相卻是：一方想借美援來修補屋頂，另一方卻想從底部摧毀所有結構。這樣的爭論不只是發生在前議會制度時期，而且還是前憲政時期。

　　即使是蔣介石的政府有多民主這個問題，也比多數觀察家當時所瞭解的還要微妙。對站在國民黨這邊的人來說，蔣介石一直很包容異己。只有一心想排除所有人的人士，才會被他驅除。事實上，他將不同背景的人引進政府，包括知名學者和他以前的敵人。但此處就是共產黨的論點所在。我們可以用印度的印度教徒和回教徒間的爭議，來做為對比說明。印度教可以被贊為精神昇華的最高級形式宗教，但也被貶為支持迷信的最低級形式。印度教徒對各式各樣的信仰一視同仁，都願意接納，因此自認寬大為懷。但是在敵人的眼中，他們並沒有貫徹自己的信念，也沒有要求別人，所謂的包容不過是假裝寬大，卻犧牲了絕對真理。有些回教徒更覺得，單是承認印度教的領導權，就等於是放棄自己宗教的基本教義，讓自己的宗教在一開始便淪為次要地位，而後就會完全不受重視。

　　我們的共產黨友人就是以類似的態度來面對我們。我們聚集這麼多教師、銀行家、地理學家、政客、前軍閥等，只不過是為了彼此保證不採取危險和激烈的舉動，他們看不出其中有何優點或智慧可言。如果我們不能去除各省強人，我們就是軍閥體系的一部分；如果我們不能改善農民的生活，我們就是保護地主的權益。這樣的態度又激起我們的反感，認為他們太沒有彈性，簡直是以高壓來威脅我們。

　　黨派的爭吵實際上反映歷史的僵局，內戰勢必不可免，多年後的我們才瞭解這一點，但交戰當時卻看不清楚。關鍵問題在於土地改革，其他不過是其次。問題在於要不要進行改革，如果將這棘手的問題擱置一旁，我們就永遠不可能從上而下來重建中國。國民黨軍隊雖然被西方標準視為落伍，卻已經超越中國村落所能充分支援的最大限度，因此必須重整後者。但這樣的提議說來容易，做起來難，因為一旦啟動後，就沒有辦法在中間任何時點制止，必須從頭到尾整頓，依人頭為基準，重新分配所有農地給耕種者。這個問題非常複雜，任何妥協不是不可行，就是在管理上不切實際。如果沒有內戰，一切可能顯得簡單容易。多年來，我們只是認為毛澤東太過強烈，一心想著分化，而他的「主義」太過吹毛求疵，太武斷，但我們並不瞭解，他的所有基礎工作都是為了最後的攤牌而做準備。我想，我在共產黨的友人事先並不知道這一點。不過，由於先前的承諾，他們還是繼續堅守陣營。

　　實際上，這場土地改革的細節到多年後才為外界所知。但在內戰時，關於過程的零星報道已足以讓膽大者心寒。我不能像艾格妮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宣稱，就階級而言，所有的受害者都是罪有應得。我也無法說，所有的受害者都是無辜的，而且改革可以不必流血。我也不能像威廉·辛頓（William Hinton）建議下一代，長痛不如短痛，為結束長期的痛苦，可以容許短期的殘暴。假裝一切都沒發生過，在書內完全不提這件事，又有違我歷史學家的角色，我的故事將難以理解。如果哀悼在動盪中的罹難者，又顯得我只是假惺惺。面臨這樣的困境，我只能採取最難但也可能是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請命運來承擔我們良知的重擔，如此我才能接受事實。雖然無法精確地統計，但估計改革過程中約有三百到五百萬人喪生，他們大多數是中小規模的地主，大多數是被活活打死。

　　我沒有參與此一運動，我既非參與者，也非旁觀者，我甚至沒有在旁揮舞著階級鬥爭的旗子。但我無法完全置身事外。和我這一代大多數的中國人一樣，我的良心無法平安，即使我不在現場。多年來我一直知道土地問題的存在，任何一點一滴的消息都指出僵局所在，需要有人去打破。我既然逃離現場，就無法做出道德判斷。在這場無異於戰爭的土地改革中，無論發生什麼事，我都沒有能力去寬恕或譴責。這不能和屠殺猶太人相提並論，應該比較接近廣島的原子彈爆炸，是人類社會的污點。如果要提到責任的問題，應該由我們全體來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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